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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第一篇翻译外文论文范文参考：诠释学视阈下的《聊斋志异》翻译研究
2. 第二篇翻译外文论文样文：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
3. 第三篇翻译外文论文范文模板：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
4. 第四篇翻译外文论文范例：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
5. 第五篇翻译外文论文范文格式：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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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翻译外文论文范文参考：诠释学视阈下的《聊斋志异》翻译研究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学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标志着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作者蒲松龄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反映17世纪中国的社会面貌.《聊斋志异》中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凝炼文采斐然.这样一部巨著长期以来是国内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而对该作品的翻译一直以来也是翻译界讨论的焦点之一.

《聊斋志异》不仅在我国家喻户晓,同时也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代表,《聊斋志异》拥有外文译文的语种最多.自1784年《聊斋志异》被译成日文开始,到20世纪末,它已经有日、英、法、德、俄、韩、意大利、西班牙和越南等20余个外语语种的译文.其中,英语译文数量最多、影响最大.但是针对《聊斋志异》英译所做的专门研究却不尽如人意.国内《聊斋志异》英译研究主要存在如下问题：研究力度不够、研究深度有待加强、研究内容大部分都还只是停留在译本综述、语言对比和翻译策略的层面等.

因此需要从其他理论视角出发,结合交叉学科来对《聊斋志异》的多个译本展开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还可利用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模式和手段进行研究探讨,使翻译研究与时俱进,为文学名著的英译研究提供新的灵感,开拓新思路.

诠释哲学作为文本理解和解释的一门学科和方法论,在西方已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经历了早期的神喻解释、罗马时代的法律文献解释、对《圣经》的诠释、古典语言学等阶段,发展为以汉斯·,乔治·,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当代哲学诠释学.

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的建立,对人文以及自然学科都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伽达默尔以其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一书,为了解世界本源提出的当代哲学诠释学的主要原则,对翻译研究更有着不容忽视的启示和指导意义.本文以该理论为框架,通过其理解的历史性、前见、时间间距和视域融合等核心概念来分析《聊斋志异》的四个英译本,诠释多译本和误译等主要现象,并通过运用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具体方法对各个译本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探讨译者的翻译风格以及风格形成的原因及制约机制.

本文选取了四个有代表性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1842年德籍传教士郭实腊(Karl Gutzlaff)在《中国丛报》刊登的Extraordinary Legends from Liao Chai,1880年出版的翟理斯英译两卷本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1981年出版的由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所译的Selected Tales of Liao Zhai,1989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汉学家梅丹理和梅维恒翻译的Strange Talas from Make-do Studio.这四个译本因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翻译风格、翻译策略上的迥异,与本研究的理论框架非常契合.

论文的第一章是对《聊斋志异》及其作者的评述,同时综述了当代《聊斋志异》的传播,重点为《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在此基础上,对《聊斋志异》翻译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进而指出了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的具体内容及创新,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等.在第二章中,分析了诠释哲学与翻译研究的关联以及基于此理论的翻译研究之现状.第三章深入研究了诠释学视阈下的《聊斋志异》的多译本现象.第四章探索了诠释学视阈下的《聊斋志异》英译中的误译现象,重点在于文化负载词语中存在的有意误译.第五章利用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模式和方法来研究《聊斋志异》四个译本的翻译风格,并从诠释学的视角分析译者风格的成因和制约机制.第六章总结全文,指出研究的主要发现、研究的意义和研究的局限性,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

本研究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视阈下分析了《聊斋志异》的四个有代表性的译本,诠释了《聊斋志异》的多译本、文化误译、译者风格差异等主要现象,验证了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理论对翻译的指导意义和对翻译现象解释的适用性.

研究发现：在诠释学视阈下,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制约、理解的历史性和由此而产生的偏见是同一原著的多译本现象产生的根源.同时,发现《聊斋志异》多译本中出现的误译现象,尤其是对文化信息的有意误译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的视阈下表现出合理的一面,同时也表明了有意误译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的研究价值.在诠释学视阈下,运用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模式和技术手段分析译者风格后也发现,译者的文化身份、译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和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等因素对译者翻译风格的形成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从以上研究中得出结论：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文化输出国还是文化输入国的译者,都务必要克服理解的历史性的局限性,发挥译者自身的文化身份的积极作用,优化翻译策略,正确处理文化差异,在译介活动中从多元文化的视角出发,才能够推动中文经典作品向英语世界的传播.

