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类英语论文范文参考 文学类英语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文学类英语论文范文参考：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
2. 第二篇文学类英语论文样文：约翰逊及其《英语词典》研究
3. 第三篇文学类英语论文范文模板：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
4. 第四篇文学类英语论文范例：英汉颜色词次范畴对比研究
5. 第五篇文学类英语论文范文格式：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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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文学类英语论文范文参考：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

19世纪是中西互识的一个世纪,也是中西文明发生激烈碰撞与交流的一个世纪.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中,中国农业文明做出了积极回应.在这一中西互识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外交官等英译了中国文化典籍,把中国文化传到西方.至19世纪末,国情介绍性的著作越来越少,翻译作品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中西交往的历史就是一部翻译史.

本研究属于翻译史的研究范畴,但不是西方文化典籍译入史,而是中国文化典籍译出史.本文以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兼及19世纪之前和20世纪.本文分为4个板块：一、追溯19世纪前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语转译文本,目的是理清天主教传教士拉丁语、法语等译本及其与英语转译文本的关系,为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寻找源头；二、弄清了19世纪传教士、外交官等英译中国文化典籍的动机与目的、译本面貌、翻译策略、翻译思想,耶儒道之间的比较与交流、翻译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在“中学西渐”中所起的作用,等等；三、提出并厘定了“侨居地翻译”概念,对侨居地翻译的主体身份、文化心态、主客文化、中国文化传播与定位,以及与殖民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四、理出了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走势：从世俗化翻译到学术化翻译.特点有：译者身份多样化、译本趋向电子化、翻译理论繁荣发展等.在这4个板块中,重点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通过研究,梳理出了以译者为中心的两条主线：传教士英译中国儒道典籍和外交官英译中国文学典籍,以及两条副线：期刊上刊登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作品和汉英词典中的翻译.

新教传教士和外交官的翻译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两条主线.由于19世纪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渠道不畅,新教传教士的翻译主要集中在《三字经》、“四书”等,在西方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价值和成就不大.下半期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出现*,儒释道三家的主要典籍都被成了英语,有些典籍还不止一种译本.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传教服务,译本有耶儒道融合的痕迹,学术研究价值巨大.同时也出现了汉学研究的苗头.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思想,译者多采用汉英对照和厚重翻译.外交官出于认识中国的目的,在19世纪上半期比较关注中国的流行作品,从中把握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道德品质、精神气质等,为开展贸易和殖民中国服务.译文注重信息传递,文学性和可读性稍差.下半期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都是中国一流的作品,目的是让西方人明白,中国是-个文明国家,其文明程度处在欧洲中等水平(翟理斯语).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翻译的立意和文学性都高于上半期.外交官和传教士退休后都成了汉学家,其翻译与汉学研究并重,为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奠定了基础.

期刊上的典籍英译作品和汉英词典中的翻译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两条副线.期刊上刊登的翻译以蒙学典籍和文学典籍为主,目的是想通过这两类译著介绍中国的教育和社会现状,进而为传教和汉学研究服务.期刊分国内和国外两种,译者是侨居在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官等,他们的翻译和观点影响了英美读者对中国的看法,以及英美对华政策,在中西交往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汉英词典主要译自《康熙字典》和中国其他学者编写的字典,其中夹带有大量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译例,无形中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学习汉语和英译中国文化典籍时必须借助这些汉英词典,对其翻译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

本文提出“侨居地翻译”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界定,研究了侨居地译者的文化心态、合作翻译、赞助出版、文化传播等.结果发现,译者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越能理解中国文化,殖民心态也越弱.在翻译上,强调两种文化的共性,有融合中西文化的倾向.从效果上看,融合翻译的混杂性易产生“第三空间”,并在学术上有所创新.此外,还提出了典籍翻译理论研究要以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实践为基础,以经文辩读作为方法论,借鉴西方现代译论中宽阔的视野和思辨精神,融合现有典籍翻译理论,形成有理论体系的典籍翻译理论.

