《上海渔阳里和中国的创建学术论坛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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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海渔阳里是中国的发源地和创建时期的活动场所,在党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
地位.
[关键词]上海渔阳里;中国;创建
“渔阳里”是位于上海法租界的一条弄堂,其中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与中国的创建密切相关,是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聚合点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地.这里是中国第一个组织的诞生地,第一个青年团组织的创建地,这里还是“中国”定名之处,“一大”筹备之处,第一届局驻地,影响深远的《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在“渔阳里”街区,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干部培训学校——外国语学社,最早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劳动界》周刊,校阅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创刊出版了中国的第一个党刊
——《》月刊,成立了第一个由组织领导的工会团体——上海机器工会,可见“渔阳里”在党史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为充分阐扬“渔阳里与中国创建与发展”的历史意蕴,2019年11月16日,由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党史学会、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上海渔阳里与中国的创建”学术论坛在上海举办.论坛由上海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上海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基地等单位承办.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上海市委党校、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以及上海党史研究系统和全国各地6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一大会址纪念馆、二大会址纪念馆、四大纪念馆、龙华烈士纪念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旧址纪念馆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论坛.
与会者围绕“渔阳里与中国的创建”这一主题,聚焦分析上海渔阳里作为中国创建的重要发源地和建党精神的重要承载地,阐述了渔阳里与中国的创建和早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逻辑联系,从渔阳里与建党精神、渔阳里与中国的筹备初创、渔阳里与创建人物等几个方面,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一 渔阳里与建党精神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福进通过厘清建党精神与红色文化基因二者之间的关联,认为,建党精神是我国红色文化基因汇聚的源头,红色文化基因的延续发展离不开建党精神的指引.中国的创建及其内蕴的建党精神是我国红色文化基因的源头活水和树之本根,红色文化基因在中国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始终存续并不断扩散,对于实践中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和现实价值.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张云认为,建党精神是中国人的精神谱系,理应放在首位,因为这是中国人的精神之源、初心之始.张云将渔阳里在建党活动中的功能定位归纳为八个方面：第一,渔阳里是中国第一个组织的诞生之地;第二,渔阳里是中国建党活动的中枢之地;第三,渔阳里是中国人亮剑举旗的首要之地;第四,渔阳里是中国局机关第一个驻扎之地;第五,渔阳里是中国干部队伍建设的第一个培训之地;第六,渔阳里是中国助手——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立之地;第七,渔阳里是中国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工会组织的首建之地;第八,渔阳里是中国人革命精神的起源之地,因而以渔阳里为核心基础的上海建党精神,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精神谱系的开篇之首.龙平平认为,渔阳里文化本质上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它是中国革命文化的源头与根脉.理由是：渔阳里是中国引进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渔阳里是中国的发祥地;渔阳里是中国早期革命活动的司令部.渔阳里文化的主角是陈独秀,渔阳里文化因陈独秀而起,主要是围绕着陈独秀展开的.
二 渔阳里与中国的创建及其初期发展
20世纪20年代前后,地处法租界中区的渔阳里,由于地缘特点和区位优势,吸引了大批来自海内外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此集聚,使这里成为中国的发源地和创建时期的重要活动场所.在1921年一大前夕,以陈独秀为首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渔阳里区域完成了建立新型先进政党的理论宣传、阶级基础（工运）及后备力量培养等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曾景忠对创建过程几个节点进行了考析,认为,一,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建党,不无可能,但同时也应看到是在共产国际和俄共的指导帮助下建立的.二,党史研究室《中国历史》一书,以俞秀松日记中“社会”半句话,与施存统等回忆起草党纲拼接在一起的写法欠当.创建过程中曾建立“社会”之说悬疑.三,创立于1920年7月中旬,7月19日中国积极分子会和“革
命局”成立,可能即是中国秘密创立日期.四,1920年8月起建团、办刊物、成立工会,是创立后有计划开展的活动.五,“一大”原定1921年6月20日召开,后延期至7月20日（实际是23日）.