总之,本研究在当前“务必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多角度、多层面地进行了诠释学视域下《聊斋志异》的英译研究,力图从中得出有益于文化输出的翻译策略,期望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途径,为中文典籍的英译提供借鉴.

第二篇翻译外文论文样文：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

近代以后,我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急剧下降.进入新世纪,面对长期以来文化产品的输入与输出严重不平衡的现象,国家在针对发展经济而提的“走出去”战略下,急于寻求“文化走出去”的成功经验.其实,早在新中国建国初,国家就开始尝试通过《中国文学》杂志有计划地、系统地对外译介中国文化了.然而,作为惟一一本对外译介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官方外文刊物,《中国文学》却于2001年停刊.本文拟借助译介学和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相关理论,分四个时间段全面考察《中国文学》50年来的生产过程及其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情况,总结中国文学在走出去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和策略参考.

翻译研究文化学派侧重从文化层面审视翻译,对影响翻译产生和接受的规范和约束机制、翻译和其他类型文本生成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文学以及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感兴趣,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兴趣所在.《中国文学》的生产及其传播和接受分别发生在源语国家和译语国家,其译介主体、译介内容和译语语言主要受源语环境的制约,其译介渠道、译介效果和译介功能主要受译语国家环境的制约.因此,本文主要使用改写理论、翻译规范、创造性叛逆几种理论工具来解释这些译介要素.

《中国文学》的译介主体由赞助人和中英文编辑构成的专业人士共同组成.赞助人包括一级赞助人和二级赞助人,前者由国家最高外宣部门和文化部门构成,后者由承担党和国家书刊外宣的出版单位单位构成.这种复杂并更换频繁的管理体制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学》各个时期的行政和业务工作.中文编辑负责挑选作品,英文编辑即译者负责翻译,虽然他们是合作关系,但是中文编辑的改稿权始终大于译者.赞助人通过制定翻译政策来制约刊物对译介作品的挑选（译什么）及译者的翻译策略（怎么译）,它与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关系时近时远,翻译策略从信达雅过渡到解释性翻译.集中型赞助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地位来控制译者,促使他们遵守其制定的翻译政策,保证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能够通过刊物体现出来.

译介主体在翻译政策的制约下为国外读者确立了一批代表中国文艺的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由于国内形势、编辑方针、国际形势在四个不同的时间段内有不同的变化,因此《中国文学》译介的作品在题材、体裁以及作家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另外,受源语国家审美制约的刊物装帧设计和受主流意识形态制约的发行周期也表现出不同特征.于是,带有不同阶段特色的作品、装帧、美术插页和发行周期都直接影响着刊物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

虽然刊物对译介对象有自己的定位,但是受译语环境意识形态和期待规范的制约,实际读者跟目标读者之间总是存在一些偏差.通过读者来信、报刊评论、专家学者的研究引用和高校的教学使用状况可以看出读者对刊物的接受情况；通过刊物的发行量、书刊的转载量以及各大图书馆的馆藏量可以看出刊物在国外的传播情况.刊物译介的文学作品、文论、美术插页等内容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尤其创刊初期和新时期译介的内容在国外得到一定的反响.但是,除了创刊初期杨氏夫妇和沙博理的翻译得到肯定之外,刊物的译语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专业读者的期待规范.刊物的译介渠道也一直处于有所发展但始终发行不畅的状态.因此,刊物在国外的译介效果并不理想.

源语国家机构赞助下的对外译介行为受源语国家环境的影响多于译语国家,并且不可避免要受到国家在翻译政策上的制约,因此,译介内容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偏向源语规范,而不是译语规范,很难被译语国家接受便理所当然.然而,作为专业人士的编译人员属于国家知识分子阶层,受国家赞助人的制约,可其在意识形态和诗学上跟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并不尽然一致,因此,他们在译介作品时,往往更多考虑译语国家的接受规范.刊物的译介便在国家赞助人和专业人士的权力的此消彼长中发生着变化.国家机构译介的刊物在国外的接受更多受到国家外交关系、译语国家意识形态、国外发行渠道的制约,源语国家无法通过操控译介内容和译语语言来完全控制其在译语国家的传播和接受,接受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便在所难免.国家通过掌握文学期刊这一象征资本,五十年来赞助其连续不断的出版发行,使国家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权力得到一定的累积增殖,但是文学译介为国家带来的利益远远低于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对刊物的投入,于是《中国文学》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不得不遭到停刊的厄运.