本研究将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放到中西文明史的框架中去考察,发现翻译实际上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对它进行研究不仅可为中英或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等提供借鉴,甚至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有促进意义.此外,希望本研究对翻译学科建设、典籍复译,以及整个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史都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第二篇文学类英语论文样文：约翰逊及其《英语词典》研究

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是英国文学史上与莎士比亚齐名的文学泰斗,代表着一个时代.在英国文学史上,人把这个时期称作“约翰逊时代”.除了文学上的声望在其生前就已达到巅峰之外,他还是词典学家、文学批评家、道德家和谈话家.在社会生活中,他也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在英国民间被看作是“典型的英国人”,成了“民族偶像”,几乎成为“英国的圣人”.

约翰逊的名望,首先建立在其文学成就上,但是其《英语词典》也是一部不朽的作品.在其生前,正是这部词典奠定了其文坛上的霸主地位.《英语词典》(1755)在其后一个半世纪、在《牛津英语词典》诞生前一直是英语世界最权威的词典,其中的编纂思想和诸多方法可谓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代表着前人所难以企及的成就,逐步演变成为英语世界词典编纂的传统的组成部分.

英语世界对这部《英语词典》的研究一直在继续,国内学界、尤其是外语界对约翰逊的研究也很早就有人涉足.但是相关的学术研究远远不够深入.尤其相对于对约翰逊文学成就的研究来说,对其词典学方面的成就的研究更显不足.相对于《牛津英语词典》来说,学界对《英语词典》的重视还不够.相对于《英语词典》的语言学研究来说,对其中的文化信息的研究尚显不足.

约翰逊的词典学思想和实践不仅在18世纪的英国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21世纪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如今,国内的词典学研究正在经历空前的发展,我们考察约翰逊当年编纂《英语词典》的历史,研究约翰逊编纂词典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借鉴它山之石丰富我们的词典编纂理论、指导我们的词典编纂实践以至词典学教学都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

本文拟以历史材料、尤其是大量词典的历史文本为依据,利用语言学和词典学基础知识来评判词典学的各类相关问题.比较重要的语言学方面的理论如与意义的相关理论、描写语言学和规定语言学的理论、语言和言语的理论等.另一方面本文也争取把现代词典学理论、尤其是文化词典学思想、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的理论、与语料库相关的理论等与语言学的基础理论相结合,这样更有利于找到把握问题的角度,更容易展开评述.本文主要探讨以下问题,以求对约翰逊的《英语词典》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审视：(1)《英语词典》主要有哪些特色其形式和内容反映了怎样的词典学、语言学思想传达了怎样的历史和文化信息(2)《英语词典》在哪些方面存在不足之处其根源何在(3)该词典对当前的词典编纂者有什么启示应该如何批评、借鉴和超越约翰逊的词典学思想

《英语词典》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所以对《英语词典》的研究,假如局限于词典本身而不考虑其所处时代的历史文化现象,则不能全面深刻了解词典.而文化历史的研究可能涉及的议题和细节较多,假如面面俱到,则很难突出主题和主线.所以笔者一方面试图在18世纪英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探讨约翰逊在词典编纂方面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既要力求总结其理论和实践对前人的借鉴,又要考察其对后来的词典编纂产生的影响,包括对今天的词典编纂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影响.

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首先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以英语词典学的历史为背景,尤其是参照《英语词典》(包括《英语词典》的初版本、编者生前参与修订的第四版和精编版)和其前后相关的词典的文本,对其主要特色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其中主要从其词典的收词立目、释义(包括词源和用法)和例证这些方面来展现编者的思考和处理情况.这里主要是基于历史文本的研究,即一方面充分展示该词典在这几个方面的主要做法,另一方面把这些做法与前人的做法相比较,并随时对其做法的优缺点给以相关的评述.其中多方考察了编者参考的理论和资料来源和历史依据,从而说明编者在全面细致考察前人词典编纂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并利用在语言、文学、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对词典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新的思考和相当程度的创新,故而能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完成《英语词典》这样一件伟大的创举.本文认为,《英语词典》最鲜明的特色包括收词立目重视普通词汇和动词短语、习语等常见结构,释义受到编者文风的影响而表现了浓重的言语倾向,用法说明中则表现了编者的语言道德家角色,例证则包含了语言学和文化学的双重含义.