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分析了上海法租界特别是法租界新区的地域特点,认为在上海城市化过程中,此地较之公共租界、华界,具有后发优势,规划严格,道路宽畅,人口密度不高,环境幽雅,交通便利,房屋建筑精致,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这也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集聚在这里的根本原因.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是陈独秀住所、《新青年》编辑部,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祥地;白尔路三益里17号
（自忠路163弄17号）是《星期评论》编辑部所在地,辅德里（今老成都北路7弄）是李达的住处,1922年,中国在这里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树德里（今兴业路76、78号）是李汉俊的住所,是一大的会址;新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地,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发源地,再加上博文女校、永安公司旅馆、大东旅社等,构成了上海建党的空间.这些空间基本集聚在一平方公里的空間,这里是中国革命者的汇聚地,在这里举行“一大”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董德兵认为,制定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党章是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作为党的早期组织活动中心,渔阳里为中国首部治党的党章制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对于集中统一、严格纪律的强调,为第一部党章突出党的纪律、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长江韬奋奖获得者、高级记者俞亮鑫认为,从渔阳里秘密建党开始,到一大在树德里正式宣布党的成立,是一个完整的建党过程.目前对渔阳里成立的中国第一个组织的说法不一,有说是共产主义小组,有说是上海组织,有说是早期组织,有说是中国的发起组或创建组,也有说成立的就是中国,因此,亟待我们从尊重历史、尊重人的初心出发,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清楚认识和阐述这段重大历史.史料证明,在上海建立的党组织一开始名称就叫中国,北京的组织则称为中国北京支部,这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开始.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徐光寿认为,目前老渔阳里2号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门口所挂铭牌“《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不足以反映老渔阳里2号在党史上的重要地位.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门口应再增挂几块铭牌,最重要的牌子是“中国第一个组织诞生地”,最耀眼的牌子是“机关第一个驻地”,最基本的牌子是“陈独秀故居”.
湖北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吴继金考察了领导早期工人运动中的美术宣传活动,认为,在中国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中,为了鼓舞工人的革命斗志,宣传革命思想,美术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宣传活动之中,发挥了重要的艺术武器作用.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林伟民等人都十分重视美术等形象宣传工作,在“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工人运动中,出现了很多革命美术宣传品;一些专业美术工作者也以艺术为武器,投身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之中.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瑊系统梳理了50年代初期对于老渔阳里2号之开发与保护的历史过程.老渔阳里2号位于渔阳里南端,1912年建成.自1920年春,以陈独秀为核心的新知阶层集聚于此,完成了精英集聚、理论宣传、阶级动员、人才培养、组织创建、筹建成立大会、初期发展等项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老渔阳里2号在党史上的重要地位,被确定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二馆.但由于各种原因,几年后被关闭.20世纪70年代有居民入住.2018年10月,居住于此的四户居民完成搬迁,老渔阳里2号将恢复其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作用.
三 渔阳里与创建时期人物研究
2019年适逢陈独秀140周年诞辰,李大钊130周年诞辰,俞秀松120周年诞辰,创建时期的人物研究也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译局郭海龙认为,袁振英的妇女解放思想经历了形成、发展和成熟阶段,主要内容包括：以改造社会经济基础来实现男女平等、妇女要自己解放自己,废除束缚男女个性的家庭婚姻制度,主张设立帮扶孕妇、抚养儿童和扶养老人的社会机构,帮助个体实现优生优育、享受青春和安享晚年,实行没有婚姻的自由恋爱以及进行专门的女子教育等.这套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不婚主义”.产生这种思想的原因主要有：袁振英信奉无政府主义思想并深受无政府主义者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健将等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启发以及易卜生等西方文化界名人的启发;袁振英本人对近代中西社会各种丑恶变态现象的不满和鞭挞;袁振英自身亲身经历和实践的升华.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华强认为,俞秀松是中国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共青团的创始人,并担任中国共青团的前身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因此也是与共产国际最早发生密切联系的人之一,对建党创团都有突出的贡献.俞秀松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王明、康生在新疆推行“肃反”运动,称他为“托洛茨基派”和“江浙同乡会”的领导骨干,是当时省城阴谋的参加者和领导者.俞秀松21岁投身革命,40岁在苏联被错误杀害,成为苏联肃反扩大化的牺牲品.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王利亚认为,俞秀松是党团先驱,他一生去过三次苏俄,1933年初至1935年,俞秀松在苏联远东地区哈巴罗夫斯克工作,担任当地的中文报纸《工人之路》的副主编.《工人之路》（俄文：Рабочий путь）是一份在苏联远东地区出版的中文报纸,于1922年初创刊,作为联共（布）远东边疆区委员会和远东边疆区工会委员会的机关报,早期为周刊,后期为双日刊,先后在赤塔、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出版,1938年4月停刊.文章在俄文资料的基础上,研究了俞秀松等人在《工人之路》的工作情况.