可见,“中国文学走出去”并非只涉及语言翻译问题,它受源语国家和译语国家外交关系、意识形态、诗学及翻译规范的制约,并受赞助人、专业人士、翻译政策、读者期待、发行渠道的制约.这些因素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因此,“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能立竿见影、一蹴而就.国家只有在“谁来译介”、“译介什么”、“如何译介”几个方面尽快转变译介理念,才能有效解决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问题.

第三篇翻译外文论文范文模板：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发生的一切已经并正在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中国的对外传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我国的误解和偏见仍然存在,对我国的片面、不实甚至歪曲报道、对我国政策意图的误读现象依然严重.这种障碍的产生,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矛盾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大多数西方人不熟悉中国的语言、文化,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能正确解读中国的政策和主张等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向世界说明中国、介绍中国,是一项长期、艰巨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翻译特别是外宣翻译工作,对于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和合作,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

外宣翻译是一种门面工作,其中的错误与缺陷会被放大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外宣翻译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翻译工作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反映在外宣翻译的效果上.1我国各级各类对外宣传材料（如政府工作报告、白皮书等政府文件,地方对外宣传报道、对外宣传画册、会展资料和公共场所告示标牌等等）的翻译中,错误或不规范的外文随处可见,翻译质量令人堪忧.不合格或是错误的译文不仅达不到对外宣传、告知的目的,还极易造成混乱和误导,直接影响我国的对外形象,不利于对外传播与交流,甚至可能产生影响深远、难以弥补的负面影响.

本论文探讨了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之间的关系,并在维护和提升国家形象的视角下提出了若干外宣翻译策略.作者首先厘定了外宣及外宣翻译的相关概念,明确了外宣翻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及其与文学翻译的区别性特征.为了对我国外宣翻译的历史和现状有个整体的认识,作者在仔细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归纳和总结了我国外宣翻译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探讨了可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论文对我国外宣翻译中常见的误译类型进行了分类,简要剖析了造成各类误译的原因.

本论文的重点是在国家形象视阈下探讨我国的外宣翻译策略.为了廓清研究思路,夯实论文的理论根基,作者对国家形象理论进行了阐述.从“形象”一词的历史来源和内涵入手,探讨了国家形象的定义和内涵,列举了相关学者对国家形象的界定和理解,较全面地把握了国家形象的本质和内涵.作者紧接着概述了国家形象的特点,阐释了我国意欲构建的“和平、*、文明、进步、富强、正义、负责、合作”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形象及其我国的国家形象战略.

国家形象和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和外宣翻译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这看似很显然的问题,成了本论文亟需论证的两个核心问题.为此,作者专辟章节,分别以国家形象和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和外宣翻译为题,较为深入和系统地探讨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本文指出,国际传播生态环境依旧是西强我弱,我国的对外传播实力和影响力与我国日益发展的政治和经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西方传媒大国主宰着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对中国的各种偏见、误解,对中国的妖魔化严重地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着我国的国家形象.此外,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和传播的严重逆差,不但不利于我国向世界说明和介绍中国,而且不利于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国家文化形象的塑造.处境尴尬却重任在肩的对外传媒该如何摆脱如此现状呢?作者提出了更新传播观念、调整传播战略（具体包括调整外传播宣传内容、改进对外传播模式、改进对外传播技巧与艺术）,提升对外媒体公信力,加强公共外交,打造对外传媒的“航母”,主动设置中国议题,建立应急处理机制,自觉进行对外文化传播、打好“中国牌”等七条建议.

对外传播之于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的重要性亦凸显了外宣翻译的重要性.在“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一节中,作者指出,外宣翻译的文本内容、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我国在国际传媒中的国家形象.具体来说,外宣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受众认知）与国家形象之间存在如下这种关系：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受众认知）→国家形象｛维护、提升、破坏｝

本论文认为,外宣翻译是否讲究准确性、是否讲究可读性,是否讲究政治性,将会影响翻译质量、受众认知、传播效果和国家形象.为了佐证这一论断,作者从准确性与国家形象、可读性与国家形象、政治性与国家形象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外宣翻译策略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指出,采取或不采取（适当的）外宣翻译策略以及采取怎样的外宣翻译策略,不仅会直接影响译文质量,对于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也会产生维护、提升和破坏等三种效果.