本文在仔细分析《英语词典》的文本结构、评述其各个部分的优劣的基础上,本着系统考察约翰逊的词典编纂思想的目的,整理和归纳编者与词典有关的语言观和文化观.其语言观影响着《英语词典》的词目、释义和例证诸方面,文化观则影响词典中表现的文化信息,在此以知识和教育、宗教和道德、国家和民族、语言和文学、个人和社会等方面的表现为例加以阐述.这些方面的信息也表明《英语词典》具有很强的百科性质,尤其是具有很强的文化内涵.最后,本文结合前文的探讨,综述约翰逊的词典编纂思想对现代词典编纂等方面的启示.其中涉及编者的主体性与用户视角的关系、语言系统与词典文本的实现的关系、词典功能的文化取向问题等方面.本文表明,《英语词典》在编纂方法、词典的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对今天的词典编纂都有借鉴价值.

本文还提供了丰富而有特色的附录,与正文密切结合,为文中的问题提供背景知识和佐证.首先提供了《英语词典》等几部重要词典的版面图片,以求为对比各书中的词条提供佐证.《约翰逊年表》着重记录了约翰逊的生平及其研究领域、尤其是文化和社交方面的大事,其中也照顾到了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相关的大事.《约翰逊部分绰号一览表》主要收录了本文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他人赋予约翰逊的绰号,其中有褒扬的也有贬抑的,从中可略见他人对约翰逊自身及其各个方面才能的评价,为综合考察编者的素质提供了借鉴.《索引》中则包括了本文涉及的部分人名、主要主题和引用各种词典文本中的词头,以便检索.

本文的研究主要有四个创新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突出文本.由于词典形式的繁琐和复杂,应结合词典文本来分析总结词典的得失.要充分挖掘文本资料,分析约翰逊的《英语词典》的初版和其他版本的具体实例,并借鉴约翰逊同时代人的分析和评述,以实证方法克服后人不见词典而人云亦云的做法.二是在研究手法方面,突出历史.由于词典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的英国,有必要在突出约翰逊的《英语词典》的个性的同时,以英语词典史为背景,参照约翰逊前后类似英语词典的文本,力求对语言学、词典学的有关概念和现象进行较为细致的考证,从而跨过时空的隔阂而客观全面地比较和分析《英语词典》的个案,也借此个案更加深刻地了解英语和英语词典的历史.三是在研究视角方面,突出文化.如果说历史的研究在于探索研究对象在一个纵向轴上的地位,那么文化的研究就在于探索研究对象在一个横向轴上的地位.由于词典内容的包罗万象,可说是那个时代英国的百科全书,因而在充分利用语言学、词典学和语料库科学的基础上,努力以文化词典学视角来全面分析词典各个组成部分的意义,有利于跨文化地理解和评判这本词典,对通过这本词典用以了解当时英国的社会文学文化有一定借鉴作用.所谓文化词典学,就是以文化学的视角来研究词典,即把词典放在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下,探讨词典文本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或者研究词典中的内容与文化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互相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反过来求得对词典本身更为全面深刻的了解.文化词典学的研究,可以看作是新时代词典学发展的最新阶段.四是在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方面,突出系统.由于本文的研究是对词典这种复杂文本的历史的、文化的研究,其内容涉及很多层次的很多元素,有必要把这些元素系统的梳理和串联,以便清晰地展示对《英语词典》的研究成果.且《英语词典》是个内容纷繁复杂的整体,无论如何分类归纳,都可能有互相交叉的成分.从一定程度上说,只有一部百科全书才可以全面揭示这部词典及其编者的学术成果.约翰逊自己也赞成在书中添加索引.本文中除了穿插较为详细的参考文献外,特地添加必要的脚注,设置周密的参见系统,编制较为全面的主题索引和大事年表.这是借鉴约翰逊时代以来国外学术著作的惯例,对词典这种复杂文本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来说是尤为重要的,也可以看作本文研究方法的一项创新.