常州三杰纪念馆研究馆员黄明彦在《张太雷在创建时期的重要贡献不应低估》一文中分析了张太雷作为推动参与建立的先进分子之一,在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创建天津早期党团组织、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的特殊贡献、积极倡导第一次国共合作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张太雷在创建及早期发展的重要贡献,认为张太雷的重要历史贡献不应被低估.
上海市党史学会会员徐南在《陈独秀对党的二大的历史贡献》一文中,从20世纪20年代初的国际国内形势和领袖陈独秀的认識判断,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的重要影响和陈独秀代表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主张,陈独秀主持召开二大、起草并通过二大宣言制定党的革命纲领和策略等三个方面,提纲挈领地阐述和归纳了陈独秀对党的二大的历史贡献.
哈尔滨出版社编辑室杨庆旺认为,上海的渔阳里是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中国诞生地和初期工作的指挥中心.多次到渔阳里,寻找真理、领取使命、参与党的初期建设.与渔阳里发生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对一生发挥了重大作用,研究这段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松江区委党校陈安杰认为,支部是上海早期组织为开展海外革命活动,派遣上海早期组织的主要发起人施存统在日本创建的旅日早期党组织.从近年来日本馆藏档案解密资料来看,日本政府对留日学生中的社会主义者打上了“过激派中国人”的标签,进行秘密跟踪监视,施存统就是被重点监视的对象.作为支部的创始人,施存统与上海渔阳里“秘密组织”有着特殊关系,基于这一原因,施存统时常受到日本的骚扰,在这种境况下,他仍然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留日学生中发展党员,加强与上海党组织的合作,促成日本共产主义者参加“远东大会”,为支部的创建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曾晓庄介绍了第一批党员、上海发起组成员陈公培的人生经历,其鲜为人知的家世,对其走上革命道路具有影响.陈公培亲自参与了中国最早的组织以及旅法中国组织的创建;受命奔赴海南岛开展建立党团的工作;他主张要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重视培养革命中坚力量.曾晓庄是陈公培的外甥女,长期致力于陈公培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主编有《陈公培文集》.
萧山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编纂研究室莫艳梅通过对早期党员沈定一家世的研究,认为,学术界对沈定一的研究处于较为冷清的状态.据其家谱得知,清代时,沈定一的祖父沈秉铨在保家卫国中与其子沈受震同时殉难.叔祖沈秉贤乐做善事,曾募捐兴办乡团,资助邻里乡亲.父亲沈受谦为官55年,政绩卓著,同时也积蓄了大量的钱财,为沈定一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支持.沈受谦还是一个爱国人士,致仕回乡后,支持浙江保路运动,支持儿子毁家革命.沈定一为人豪爽,敢于革命,与他的家世有关.
此次会议聚焦于“上海渔阳里与中国的创建”,主题明确,内容丰富,既有专家学者深入细致的学理分析,也有渔阳里后代饱含深情的回忆讲述.经过为期一天的深入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渔阳里”是中国的发源地和创建时期的重要活动场所,通过回顾中国从创建到不断发展壮大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使人们更加全面了解渔阳里在中国的早期创建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深刻体会建党初期中国人的理想与初心.有关“渔阳里”的研究,应开拓视野,转换视角,借鉴多学科理论,运用多学科相互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术视角,审视“渔阳里”这一具有丰富历史意涵的城市区域,以揭示“渔阳里”在创建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多重影响.
（作者系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矫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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