外宣翻译策略的探究是本论文研究的重点.在探讨外宣翻译策略之前,作者从制约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文本内和文本外的诸多因素中,选取了意识形态、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意识四个主要影响因素,介绍了其中所涉及的相关理论并阐述了上述因素与外宣翻译策略的关系.此举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方面,避免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使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变成一种理性的、自觉的行为.另一方面,旨在使译者选择的翻译策略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在外宣翻译策略与国家形象之间搭建联系的纽带.在做好这番理论铺垫之后,本文提出了五种外宣翻译策略,即编译策略,语用等效翻译策略、平行文本比较分析策略、译释并举策略和语义结构起伏性策略等.论文从策略理据、表现形式、实例分析等方面详细阐述了这五种外宣翻译策略.

本论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绪论.主要阐明了选题背景、（主要的）研究问题、（主要）创新之处、研究方法、论文构成及研究意义等等.

第二章：我国外宣翻译研究的历史及现状.首先概述了外宣翻译的定义、（主要）特点、原则、存在的困难和面临的挑战等等,继而对我国外宣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综述,指出了我国外宣翻译研究存在的五点不足,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作者紧接着概述了我国外宣翻译常见的误译类型,并剖析了造成这些误译的原因.

第三章：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作为本论文的理论基础,作者厘定了国家形象的相关术语,明确了国家形象的概念、内涵和主要特点,说明了我国国家形象的现时定位及其国家形象战略.

为了阐明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的关系,以利于从国家形象的视角下探究外宣翻译策略,论文从两个层面展开了论证：其一、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其二、外宣翻译与国家形象.通过这一环接一环的论证,外宣翻译和国家形象之间的关联得以廓清.借助于具体外宣翻译实例文章指出,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可能会造成维护、提升和破坏国家形象等三种效果.

第四章：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

本章是本论文研究的核心.第一节论述了国家形象视阈下影响译者选择外宣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如意识形态、翻译目的、文本类型、读者意识等等.

第二节提出了为维护和提升国家形象可资采用的五种外宣翻译策略,即编译策略,语用等效翻译策略、译释并举策略、平行文本比较分析策略和语义结构起伏性策略.

第五章：结语.

简要回顾和总结了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对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建议并作了展望.

本论文主要采用了文献阅读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注重理论阐述与翻译实践的结合,以定性研究为主,同时辅以适量的数据统计的定量研究,两者互为补充；既有宏观的理论视角,也有微观的翻译策略,力求从不同角度,使用恰当的研究方法,系统、客观地反映我国外宣翻译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如何更加有效地进行对外传播,如何更好地做好外宣翻译工作,是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国在全球传播体系中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和传播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的必需途径.可以说,我国各种对外宣传资料的翻译都在某种程度上向世界说明着中国,展示着中国立体的、全方位的形象.在这层意义上,外宣翻译中出现的各种错译、漏译、胡译现象就绝不仅仅是语言转换和译者疏忽诸方面的问题,而是说明中国,传播中国,展示中国形象,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大战略问题.外宣翻译也绝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肩负着塑造、构建、传播国家形象的伟大使命.

从国家形象构建和传播的视角切入研究外宣翻译及其翻译策略,毕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希望本文提出的五种翻译策略能为我国各级各类外宣文本的翻译提供指导,减少和规避各种误译,更好地服务于说明中国,展示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的时代使命.从这层意义上看,外宣翻译策略的探究凸显了实践层面的应用价值和指导价值.

第四篇翻译外文论文范例：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有着强烈“走出去”的内在愿望,国际社会也有了解中国的热切需求,外宣翻译是一条沟通两者至关重要的途径,因此展开外宣翻译研究尤为必要.目前外宣翻译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作为学科发展的基础,外宣翻译缺少统一、完整的理论话语体系,系统架构还需完善,一些基本概念也需澄清、厘定；第二,在研究手段上,外宣翻译目前大多是采用定性分析的实证研究,很少利用较为先进的语料库进行定量分析,研究手段比较单一；第三,在理论研究上,外宣翻译中大多数研究仍旧停留在随感式的经验总结上,已有的理论研究也多是套用“译入翻译”理论,缺少兼顾宏观和微观、理论与实践,符合外宣翻译特点的系统性、深层次、跨学科的“译出翻译”理论成果.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认为外宣翻译研究要进一步发展,须从基础研究、实践研究和理论研究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本论文着力于第三个方面,尝试在理论研究方面进行探索.叙事学的发展历经经典、后经典,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静态走向动态,拥有了兼具微观与宏观、理论与实践的学术阐释功能.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和观点从中文翻译成外文,通过各种媒介和渠道向国外受众传达的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对外传播活动,目的是通过以我为主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建构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本论文尝试求证将叙事学用于阐释外宣翻译的可行性.

