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文学论文范文参考 西方古典文学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西方古典文学论文范文参考：梁实秋与西方文学
2. 第二篇西方古典文学论文样文：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科学主义倾向
3. 第三篇西方古典文学论文范文模板：残雪文学的意义空间
4. 第四篇西方古典文学论文范例：1898～1927：西方文学理论早期引介研究
5. 第五篇西方古典文学论文范文格式：整体论观照下的《文心雕龙》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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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西方古典文学论文范文参考：梁实秋与西方文学

从1922年发表新诗批评到1985年出版《英国文学史》,梁实秋六十几年的学术生涯始终与西方文学关系密切.他既受其影响建立了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又终身以西方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为业.站在“梁实秋与西方文学”这一视角,可以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追根溯源的探索,对他的文学成就给以更客观、全面的评价.第一章对梁实秋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进行剖析.和二十世纪初的大多数文学家一样,梁实秋的成长离不开西方文学的滋养.清华求学时期,他强调文学中的自我意识,拜伦、华兹华斯、雪莱、卢梭都是他崇拜的对象,他的文艺主张与当时的时代精神相当合拍.然而,1926年他从美国学成归来,却以一套古典主义的理论作为评判文学的标准,指责中国新文学出现了“浪漫的混乱”.1928年以后,他批评的目标又指向了革命文学,以普遍的人性去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坛,梁实秋是一个“反主题”的批评家.虽然从“浪漫的”到“古典的”,梁实秋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毋庸置疑,在哈佛大学接触到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是促使他改变立场的直接原因.以新人文主义的学说和西方古典主义传统去衡量中国文学,他对新文学的批评自有其独到、深刻之处.但是,他分析的都是一些极端的倾向,并且也没有针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显得浮泛和苛刻.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的同时,他也否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以浪漫的道家文学为主,而儒家的文学观念又不适合于文学的发展.他的错误显而易见,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文学变革的时期,最困难的就是对传统的扬弃,梁实秋却通过否定传统文学的价值取消了问题的存在.1928年以后,对革命文学的批评既可以看作是浪漫主义批判的继续,重申的是普遍性和理性的原则.另一方面,因为批评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梁实秋理论阐述的侧重点也有所调整.他不断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反对普罗文学将文学当作宣传工具,肯定天才人物的历史价值,反对革命文学的大众化路线.普遍性的原则与精英主义的立场在梁实秋那里一直是并行不悖的.在梁实秋的文艺理论体系中,“人性”、“理性”和“道德”既互相制约又互为前提,在某些具体的表述中甚至可以互相取代,这使得他阐发自己的文艺主张有时会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他的文学批评观体现的也正是古典主义的批评精神.他排斥“仲裁批评”以外的其他批评形式,不断谴责浪漫主义印象式的批评和十九世纪后期兴起的科学批评.在评价文学作品时,他忽视了道德以外的其他标准,将审美尺度排斥在外,这带来的将是文学的非文学化倾向.在文学批评方面,梁实秋虽然具有厚实的知识储备和严密的逻辑学养,却缺乏宽阔的文学眼光.第二章着重评析梁实秋的西方文论研究.中国现代的西方文论研究多侧重于同时代的西方文艺新思潮,并且着力把握总体趋向、并不注重对具体批评家文艺思想的分析.梁实秋却将目光投向了西方文学的古典主义传统,并且他的西方文论史研究几乎涉及了二十世纪以前所有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在分析西方文论的发展趋向时,他并不关注外部因素对文学思想的影响,而是在西方文论自身的传统中寻找变化、发展的动因.在对西方文艺批评进行评判的过程中,以摹仿自然还是表现自我、肯定理性还是推崇情感、强调*价值还是重视审美感受作为评判批评家优劣的标准,以仲裁式的批评方法作为文学批评的正统.在梁实秋研究的西方批评家中,有几位是他的“知音”.他在阐述自己的文艺主张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描写“可能发生的事”,这一论断经常被梁实秋引作“普遍性”的注解.约翰逊打破了新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又抵挡住即将兴起的浪漫主义潮流,体现了梁实秋对古典主义精神的理解.梁实秋将文学定义为“生活的批评”,采用的是阿诺德的观点.如果我们将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与白璧德的文艺观进行比照,不仅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而且可以看到明显的模仿痕迹.但是脱离了西方思想史的背景,加上梁实秋又急于要建立标准,他就免不了将白璧德的观点简单化和绝对化了.第三章主要分析梁实秋在文学翻译方面的成就.与鲁迅、郑振铎等人不同,他选择翻译对象,并不考虑作品的政治价值和当下的社会效应.二三十年代,有一些人认为翻译莎士比亚不合时宜,梁实秋却认为莎剧体现了普遍的人性,具有永恒的价值.他既反对“选译”、“转译”,又不同意佶屈聱牙、令人头昏脑涨的“硬译”.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他秉持忠信原则,同时也显得文采不足,瑕瑜互见.通过与朱生豪、孙大雨、方平、屠岸、英若诚等译者进行对比,可以更立体地看到梁译本的优势和缺陷.梁实秋采用直译加注的翻译方法,注释既有对典故、西方文化风俗的补充说明,也有对英文原文的校勘和版本考证,还包括对译文选词用句的讨论.再加上他在每一部译作的序言中,考证故事的来源、研究莎士比亚时代的舞台和演出的情况,还引经据典地介绍了西方莎学的成果.这些内容使他的译本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学者的译本”.第四章聚焦梁实秋的外国文学研究.三十年代,梁实秋是发表莎评最多的批评家,在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发轫、探索时期显示了较高的水准.在莎士比亚的丰富性面前,梁实秋终于没有概念化地将作家作品当作自己文艺观的注脚,他能够突破已有的定见,对莎作的内容与形式、道德意味与艺术魅力都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当以茅盾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莎评成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主流时,梁实秋却在学术学理的层面探索作品自身的价值.1985年,八十二岁的梁实秋出版了三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在梳理英国文学发展的脉络时,他能够综合考虑影响文学的多种因素.他在“事实”上下功夫,并且善于发现新材料,显示了深厚的学养和扎实的作风.更可贵的是,他写史并不是为了诠释他的文艺观,尽管难免受个人眼光的影响,但是他做到了论从史出而不是以史带论,具备了整体的观念和历史的眼光.那些曾被他严厉批评过的浪漫主义作家在《英国文学史》中却能得到公正的对待.虽然他尽量不做出批评家的价值判断,却用批评史专家的视野、比较文学家的方法,为我们理解这些“事实”打开了思路.总的来说,梁实秋在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影响下建立的一套古典主义文艺体系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但是这也使得他发表了不少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他能够跳脱出时代的主潮,始终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并坚持用学术的标准研究文学,在这一方面不仅体现出了他的历史价值,也向人们展示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第二篇西方古典文学论文样文：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科学主义倾向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usek,1906—1980),捷克著名汉学家,布拉格汉学派的奠基者,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创始人.普实克上世纪30年代即翻译了鲁迅的作品在布拉格发表.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仅开始早,而且影响深远.普实克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历史决定论思想深刻影响了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密切关联,把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联系起来,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源头.普实克也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他早年曾认真研究过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结构主义理论,在这些理论框架下,他细致研究和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风格、叙事策略、类型转换等各方面问题.普实克关于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与其马克思主义思想、结构主义思想都密不可分,而且这二者在对于普遍规律和客观真理的认识上也有共同倾向.这些都使得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有鲜明的科学主义精神烙印.虽然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又能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划清界线,他结构主义的理论背景也给予他独特的研究视角,使他的中国文学研究显示出与中国本土研究不同的科学主义向度,具有重新认识与解读的价值.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科学主义主要体现在其研究观念的科学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本文在导言外共分四章,分别对普实克的科学主义文学研究观念和研究实践进行论述.