《英语词典》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是英语词典史乃至英语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环节.它总结和继承了此前150年左右英语词典编纂和语言研究的经验,将其集中、完整、系统地展现出来,使之成为英语词典编纂和语言研究的光荣传统.在此后150年左右,相关的学者将其奉为圭臬,不断地学习和研究,使之为英语和英语词典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英语词典》是一个内容丰富的个案.狭义地说,它演示了对词典编纂相关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对于现代词典学理论与实践,对于外语教学和跨文化交流都有重要意义.广义地说,它记录了文学和历史,记录了编者的个人经历和社会生活,可谓博大精深.单单把他看作一本书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光在词典学方面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其中反映的内容也是社会文化的缩影,因而它也是社会文化史上的巨著,可以说是反映当时社会文化现实的一部百科全书.本文证明,像《英语词典》这样一部文化信息丰富、文化特色鲜明、文化影响深远的作品,必须结合它与文化史各个方面的互动来研究,即以文化词典学的方法来认真研究.

第三篇文学类英语论文范文模板：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

中国戏剧典籍作为中国传统戏剧文学、文化价值的重要承载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牡丹亭》因其浓艳华丽的语言、恍惚迷离的情节、宏大辉煌的结构、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以及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和要求个性解放的主题,感染了千千万万个读者,成为英美文化系统译介中国戏剧典籍的代表.在近280多年的中国戏剧典籍“西渐”过程中,诸多汉学家和华裔学者如艾克顿、张心沧、翟楚/翟文伯、白之、宇文所安等人为中国戏剧典籍及《牡丹亭》的英译和对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诸多国家翻译文化工程推动之下,中国戏剧典籍迎来了对外译介的黄金时节,《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呈现加速度的发展趋势,张光前、汪榕培、许渊冲/许明等国内译者的新译本竞相涌现.到目前为止,国内外不同版本、类别的英译本已逾二十余种.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牡丹亭》在内的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具有“单一性”、“规定性”、“分散性”的显著特征.研究者多从语文学模式出发,提出中国戏剧典籍“应该”如何翻译,而对作为跨文化交际意义而存在的戏剧典籍英译过程中涉及到的机构、市场、形式库、消费者等各种制约因素、尤其是译本在目地语系统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多有忽略.这与中国戏剧典籍英译的跨文化特性大相抵牾,也与当前《牡丹亭》的英译盛况及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意图的实现格格不入.因此,本文拟以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理论、译介学、佐哈尔文化构建论为基础,以翻译规范、创造性叛逆、赞助者、诗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为切入点,在中英文学、文化系统之下客观考察、描述《牡丹亭》英译过程中的翻译、传播、影响等问题,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期对当下的戏剧典籍英译和其他翻译文化工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意见.

研究表明,在中国戏剧典籍《牡丹亭》“西渐”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汉学家、华裔学者“译入”模式和国内学者“译出”模式,而且两种模式产出文本的最终结果也截然不同.前者是英美文化系统在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文化构建需求而对中国戏剧典籍进行的主动式译介.后者是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于复兴中华文化、改变中国国家形象为目的,译者主体与国家意志相结合之后,面向英美文化系统的一种推介方式.