事实上,叙事学和外宣翻译的确存在交集：首先,从定义上讲,两者都是“讲故事”.叙事是讲述“我们赖以生存的日常故事”(Mona Baker,2006:3),而外宣翻译是用世界接受的语言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故事.其次,从功能上看,叙事和外宣翻译都是一种交流行为.经典叙事学的叙事交流虽然只囿于文本内部,但后经典叙事学走出了文本的桎梏,开始重视语境和读者,回归了交流的本意.外宣翻译是一种具有传播性质的特殊翻译形式,因此也是一种交流行为,而且是一种的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对外交流活动.在这一点上,叙事和外宣翻译也有着共同点.此外,从理论层面,叙事学和外宣翻译存在发生化学反应的可能.经典叙事学的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等结构概念可以用于对外宣翻译进行微观的文本分析,后经典叙事学对读者、语境、意识形态等非结构的关注可用于对外宣翻译进行宏观的意识形态解读,以及对译前选材和译后接受的阐释.由此可见,叙事学是外宣翻译研究可以借鉴的理论之一.

在对叙事学进行批判继承基础上,论文汲取经典叙事学关注文本的优势,后经典叙事学（特别贝克的叙事理论）关注读者、语境、意识形态的优势,从译前的叙事选材、译中的叙事建构（再叙事）、译后的叙事接受三个方面对广义的外宣翻译过程进行系统的叙事学阐释,重点落在译中的叙事建构上即狭义的外宣翻译过程上,从而将叙事学应用于非文学的外宣翻译研究.通过研究,论文得出以下结论：在译前的叙事选材中,外宣译者应在我国对外宣传的叙事框架下,兼顾叙事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叙事接受者的接受需求和对外传播规律,做到三者的有机统一.在译中的叙事建构中,外宣译者应从微观的文本层面（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时空建构、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标示式建构、参与人的再定位）进行再叙事协调,其目的是在文本层面架设桥梁,进行叙事交流,在意识形态层面设置藩篱,进行叙事竞争.在译后的叙事接受部分,外宣译者要根据叙事接受者的差异、外宣翻译的双重属性,采取“归化”、“异化”二元并存的翻译策略,适度使用“中国英语”,同时面向叙事接受者,采用删减、增添和重构等“编译”手段,以切实提高外宣翻译的叙事接受效果.

叙事学以研究文学叙事,特别是小说叙事为主,本研究将叙事学应用于文学之外的外宣翻译领域,既拓展了叙事学的研究范畴,也开阔了外宣翻译研究的视野；在批判继承叙事学的基础上,本研究从译前的叙事选材、译中的叙事建构（再叙事）、译后的叙事接受三个方面对广义的外宣翻译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叙事学阐释,尤其是揭示出译中的叙事建构即狭义的外宣翻译过程本质上是译者针对中外叙事差异从微观的文本层面和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进行的一种再叙事协调,其目的是在文本层面架设桥梁,进行叙事交流,在意识形态层面设置藩篱,进行叙事竞争；通过叙事学与外宣翻译的跨学科联姻,本研究将形成兼顾微观和宏观、理论与实践,符合外宣翻译特点的系统性、深层次、跨学科的“译出翻译”研究成果.我们期待本研究不仅能揭示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本质,拓展外宣翻译研究视野,进而丰富整体的翻译研究,也能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服务于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第五篇翻译外文论文范文格式：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

本研究尝试在外宣翻译研究中引入西方修辞学的核心思想——劝说理论,在外宣翻译和修辞劝说理论之间开展跨学科应用研究.本研究基于这样的外宣翻译实践现状与对对外宣翻译的认识：一是外宣翻译的实效与国家对外宣翻译投入还不成正比,外宣翻译质量尚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二是目前外宣翻译研究偏重于翻译的共性研究,缺乏对外宣翻译的个性（即作为外宣工作的一部分的特点）的关注.三是外宣工作实质是国家的对外交流与劝服工作,是面对西方受众的对外宣传与说服,因而将西方的修辞劝说理论引入外宣翻译实践将能更好地实现翻译的外宣预期目标.