导言部分主要总结了普实克关于文学研究的目的、态度和方法的基本看法,以及其中体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普实克认为文学研究的目的应该是发现客观真理,即发现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他把文学视为一种动态的有机存在,与自然科学一样有其变化与消长的规律.因此文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发现并正确揭示这个规律是什么,是如何表现的.这是隐藏在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现象背后的深刻本质,也是普实克努力要去发现的客观真理.普实克认为文学研究的态度应该力求客观,要努力“克服个人偏见”,这样,文学研究者才能给一般读者提供他们不熟悉的关于文学的科学知识.文学研究者有责任带领读者客观地探索中国文学的真实面目,呈现给读者一种确凿不移的对于中国文学的正确认识,而不是被研究者个人偏见所扭曲的主观论见.关于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普实克认为有两个：一个是历史视角,一个是系统分析.历史视角,即在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历史意识,主要表现为文学史视角和社会史视角.文学史视角是把某一独特文学现象或某一时期文学置于文学发展演变的宏观背景中进行考察,从而对其价值与地位进行准确分析与评价；社会史视角是要求文学研究者能够正确认识社会历史与文学实践的相互作用.系统分析方法强调在事物之间的关系中,而不是在单个事物内寻找事物的实在本质.它是一种与单一的、孤立的、片面的、偶然的批评方法相对立的科学方法.只有通过系统分析的方式,我们才有可能从整体上对被研究对象作出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严肃的而不是随意的、能够经受多方检验的而不是可被任意更改的认识和评价,也就是一种具有科学性的普遍原则.从普实克关于文学研究的目的、态度、方法的观点我们可以初步了解普实克文学研究的科学主义倾向.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普实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科学观念,包括整体性观念、自调性观念、转换性观念.从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出发,普实克详细论证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中国文学自身传统发展演变的结果,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之间并不是完全断裂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精神的承续关系.大体而言,这种文学传统又可以分为远近两个层面：远的可以追溯到“中国文人文学的抒情传统”,近的可以寻找到清代小说中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精神.由此,普实克展现了中国文人文学精神传承的发展脉络.从中国文学的自调性观念出发,普实克认为,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生的根本性的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更长的时间,要有一系列的自我调节造成的连续变化做铺垫,包括思想文化层面的改变、小说地位的提升、文学艺术手法的创新等方面,这是现代文学发生的必要条件.而当自调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中国古典文学结构的转变,古典文学就转换成为现代文学.这是普实克中国文学转换观念的主要内容.普实克从作家作品、广义的现实生活和文学传统三个方面对中国文学结构的现代转换进行了细致论述.除此之外,普实克还专门论述了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具有“中间”性质的文学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的轨迹.