在第一种模式之下,身处英美文化系统之下的译者能够协调自身翻译活动与目标语机构、读者、市场等因素之间的关系,采用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以适应本土意识形态、诗学及文化形式库调整的需求.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后定格在以译者为中心、充分性与可接受性有机结合的规范之下.尽管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翻译风格不尽相同,但在唱词/诗文、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个性化语言、文化意象这些关键要素的处理上,他们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默契：尊重原文唱腔和诗词的格律和形式,但绝不因韵损义,而是以英语自由诗灵活多变的诗行、大致相仿的节律来翻译原文的内容和神采,必要时,辅之以扼要的注释来解释文中带有强烈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和文化现象；在处理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和个性化的语言时,译者首选的策略是在原文语义框架内创造性的再现原文的表达效果,并以地道的语言将不同人物的语域特征加以区分；在对待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他们采取的是尊重而非清洗的态度.其文本接受对象,也由普通的英语大众读者转向具有汉语语言和文学教育背景的专业读者.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由于翻译策略、外部影响因素等差异的存在,不同的文本在流通渠道和象征性资本再生产领域的表现各不相同.艾克顿、翟氏父子译本逐渐被边缘化,而白之、宇文所安、张心沧的译本则得到了英美文化系统读者的青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白之译本在目的语市场、机构、读者等因素的推动之下,逐渐融入英美文化汉语文学教育体系,最终改变了目的语汉语戏剧文学形式库的构成.此外,白之所译《牡丹亭》还不断被收入专业人士所编各类中国文学选集、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工具书之中,实现了“经典化”,成为英美文化系统大中院校学生反复阅读的对象.就效果而论,白之《牡丹亭》译本的经典化不仅推动了《牡丹亭》在英美文化系统内的进一步传播和美国本土的文学创作,还对后续的文本生产、流通方式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第二种模式生产的译本实际上出于原语文化建构的需求,对目的语文化形式库的一种的“规划”或“干涉”.在经历个人与国家意志结合的两种方式变革之后,在国家政治和文化需求或明或暗的影响之下,国内译者采用或选译、或编译或全译的方式,实现了《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终定格在面向原语系统为主、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规范之下.在杨氏夫妇早期的《牡丹亭》对外译介过程中,为英语读者计,译者对原文的戏剧形式、内容、文学意象、典故等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语言现象都被进行了简化处理,且少有注释.在唱词诗文的翻译上,译者不拘于原文的韵律和形式,采用自由诗的形式进行了对译.当20世纪90年代张光前英译《牡丹亭》时,译者对原文的文化内涵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在唱词和诗文的翻译上,译者采用素体诗英译的策略,并试图保留原文的节奏、韵律甚至是原文的分行方式.而2000之后出现的汪榕培、许渊冲/许明译本则从自身的翻译理念出发,对原文的戏剧诗学形式给予了较多关注.其翻译规范基本上服务于译者“传神达意”“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翻译理念.在唱词、诗文等关键点的翻译上,为了实现各自的翻译目标,三位译者都采取了多种方法来重塑原文的音韵和形式之美.但对原文韵律、形式的追求迫使译者不得不对原文诸多的语义信息、文学文化意象进行了抽象化、泛化、甚至是删节的处理.而且全剧55出,两类译文竟无一处英文注释对原文涉及到的历史文化现象进行解释.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信息的一种过滤,与英美文化系《牡丹亭》英译的主流翻译规范存在较大反差.当上述译文借国家之力进入英美文化体系之后,无论是在流通领域,还是在象征性资本的再生产渠道,它们都未得到目标语读者的充分肯定.以白之为代表的英美文化系统生产的《牡丹亭》译本仍处于绝对的主宰地位,国内各译本目前仍然无奈的处于“边缘化”状态.

“经典化”与“边缘化”的强烈对比实际上言说了《牡丹亭》国家译介形式的失利.追根溯源,其原因主要在于《牡丹亭》对外推介行为发起者和组织者对文学译介活动和英美文化系统《牡丹亭》译介现状认识的不足.从操作层面来看,国内译者不太合理的翻译策略和意向读者的错位也是其失利的重要根源.它对当下的中国戏剧典籍对外译介及中国文学“走出去”诸多翻译文化工程的启示在于：在启动某些翻译出版工程之前,必须树立正确的文学译介理念；在制定计划时,要广泛征求英语读者,尤其是以汉学家为代表的专业人士的意见,进而理清“译什么”和“为谁译”的问题.在“谁来译”这一问题上,《牡丹亭》英译这一个案再次清楚表明单纯依赖国内译者的努力实在是不明智之举,充分发挥西方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优势,中外合作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有效途径.在“如何译”这一问题上,则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操作之前,客观细致分析具体文本的译介现状,从目的语市场和读者需求出发,超越归化和异化的藩篱,或编译、或选译、或全译,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将中国文学作品译入英美文化系统.当然,延伸、拓宽中国文学对外传播途径,开拓新的传播渠道,切实施行图书制作、出版、发行的“本土化”计划也是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举措.