基于上述对外宣翻译现状的总结与认识,本研究旨在探索以下问题：

第一,外宣翻译与修辞（劝说）是否具有契合之处?在外宣翻译中引入修辞劝说理论进行研究是否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理论可行性?

第二,在修辞学诸多理论著述中有哪些最具代表性的劝说理论?这些有关劝说的修辞理论对外宣翻译实践有何启示意义?

第三,在修辞劝说理论观照下,如何重新认识外宣翻译行为?提高外宣翻译的外宣效果有何因应之策?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论文首先在厘清外宣翻译研究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和总结目前外宣翻译研究中所存在的局限性,以及深入解析外宣翻译与修辞劝说的契合之处的基础上,论证在外宣翻译研究中引入修辞劝说理论视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随后,论文着重梳理了修辞学,尤其是西方修辞学中有关劝说的理论,并以此作为课题研究的理论框架对外宣翻译实践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探讨,这些问题包括对翻译行为、翻译过程以及译者的再认识,外宣翻译的目的与任务等.基于对外宣翻译的目的与任务的新认识,论文尝试提出了外宣翻译应当遵循的原则,并通过对三种不同类型的外宣文本的翻译分析来进一步阐述、验证修辞劝说理论对外宣翻译实践的启示作用以及基于这一视角下提出的翻译原则在外宣翻译中的应用价值.

基于以上思路,本研究分四个部分、共七章对上述研究问题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对本研究启动的背景和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交代本课题选题的源起、研究问题的提出、课题研究的意义、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二章为外宣翻译相关概念的厘清以及对外宣翻译研究视角的概述.本章主要对外宣翻译研究中所采用的视角进行综述,包括基于实践经验所进行的理论总结、以及基于跨文化传播学理论、语言学相关理论、功能学派理论、认知学派理论、建构主要学派理论以及生态翻译学理论等进行研究,并总结了这些理论模式对外宣翻译研究所提出的理论观点.第三章则在第二章的综述基础上着重讨论了这些理论视角的不足之处,以及论证了外宣翻译与修辞劝说的契合之处,进而提出有必要从修辞劝说理论视角出发,探究外宣翻译的目的、任务、原则及译策选择等问题的设想.

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之一,论述的内容大致分为理论溯源和策略构想两部分,分别通过两个独立章节来展开论述.

第四章对修辞学,特别是西方修辞学研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劝说理论进行梳理,为外宣翻译研究构建一个新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及修辞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修辞诉诸三模式——诉诸修辞者的人格（ethos）、诉诸受众的情感（pathos）及诉诸论证的理性（logos）；佩雷尔曼的受众中心论——所有的论辩都必须适应受众,以受众所能接受的信念为基础；佩雷尔曼的选择、在场与交流理论——论辩中应选择论辩出发点来创造“在场”,由此,“选择”便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创造“在场”本身就是选择强调、凸显事实或观点的某一方面,从而引导听众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方面上来,这是修辞论辩中一个重要的运作机制；肯尼斯·,伯克“认同”理论——“劝说”等同于“同质性”或“同一性”,修辞能否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修辞者能否获得受众的认同,即“劝说”是“同一性”的结果；比彻尔的修辞情境理论——修辞性的情境或环境触发修辞性话语的产生,规定了话语必须对之作出适当的回应,即话语应当适应于目的和场合；谭学纯教授的广义修辞学中的修辞互动论——“完整的修辞活动是交际双方互动的结果”,其中预设是双向交流的认知前提,一种修辞表达可能暗含了某种预设,而一种修辞接受也可能认同了某种预设.上述有关修辞论辩与劝说理论精辟地解析了实现话语交际有效性的策略问题,成为现代交际学、传播学以及心理学等领域的重要理论来源.