第二章论述了普实克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功能的科学性研究.普实克提倡现实主义,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重视文学的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但是落实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上,他并未完全把文学视为政治的传声筒,也并未把文学当作社会生活的机械反映.他并未把作家的世界观或者认识现实世界的一般法则与作家所要表现现实的艺术法则混淆起来,也没有把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混淆起来.在普实克的文学理论体系中,“现实”与“现实的艺术表现”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文学认识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审美功能的实现.同时,普实克在对文学审美功能的强调又与对文学社会功能的强调密不可分,他认为,文学正是通过自己独特的审美功能向人们传递关于世界的认识,这实际扩大了现实主义的内涵,使这一概念包容进更多的艺术实践.通过对文学作品认识功能与审美功能的论述,普实克对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辩证分析.

第三章论述了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类型研究的科学性.普实克把中国现代文学分为抒情性文学与史诗性文学两种类型,一重主观,一重客观,是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特征的精辟总结,也是其理解与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的独创的理论框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抒情性文学主要受到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以及中国古典抒情文学的影响,而史诗性文学则受到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及中国古典文学写实传统的影响.普实克对于中国文学抒情性与史诗性的理解与论述不是片面的、孤立的,而是辩证的、统一的.他所指的抒情性文学是一种有着深厚现实底色的抒情主义；他所言的史诗性文学是一种带着浓厚抒*彩的现实主义.抒情性与史诗性在他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二元并置状态.且抒情性与史诗性在普实克的论述中,都不仅仅简单地指向一种文学类型,以及与这种类型相一致的文学主题的概括,而且还指向一种与主题表达方式密切相关的艺术手法的总结.简而言之,抒情性文学中需要史诗化的现实内容作为情感抒发的依托,才不至于空洞,而史诗性文学需要抒情性内容的融入与贯穿,才能把客观现实整合、提升为审美对象,具有审美价值.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文学抒情性与史诗性的理解不仅大大拓展了西方文学中原有的抒情文学与史诗文学的概念,而且通过对抒情性与史诗性的论述,普实克发现正是这两种文学结构要素的复杂交错与辩证发展,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内在动力之一,并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继续塑造着它的形与质.

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叙事研究的科学性.普实克从叙事者、叙事角度、情节结构、人物话语几个方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形式进行研究.但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叙事研究打破了结构主义叙事学原本的封闭结构,他的研究目的不在于对中国现代小说中稳定的叙事结构进行抽象的概括和说明,而是把叙事形式与社会历史、文学传统相结合,以一种发展的眼光考察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形式的形成,用比较的方法呈现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形式与现代小说叙事形式的异同.因此,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文学叙事形式的研究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文学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轨迹,并对其发生动力进行探讨和说明.这种对于叙事形式的研究是从单纯的结构主义共时性研究向历时性研究的转变.普实克着重关注的是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对叙事结构的发展所起到的影响作用,从而把叙事研究从单纯的文本研究向外拓展,对叙事学研究范式的转变起到引领作用.