第四篇文学类英语论文范例：英汉颜色词次范畴对比研究

颜色词是人类对色彩感知、范畴化并用自然语言进行编码的结果,是用来描述事物颜色属性(色调、明度和饱和度)的词语,是人类语言中一个相对独立且在动态发展的词汇系统.颜色词历来是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等共同关心的焦点,也是当代语言学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相关研究从不同视角展开,著述频出.相关研究虽然各有见地,但也存在诸多局限.例如,西方学者的颜色词研究多沿袭语言相对论与语言进化论的理论范式,多采用传统的人类学、心理学研究方法,多以英语作为元语言和对象语言,多以颜色词基本范畴为研究对象,很少涉及颜色词的次范畴—非基本颜色词,所揭示的也仅是颜色词研究中诸多问题的几个方面.而国内学者在进行英汉颜色词对比研究时,也是以颜色词基本范畴为对象,未将颜色词次范畴作为主要内容来探讨,既缺乏跨语言的对比分析,又缺乏对深层的语义机制阐释.因此,本文在评述颜色词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英汉颜色词次范畴展开了对比研究,主要回答以下研究问题：

1.英汉颜色词次范畴在体现形式方面的共性和差异是什么?

2．英汉颜色词次范畴在文体特征方面的共性和差异是什么?

3.英汉颜色词次范畴在认知机制方面的共性和差异是什么?

本研究依据认知语言学的范畴化理论、概念映射理论及系统功能语法的例示理论,提出了英汉颜色词次范畴对比研究的认知语义研究模式,在此基础上,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及对比研究方法,首先对问卷调查获取的语料及选自A Dictionary of Colour、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在线词典、《现代汉语词典》、《颜色描写词典》、《中国颜色名称》、《现代汉语颜色词词表》、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和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CCL)的语料以及自建语料库中的语料进行整理、分类,考察这些语料中非基本颜色词的出现和使用情况,然后进行对比分析.对比研究发现,英汉颜色词次范畴在体现形式、文体特征及认知机制方面均存在着共性与差异.

研究发现,英汉两种语言颜色词次范畴的形态结构大体相同,均包含实物颜色词、专名颜色词、程度颜色词及间色词四类.然而,从体现形式上看,英汉非基本颜色词除由基本颜色词相互结合、基本颜色词与实物名称结合或基本颜色词加修饰词构成这一共性特征外,英语非基本颜色词体现形式更加多样,实物颜色词及间色词的构成形式均多于汉语.

英汉非基本颜色词作为以英汉基本颜色词为认知原型进一步切分而成的又一原型范畴,均具有模糊性、比喻性、使用的“专门”性等语义特征及描写功能、表情功能等语用功能,多出现于文学作品、汽车、手机等电子产品及服装与装饰装潢材料等产品广告中.

研究还发现,非基本颜色词的衍生是次范畴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借助于隐喻、转喻和概念整合等认知方式.英汉实物颜色词和大部分专名颜色词是隐喻构建的,是基于“颜色是实物”这一实体隐喻而形成的.其源域喻体主要集中在常见的植物、动物、矿物/金属、珠宝、自然现象及人类活动等方面,其中“实物名称+基本颜色词”类实物颜色词的源域又以植物域为最.而英汉各种实物颜色词的源域喻体选择又具有各自的特点,例如,英语中以地名、化工及人类活动为源域喻体构成的实物颜色词在数量上明显多于汉语,而“实物名称+color(ed)/色”类实物颜色词在源域的选择上,汉语也以植物域为最,而这类英语颜色词的源域喻体选择没有显著差别.此外,人们还将某种色彩的使用者或与之相关的地名等用作喻体来表达与之相关的颜色,如：Turkey red、Alice blue、Lincolngreen、“澳门绿”、“海军蓝”等,这也从一侧面反映了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及语言表达方式的日益多样化.