第五章以第四章所梳理出来的修辞劝说理论为框架,深入探讨了修辞劝说理论对外宣翻译的启示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外宣翻译的策略构想.本章分三部分展开论述.一是对外宣翻译的再认识.由于修辞劝说理论所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与外宣翻译研究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修辞劝说理论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对外宣翻译进行新的认识,从新的角度再审视外宣翻译活动的本质、外宣翻译参与者及其之间的关系、翻译过程等问题.论文认为,外宣翻译是国家外宣工作的一部分,本质上也实践国家修辞的活动,有着明确的对外传播与劝服的目的.而译者在这一过程中既是信息的传递者,也是修辞者,肩负着实现外宣目的任务.对外宣翻译的新认识有助于我们厘清翻译过程中译者与其他参与要素的关系,如与委托人,原语文本、译文文本、译文受众等关系.二是论述了修辞劝说理论对外宣翻译的实践指导意义.首先是要提高外宣译者的修辞意识,这要求译者在翻译中加强“受众中心”意识和把握好翻译话语构建的修辞情境因素.而在翻译策略上,要善于借鉴修辞劝说策略进行外宣译文话语构建.这些具体方法包含三个修辞诉诸手段的运用,外宣译材选择上根据“内外有别”原则“选择”和“呈现”外宣信息,以及翻译中建立“认同”,实现外宣翻译的有效劝服目的等.三是尝试提出提高外宣翻译效果的因应策略.论文在对外宣翻译的重新认识基础上提出了外宣翻译的任务和目的：知之、好之、同之.作为对外宣传的信息传递者,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原语文本的信息和外宣委托人的意图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国外受众.另外,翻译要实现外宣目的就必须努力使外宣文本抓住读者,使受众愿意读、乐意听,确保外宣翻译交际信道的畅通,只有这样才有实现翻译的外宣预期目的的可能.而外宣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译文信息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阐释中国立场,并得到国外受众的理解、接受和认同.基于上述对外宣翻译过程、目标与任务的再认识,本文进而尝试提出了外宣翻译的原则：忠诚、求效、适切.外宣翻译的“忠诚”原则指译者在翻译中应忠诚于委托人的外宣目的.“求效”原则则要求译者的翻译活动要为实现外宣目的服务.这是外宣翻译质量评估的重要指标.而“适切”原则要求外宣翻译适切外宣目的,适切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此外,本章还就外宣翻译过程中的修辞运作策略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以期论证外宣翻译过程中修辞策略运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三部分为案例分析.第六章选取对外新闻,对外推介资料以及典籍外宣三种不同的外宣文本类型的翻译进行译例分析.本章尝试论述修辞劝说相关理论在外宣翻译中的应用可以更契合外宣翻译的“忠诚、求效、适切”原则,因而能更有效实现外宣翻译的外宣预期目的.

第四部分为总结论述.第七章分为研究总结和研究展望两部分.总结部分回顾了全文内容,总结论文的基本结论,主要贡献等.而展望部分则在对论文研究的不足之处与局限性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研究所应当努力的方向.

本研究的基本结论认为,外宣翻译是国家外宣工作的一部分,而对外宣传工作是国家、企事业单位对外传播与劝服行为.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有必要视外宣翻译为一种修辞行为,而译者在翻译中既是外宣信息的传递者又是践行国家对外宣传活动的修辞者.作为对外宣传的信息传递者,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原语文本的信息和外宣委托人的意图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国外受众.同时,翻译要实现外宣目的就必须使外宣文本抓住读者,使受众愿意读、乐意听,确保外宣翻译交际信道的畅通,只有这样才有实现翻译的外宣预期目的的可能.而外宣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译文信息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阐释中国立场,并得到国外受众的理解、接受和认同.基于上述外宣翻译过程、目标与任务的新认识,本文认为外宣翻译应该遵循“忠诚”、“求效”和“适切”三原则.简言之,外宣译者在翻译中应忠诚于委托人的外宣目的.同时,能否实现外宣目的是衡量外宣翻译质量和效果的最重要标准.具体在翻译实践上则要求外宣翻译在适切外宣目的,贴近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基础上进行适切的译策略选择.

本文引入修辞劝说理论视角对外宣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为外宣翻译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和视域,有助于形成多途径、跨学科的外宣翻译研究格局.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观点不是要否定、取代前辈外宣翻译学者所总结和探索的理论成果,而是旨在补充和促进我国外宣翻译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发展,为探索有助于提高我国外宣翻译的外宣效果提供一个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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