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这两大思想体系为其支撑,把文学内容研究与形式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显示出在整体性、系统性科学思想指引下沟通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企图,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美学相融合的历史趋势.同时,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文学中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发现,对中国现代文学抒情性与史诗*融的论述,对作家创作个性的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交融的趋势.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既充满科学的理性思辨,又不乏研究主体对文学作品的感性理解和认识,既有对知识的归纳和总结,又有对审美的体验和感悟,体现出文学研究发展的必然方向.

本文着重从科学主义角度分析和考察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科学主义倾向及其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上,追溯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思想文化渊源,梳理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脉络体系、理论框架以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发展的深刻影响,由此对普实克在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发展史中的价值与地位进行重新评价.

第三篇西方古典文学论文范文模板：残雪文学的意义空间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残雪文学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她的小说之费解已经达到了令习惯于在前因后果的文学叙事和意图明朗的故事情节中找寻意义的读者难以接受的程度.怪异的表现手法,夸张、怪诞的人物性格,梦魇般的气氛,故事内部时间的断裂、空间的交错等等,都为残雪的小说打上了鲜明的无法与他人作品混淆的印记,也给读者和研究者造成了审美上的巨大冲击.由此,研究残雪也已经成了当代文学研究者们不可回避的也是非常感兴趣的课题.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残雪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残雪文学研究始终与其创作相伴随.

研究残雪,不仅引动了广大读者解读残雪文学的热潮,而且也带动了文学研究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本文试图从残雪文学出现后短时间内文学评论界展开的关于残雪文学的论争入手,首先探寻残雪文学出现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1986——1987年,文学批评界针对短篇小说《公牛》引发了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论争,焦点在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内涵究竟体现的是什么.这一论争为后来中国文学的开放和理论界的反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这是残雪小说的文学史意义之一；残雪小说引起争论的另一焦点为文学的目的和价值究竟是什么.优秀文学的标准是什么?从作者的角度来看,是否以作家站在某个阶级或某种政治立场为评判原则?从作品的角度看,是否以作品表现了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为标准?而从社会影响来看,是否以读者群的数量来确定、以能够在广大读者中获得众口一词的评价为原则?这一系列的问题,均通过对残雪小说的争论而得到重新清理.将残雪小说的问世以及对残雪小说的论争置于文学史的背景下来考察,它既体现为残雪文学开始向传统的文学观发起挑战,又反映了本次论争绝非一次简单的文学作品的争鸣,而是释放了文学理论界关于文学变革的重要信号,那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改变已经开始.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迫切需要进行一次深刻的变革,文学要还原其主体性的地位,而不再仅只作为政治的附庸,重新重视文学自身的价值和艺术性；文学创作方法也从原来奉现实主义为圭臬转而追求文学表现的多样化；文学对人性的描画、对人性之复杂性的探究更加细致和深入.这使中国当代文学迫切需要吸收世界文学中有益的因子.当国门洞开,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文学流派纷纷涌入之时,文学创作获得了许多新的养分.而新时期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大量吸收,也孕育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新气象.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新锐作家开始尝试采用对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相当陌生且在情感上遭到排拒的新奇的文学写作手法.其中尤以残雪的小说创作最为令人惊异甚至难以接受.文学理论界的反应虽与残雪文学创作同步,但更多表现为用古老的方法来应对新的文学现象,文学批评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直到90年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才终于与西方现代文学批评汇合,残雪文学才在新的文学批评视野下获得符合实际的评价.