此外,英语中有数目可观的实物颜色词和少数专名颜色词是通过转喻构建的,人们用日常生活中所熟知的植物、动物、用品、化工产品和宝石名称（其中以植物名称为最）等直接转喻与之相关的、突显的颜色.人们也常把地点与发生在该地点上的事件、位于该地点上的机构紧密联系起来,用地名转喻有关的人、事件或机构等.例如：magenta是意大利一城镇,是1859年著名的马真塔战役的战地,品红这种染料恰于同年发现,因此,人们以该战城转喻“品红”这一颜色.

与隐喻式实物颜色词不同,这类转喻式英语实物颜色词的色彩表达已完全脱离了颜色词范畴,仅用一实物名称转指其突显的颜色,其能产性强,在英语非基本颜色词中占有相当的比重(38.4%).相比之下,汉语的此类颜色词较少,仅占汉语非基本颜色词总量的1.38%.而且,因为此类颜色词是多义词,其使用需要有语境提示,否则,它们只是一些实物名称,例如:“鹤”是“鸟类的一属”,只有在诸如“鹤发童颜”、“鹤发松姿”等词中才转喻表达“白色”之义.

英汉程度颜色词是方位隐喻构建的.汉语程度颜色词中还有一类是通过通感隐喻构建的.这类程度颜色词可具体分为四类：色觉沟通听觉颜色词、色觉沟通味觉颜色词、色觉沟通肤觉颜色词和色觉沟通嗅觉颜色词.这类颜色词是人们通过联想将色觉与各感官沟通而形成的,不仅表达色彩信息,还表达人们对所描述事物的爱憎情感等.相比之下,英语中除soft red等少数词之外,很少有与汉语对应的由通感隐喻构建的颜色词.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所属语言系统对其词汇表达的制约.

而英汉间色词的认知机制是概念整合.以间色词“蓝绿”为例,它由基本颜色词“蓝”和基本颜色词“绿”整合而成,其中,“蓝”和“绿”分属两个输入空间,“蓝”像晴天天空的颜色,“绿”像草和树叶茂盛时的颜色,是蓝颜料和黄颜料混合成的颜色.来自两个输入空间的构成成分通过跨空间的映现形成了一种新的色彩概念：“蓝绿”色.

可见,非基本颜色词既是是人类色彩认知深化与跨越范畴认知的产物,又是群体共识,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密切相关.它直接反映语言社团如何将色彩经验识解(construe)为意义,这个认知过程以范畴化为基础.其范畴化及次范畴化反映着一个民族认识事物的独特思维方式.非基本颜色词与文化语境息息相关,与其使用情景语境紧密关联.英汉颜色词次范畴的体现形式、文体特征及认知机制的趋同性与差异性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英汉两种语言在表征颜色范畴方面的共性与差异及语言范畴与认知能力、群体共识、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本研究将认知语言学的范畴化理论和概念映射理论及系统功能语法的例示理论应用于英汉颜色词次范畴的对比研究中,一方面扩展了相关理论的应用范围,另一方面加深了人们对相关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本研究首次对非基本颜色词进行定义和系统分类,首次提出“专名颜色词”这一概念；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颜色词次范畴对比研究的认知语义研究模式,为不同种类词汇范畴化研究提供了统一的理论框架；本研究首次运用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英汉颜色词次范畴的体现形式、文体特征及认知机制进行对比分析；也是首次尝试对颜色词汇系统中的非基本颜色词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探讨.

颜色词次范畴对比研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两种语言在表征颜色范畴方面的差异及两种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Levinson(1997,2003)对Sapir&,Whorf假说新解观点,即：人类语言原子层面的一致性与分子层面的差异性,丰富人们对人类跨范畴认知的认识；进而加深了人们对语言范畴与非语言思维之间关系的理解.