残雪文学带有鲜明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特征,而残雪也从不讳言她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追随、她在创作手法上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方法的借鉴和发展.不过,残雪观念中的“现代主义”并不受制于后期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的限制.她把所有内省的、以表现人类灵魂世界为己任的历代作家都视为现代主义作家.因此,一些过去从未收入“现代主义”作家名录的经典作家如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都成为残雪心目中的“现代主义”文学家.在创作思想上,残雪汲取这些作家的丰富营养,在创作手法上,卡夫卡、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等作家的创作成为残雪学习的对象.尤其在残雪与卡夫卡之间,存在着诸多可比之处.残雪心目中卡夫卡的创作是关乎灵魂的,一切现实的描写都是灵魂世界象征化的体现.为了使不可把握的灵魂世界具象化,残雪在创作理念和艺术手法上充分借鉴和吸收了以卡夫卡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元素.首先,残雪遵循超越的文学艺术观,建立了现象学意义上的“人性”的文学,摒弃了社会学背景下的是非善恶的人格判断,将一切描写直指人性的本质.而这本质的最高体现即为“理性”.“理性”既是努斯,又是逻各斯.而努斯体现为原始之力,当它在人类的灵魂中起作用的时候,灵魂中的自我便产生分裂,残雪的小说就是对分裂自我的描述.她作品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复杂关系,其实正是分裂自我的矛盾和复杂关系的体现.基于这样的创作思想,残雪眼中的卡夫卡文学正是努斯和逻各斯矛盾运动的艺术化表现.卡夫卡《城堡》中“城堡”对灵魂的召唤、《审判》中“法”对生命的拷问,在残雪的笔下置换成不速之客的蛮横造访、与隐藏对手的较量.残雪在她所理解的卡夫卡小说思想的启发下,创作出了一系列作品,都着重于描写生命在前往不可更改的人生目标过程中,自我的挣扎和奋进,生命的整个运动过程便是突围和沉迷的冲突和转化的过程.终点的明确和虚无不能消解人对生命的执着,磨难和挑战激发的是生命的意志,唤起的是生命的快乐.

残雪的创作除了受到西方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的深刻影响外,中国文学传统也一直潜藏在残雪的文学血脉中,隐秘而顽强.古代文学表现出对现世的强烈关注、“文以载道”成为中国文学的神圣使命.虽然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学结束了古典文学时代,西学之风日渐强劲,但中国文学传统并未被斩断,而在优秀作家的创作中得以保存、延续.同时,现代文学也形成了新的传统,人道主义思想成为贯穿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条重要脉络.当代文学中的一些作家曾放言自己主要是在西方文学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但他们最终还是承认以鲁迅文学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传统对其创作的决定性影响.分析交织在残雪文学中的各种元素,我们会发现,其中根本性的东西仍然来自本土文学传统.其中既可见抒情传统的充分体现,也可见湖湘大地的巫楚之风弥漫在字里行间,铺染成了残雪小说荒诞、神秘、非理性的色彩；同时,在鲁迅小说中风格鲜明的复仇话语也在残雪的创作中得到延续,残雪语言的超时空性也可在鲁迅文学中找到渊源.当然,残雪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改造也显而易见.具体表现在,她的创作已从原来文学表现客观世界转向表现精神的内在世界；由描写他人转向描写自我；由反映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转向反映自我分裂后的矛盾和斗争.

残雪小说充斥着大量的肮脏与丑恶意象.其笔下的世界肮脏腐败,人物阴鸷、丑陋,人际关系扭曲、变态.这种不惜笔墨对肮脏与丑恶事物的描写,使残雪的创作获得两种极端对立的评价,一种厌恶甚至痛恨残雪的作品,另一种则对残雪小说赞赏有加.残雪小说描写的世界之肮脏、人性之丑恶、人伦之颠倒,是否为残雪以追求丑恶来达到审美的目的,成为研究者争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追溯中外古今艺术的美丑观念开始,发现中国古代艺术中的丑恶人事,均为体现道德与*判断所用；而庄子提出,朴拙和粗陋恰是化丑为美,却又体现了美丑的辩证法；西方早在莱辛时代,丑就被高度重视,但它还处在一个陪衬美的地位；到了雨果时代,丑已经作为与美对应的一个必要成分存在了.那时的丑中尚不带有充分的恶的意味.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在改变了人对自身本质的判断之后,也将“人性本恶”的内涵进行了重释,体现的是人的自由意志.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将丑恶意象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他的“化丑为美”也成为美学史上美的一次历史性升华.

在分析残雪小说中的丑恶意象时,几种观点各据势力.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本质上如此,残雪不过是以现实主义的眼光,不再文过饰非地描写虚假的美好生活,而是真实准确地将现实的本来面目展现出来；一种观点认为残雪之所以描写的都是肮脏和丑恶,是因为她主观地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丑恶肮脏的；另一种观点将丑恶意象与残雪的人生观联系起来,认为悲观绝望的人生观导致了残雪文学充盈着肮脏和丑恶.残雪许多小说中出现“类情节”现象,即作品中人物反复做着一件事,却毫无结果,寓意人生的行动毫无结果,这体现出残雪对人类和世界的悲观绝望；第四种观点认为,残雪描写肮脏丑恶的事物非为他因,主要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在她作品中的继承和改造.本文的观点是,残雪把肮脏的事物、人类丑恶的品性,作为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动能看待,说到底是与她要描写人的灵魂有直接关系.肮脏与丑恶是生命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从血污里诞生的生命正是纯洁灵魂寄居之所.肮脏与丑恶不仅是生命的原动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为证明她的脏丑之原发力,残雪重新阐释了经典文学作品.残雪通过对歌德《浮士德》中魔鬼与浮士德关系的重新理解,再度印证魔鬼靡菲斯特是促使浮士德之向善的本质属性.为此,残雪在自己的创作中描写肮脏丑恶的人,从其自身来说,这是人类的本相,它为精神的存在和充分展现提供了舞台；从其与他者的关系来讲,肮脏丑恶的人又构成一种反作用力,成为督促人类前行的重要力量.残雪这样的创作思想,来自其关于作为原始之力的努斯与将努斯赋形的逻各斯之间矛盾运动的哲学思考.

残雪的创作非常丰富,能够代表其成就的是长篇小说《边疆》.本文以《边疆》为范例,分析残雪小说如何实现语言的创新、如何通过客观描写实现自我意识的对象化.《边疆》同残雪的其他作品一样,并不讲述真实世界中发生的故事,而是将隐匿于肉体深处的自我托出来,而自我须经由将自我意识对象化为外在的种种景象事物人情故事等过程来体现.在残雪的创作中,传统语言真实准确反映客观世界的功能已经丧失,取而代之的是残雪所建立的一套纯然的文学语言系统,以满足她对所要表现的无限丰富的灵魂世界的阐释.她通过改变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约定俗成的对应关系,通过将本来所指的真实抽空,填充进具有隐喻、暗示、象征意义的意象,实现她对自我灵魂世界的展现.于是,那个不可言说的自我便借助一个个已经丧失了原有所指的符号——能指而获显示.

残雪文学研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课题.本文限于篇幅,仅着眼于残雪文学中的几个侧面进行探讨,以期获得对残雪文学深层意义的理解,更进一步认识残雪文学的价值所在.

第四篇西方古典文学论文范例：1898～1927：西方文学理论早期引介研究

二十世纪应该被称为“批评的时代”.“这时,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批评的突然泛滥,而且文学批评达到了一种新的自觉,一种更加重要的社会地位”.①

——这是雷内·,韦勒克(Rene Wellek,1903-1995)在二十世纪尚未结束之时对西方文学批评所作的观察和判断.然而,移来用作对中国二十*批评的描述和总结亦相当妥帖.当然,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一直处于接受和吸收西方各色理论思潮的震荡阶段.但不管是从中国文学批评源远流长的历史来看,还是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来看,蓬蓬勃勃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都称得上是时代的“宠儿”.那么,这一“批评的世纪”的大幕是如何徐徐拉开的呢

晚清之际,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挑战,开启了中国无可抗拒地走向谋求现代化的道路.在以引进西学、学习西方、改革弊政、启迪民智、改良社会为基本取向的现代化运动中,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由是,中国文学批评改变了它的走向和质地,开始了一段崭新的生命历程.五四时期,随着外来新源流的不断汇入,离开了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渐行渐远,并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品格.正是西方理论资源的引入、接受和整合,使得中国文学批评走向现代形态成为可能.

本论文的主旨是以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实践为依据,尝试描绘出晚清至五四时期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传播轨迹,分析这些西方文学理论的引入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蜕变所产生的影响,并反思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危机与抗争中的积极回应和艰难拓进.具体安排如下：

首先,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追溯西方文学理论进入中国的足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翻译和绍介同历史的、社会的特殊变迁和文化思潮的更迭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及文化思潮的变动对译介活动的影响和制约又是不可避免的,这于西方文学理论的早期引介则是比较显明的.伴随着来势汹汹的西潮和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西方文学理论经由梁启超的介绍登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则把西方文学理论的输入逐步推向繁荣.不同的文学社群以开放的气度和胸襟自觉地、有目的地选择译介不同的西方文学理论,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到不同文学思潮流派的主张和方法,共同成为现代文学批评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其次,探究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早期引介所存在的两种主导阐释模式.尽管翻译在穿越两种不同的语(言)(之)境后必然带来意义的衰减或增值,但译介主体的文化立场以及由此所体现出的阐释策略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翻译文本所能抵达的理想境地.“以本国之义理,拟配外来思想”,这一被称为“格义”的佛经译解方式,为严林一代人所承续.在他们典雅通畅的思想和文学译本中,诸种本土价值观念被植入其间,并消解了本源话语的味道.年轻的五四一代则试图建立起另外一种能够对抗“中国化”的翻译模式,旨在倡导通过富有张力的表述语言传达出西方文学和诗学的“陌生性”和“外来性”,并进而塑形中国的新文学和构筑新的话语体系.