其次,本研究从体现形式,文体特征和认知机制三个方面对比分析英汉非基本颜色词的共性和差异,对比分析的结果可对外汉语教学、英语教学、英汉翻译和词典编纂提供参考.

第五篇文学类英语论文范文格式：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考述

目前的学术界,尤其是在教育史研究领域中,兴起了一股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研究热潮.在这些研究中,更多的是对清末民初教科书进行宏观性、整体性的研究,很少有针对某一学科的深入研究,并且,由于晚清教科书文本的难以收集,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初时期.

本文作者从英美、日本、港台,以及国内各大知名图书馆多方收集到晚清时期所出版的七十余本原版英语教科书,以真实文本为基础,力图对晚清时期的英语教科书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研究.

按晚清英语教科书的发展演变历程,本论文划分为三个阶段共六章.

第一阶段为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的萌芽期(1807—-1840年).在这个阶段,中国英语教科书的编写还处于无意识阶段.由中国人编写的供英语学习的材料,基于上都是洋泾浜英语文本.与此同时,以马礼逊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为中国入学习英语编写了专门的教科书,标志着中国人接受正规英语语言教育的开始.英华书院在英语教学中所使用的教科书,无疑是中国人学习正规英语的最早文本,在中国英语教科书编写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是由于英语教科书的使用范围所限,这些最早期的英语教科书对中国的传统教育的影响可说是微乎其微.

第二阶段为晚清英语教科书的发展时期(18401895),本阶段分两章来阐述.

*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为前段时期.值此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首次打开,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英语在中国的渐进传播.清政府首次真正认识到英语学习对提高国家实力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晚清英语教科书获得了初步的发展.

由中国人自编的英语教科书,最初主要将英语视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工具,后来,随着晚清对外开放的范围不断扩大,以及外语学习风潮的不断兴起,中国人开始将英语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进行学习,中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的门类也渐渐增多,出现了英语语法、英语口语和英语翻译教科书.中国人开始参与到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英语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中.这表现了中国人对英语语言、对西方文化从鄙夷到渐趋接受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他们通过引入原版欧美英语教科书、编写适合中国人使用的英语教科书等各种手段,丰富了晚清中国人的英语学习资源,也间接地提高了中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的质量.

第三阶段为晚清英语教科书的成熟时期(1895—1911).甲午战争的失败,极大地唤醒了民众救亡图存的使命感.随着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以及《钦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在中国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教育者都把英语学习作为一门必修的主课,英语教科书也在当时强大的社会需求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

这一阶段的英语教科书之发展,呈现了与以往时期完全不同的特点.其一是中国英语教科书的来源更加多元化：既有从西方直接引入的原版教科书,又有受到日本明治改革的影响而大量引入的日本英语教科书；还有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专为中国人学习英语所使用的教科书；其二是英语教科书的门类细化：既有以往学习英语所特别重视的语法类教科书、商务英语类学习读本,也有英语口语类教科书等.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出现了由中国人编写的专为适合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中小学分年级英语教学而使用的系列课本,这在此前的英语教科书编写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三是英语教科书的编写有意识地体现了当时的教育理论.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受日本教育理论的影响非常深远.通过分析此阶段的英语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中国所盛行的赫尔巴特教育理论,以及代表先进教育法的古安系列教学法,并可以使我们了解教育改革与英语教科书的发展之间所存在的互动关系.

本文通过对晚清时期所出现的英语教科书进行文本收集、整理、分析,结合历史学、英语语言教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理论知识,对晚清英语教科书做深入的、跨学科的分析与研究,力求表现中英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在语言接触层面中所表现出的碰撞与交融,从而再现当时的历史原貌.晚清英语教科书,作为当时民众接受西方语言文化的重要载体,反映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以及文化交流的领域.透过研究晚清英语教科书中关于中西文化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等,为我们了解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情形提供了真实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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