再次,勾勒西方文学理论输入在晚清和五四时期呈现出的不同风貌.对于在甲午战火的余殃中成熟起来的一代而言,敞开胸怀拥抱西洋文明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无过于传统的顽强难变.所以,他们在最初往往抱着“破坏主义”的态度,借助他们所“把握”的西方理论,颠覆了古典文学和文论的根本合法性,并开启了一条通向现代之路.然而,他们所留下的充斥着空白和讹误的精神遗产自然不能让五四的一代餍足.新的一代的出发点应该是一种渴望,渴望建立一套全新的言说系统,并藉此去理解不断变化着的种种文学现象.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真正扎下根来并成为批评话语的支柱.

自晚清至五四时期,文学的变革几乎一开始就是一场文学批评的运动,有了文学批评的引领和导航,才有了新的文学的安全着陆.作为一种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话语方式,西方文学理论成了它的主要源泉.当我们检视百余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的演进,不难发现,西方文学理论译介的高峰期同时也是文学批评的活跃期和繁盛期.在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和建构过程中,西方文学理论成为赋予其活力,推动其变迁的主导力量.尽管,面对中西文化的巨大反差,总体而言,译介者对西方文学理论缺少足够的焦虑感,因而缺少批判性审视,缺少对接性研究,缺少综合与超越.然而,无论如何,要完整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发展,离开对西方文学理论引介的具体考察则是不可想像的.尤其是西方文学理论的早期引介,关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许多重要问题的彰明,且对今天熔冶中西的文学批评重构启示颇多,所以有必要对之作新的理解与剖析.

第五篇西方古典文学论文范文格式：整体论观照下的《文心雕龙》英译研究

整体论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其理论要旨在于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及事物内在系统性和协调性.《文心雕龙》的文学批评理论构建渗透了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也暗合了西方哲学的整体论精神,其理论属性和理论内核都具有整体论特征.在《文心雕龙》文学批评理论体系中,哲学整体论具体化为对文学作品整体性的强调,以及对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这两大要素相互协调、相互依存关系的彰显.作为中国古典文论的杰出典范,《文心雕龙》文学批评理论的现代阐释及利用却十分少见,而新批评、神话原型、解构主义等许多现当代西方文论却多已成为翻译研究借鉴和利用的理论资源,成为翻译研究拓宽视野、丰富内容的重要途径.因此,梳理《文心雕龙》整体观的理论资源并用之于翻译研究,既是出于《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现代阐释的必要,也是使这一文论体系的理论价值得以利用的必要.

本论文按照三个主要步骤进行.第一个步骤是“理论解读”.无论是哲学整体论,还是文学批评整体论,其理论形态都十分多样: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西方整体论的理论重点各不相同,中国传统的整体论与西方整体论也略有区别,文学批评整体论则是哲学整体论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具体化.本文在系统梳理整体论多种形态的基础上,着力透过整体论的多种形态,挖掘其最具利用价值、最根本的理论精神.

文章首先扼要分析了《文心雕龙》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整体论特征,并由这一特征的理论来源入手,系统梳理了中西哲学整体论和文学批评整体论的理论内涵,重点分析了西方哲学整体论所包含的构造论、本原论、预设论、共相论、浑一论、动力论等六种形态、当代整体论对古代整体论的继承与发展,以及中国古代整体论与西方整体论的共性,并结合近代机械论对整体论的批评,从正反两面揭示整体论的理论特征和理论诉求.对于各种形式的整体论而言,对事物整体性及事物内部因素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关系的强调既是贯串始终的理论主张,也是整体论相对于机械论的区别性特征.与此同时,中西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哲学整体论的影响.就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而言,从先秦时期直到近代,对文学作品整体性的关注、对言意协调关系的强调一直都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就西方文学批评而言,对文学作品内部要素和谐关系的彰显始于亚里士多德的戏剧批评,在贺拉斯、布瓦洛、黑格尔等古典主义批评家那里得到继承,一直延续到新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之中.《文心雕龙》文学批评体系既承袭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整体论思维,又在文学批评中将整体论具体化,形成其自成体系的文学批评整体观,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首先在于文学作品的整体性,其二,文学作品内部的形式与内容两大要素既要以内容为本,又要注重形式与内容的有机配合.

在充分梳理哲学及文学批评整体论以及《文心雕龙》自身的整体观的基础上,论者论证了翻译研究借鉴整体论的可能性及具体途径,这一步骤包含了针对多种翻译研究范式的理论反思和借鉴整体论进行翻译批评的可行性论证.哲学整体论强调事物整体性和事物内部因素之间的协调性,文学批评整体论既体现了哲学整体论的理论精神,又具体强调文学作品的整体价值与文学作品内部因素的协调性,《文心雕龙》整体观在强调文学作品整体价值的基础上,将文学作品内部因素具体化为形式与内容,并进一步彰显形式与内容的协调性.这种对文学作品整体性的肯定,尤其是对文学作品形式与内容两大要素之间协调性的强调,正好契合了形式与内容相互关系这一翻译研究的基本命题.多种翻译研究范式所关注的焦点实际上都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中国传统直译论强调译语文本贴近源语文本的形式因素,意译论将文学作品的“神”作为文学翻译的首要目标,而相对忽略形式因素.在西方译论中,以追求同一性为理论目标的译论或强调译语文本在形式上贴近源语文本,或要求改变源语文本形式,贴近目的语的语言规范,前者带有明显的形式化倾向,后者则更多体现了对源语文本形式因素的忽略.以追求差异性为理论目标的译论强调语言形式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将源语文本形式因素标举为种族身份或文化身份的载体,因而带有突出的形式化倾向.在这些翻译研究范式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对立状态,这种对立的存在,使意译论导致翻译的“透明化”和译者及源语文化身份的“隐形”,最终使翻译沦为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的工具,也使直译论难以兼顾译语文化的接受,降低了直译论实现其理论目的的可能性.

在对翻译研究倾向性的整体论反思之后,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在翻译批评中借鉴整体论的可能途径.整体论对事物整体性及内部要素之间关系的强调,《文心雕龙》文学批评体系对内容与形式协调关系的彰显,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两个方面的启示:其一,源语文本总体思想在翻译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译论对源语文本思想的忽视,是翻译无法实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文化身份的重要原因.只有将源语文本的整体思想作为翻译的目的,才能使翻译真正成为构建源语文化身份的手段.其二,源语文本的语言形式及表现手段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但形式的存在需要以内容的传递为前提.形式与内容是彼此联系、相互依存的,内容必须以特定形式来承载,形式的存在必须以与内容的协调性为前提.只有实现源语文本形式因素的有限存在,才能使翻译真正成为源语文化身份构建的手段.

随后,本研究进入第三步,对促成《文心雕龙》英译及其研究现状的文本因素与非文本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以翻译目的和译本倾向为主要依据,将现有《文心雕龙》英译分为“现代阐释型”和“研究型”两大类,并以整体论为理论来源,从翻译目的、翻译策略、译本倾向等视角深入分析了现有《文心雕龙》的多种译本.现代阐释型英译倾向于以现代文论术语、叙述体系及风格对源语文本的古典文论体系作出阐释,明确宣称面向汉学研究专业领域之外的普通读者,彰显了译文叙述的现代性、流畅性和可读性,而研究型英译以专业学者为预期读者,着力追索原文的思想内涵及其哲学及文论来源,试图再现源语文本思想的原貌,不追求译文流畅性和可读性.本文分析显示,现代阐释型英译的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之间存在着突出的矛盾,忽略了源语文本的思想原旨,而研究型英译则停留于对源语文本的研究,忽略了《文心雕龙》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性,未能真正实现研究的目的.现有《文心雕龙》英译既给后来的典籍英译留下了一些可供借鉴之处,也留下了反思的空间.

将整体论引入翻译研究,并进一步对《文心雕龙》英译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两点启发:其一,只有重视源语文本思想整体性,保留源语文本有意义的形式,才足以使翻译传递源语文化的原旨,实现翻译的文化目的,才能使典籍英译实现其文化使命.因此,源语文本的思想整体性和有意义的文本因素的保留是典籍英译不可忽视的要素.其二,翻译研究和典籍翻译研究既要关注翻译的微观语言策略,也要将民族身份和文化态度纳入研究视野,透析微观语言策略与民族身份和文化态度之间的联系,才能构建与源语文化身份塑造相符合的翻译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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