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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第一篇医学管理论文范文参考：中印传统医学现*展对比研究
2. 第二篇医学管理论文样文：元代医学教育及医药管理研究
3. 第三篇医学管理论文范文模板：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构建的研究
4. 第四篇医学管理论文范例：基于医学思维的企业缺陷管理研究
5. 第五篇医学管理论文范文格式：上海地区灾难医学知识水平和培训需求调查分析及培训方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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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医学管理论文范文参考：中印传统医学现*展对比研究

中印两国传统医药是世界范围内最具有生命力及影响力的两种传统医学体系.中、印两国政府均承认并保护传统医学的发展,并且越来越重视发挥传统医学在国家卫生保健体系中的作用.印度传统医学历史、发展现状、国内外发展战略等都与中国传统医学存在极大可比性,是中国传统医学国际化发展强大的竞争对手.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对印度传统医学的情况了解并不多,尤其缺乏对中印两国传统医学现*展的对比研究.因此,有必要对印度传统医学管理、政策法规、医疗资源与服务、教育与科研、传统医药产业及国际化发展等现状进行研究,为中国传统医学本土发展及国际化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国内对于印度传统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印传统医学历史交流研究、印度传统医学典籍研究、阿育吠陀药物的现代实验研究等几个方面.近年来,国内关于阿育吠陀与中医学基本原理比较研究及中印传统医学医疗、教育、科研、MEDLINE收录文献量、国际影响力等对比分析也有报道.

印度阿育吠陀典籍研究引起了欧美研究人员的极大兴趣,在印度传统医典校勘、文本翻译等各方面均取得了卓越成果.随着印度传统医学的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欧美等现代医学发达国家分别开展了印度传统医学相关现代实验及临床研究,包括阿育吠陀理论研究、阿育吠陀草药研究、印度传统医学疗法研究、印度传统医学复方及食物补充剂研究等.中印传统医学对比研究也引起了部分印度学者的关注,有关于阿育吠陀与中医学基础理论、以及植物药质量控制、研发方向、管理政策等因素对植物药国际市场影响对比分析的文献报道.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目的是通过对中印两国传统医学的国家政策、管理、医疗资源与服务、教育、科研、产业等各方面的现代本土发展及传统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现状进行对比分析,寻找当前我国传统医药本土发展及传统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阐释对我国传统医学本土发展及传统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的启示.本研究一方面可为我国传统医药本土发展及国际化发展提供借鉴,另一方面可以互通有无,促进中印两国传统医学交流与发展,并促进世界传统医学的健康发展.

研究内容

1.对比分析中印两国传统医学现*展现状与差异,主要包括：国家传统医学发展方针政策、传统医学管理、传统医学医疗资源与服务、传统医学科研、传统医学教育、传统医学产业及国际贸易等方面内容,

2.对比分析中印两国促进传统医学发展的因应策略、具体政策措施及取得的成效,寻找我国传统医学本土发展及传统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3.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传统医学本土发展及传统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阐释对我国传统医学本土发展及传统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的启示.

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广泛收集中印两国传统医学现*展相关资料,通过国内、外传统医学相关期刊文献数据库、书籍、网络资源等获取中印两国传统医学相关文献以及传统医学政策、法律、法规等相关文本,通过对相关文献及文本的系统查阅、分析、整理,分析中印两国传统医学发展现状与差异.

2.统计分析法

本研究收集了中印两国关于传统医学医疗资源与服务、传统医学教育、以及传统医学产业、贸易等官方统计数据,针对不同统计指标,进行了增长幅度、年均增长率、所占比例等计算,通过量化分析测度中印两国传统医学发展水平及存在的差异.

3.比较推理法

本研究比较分析了中印两国政府对传统医学的管理模式及促进传统医学发展的政策措施及执行效果,从中分析两国的成功实践及对对方的借鉴与启示,并重点阐释对我国传统医学本土发展的启示.

4.竞争情报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竞争情报学“竞争对手分析”及“SWOT分析”法,对中印两国传统医学产业的国际化发展进行分析,并阐释对我国传统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的启示.

主要研究结果

1.传统医学立法与管理

1.1对比结果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印度已实现对印度医学及顺势疗法的立法管理,印度传统医学采用医疗、教育、科研、产业集中管理模式,管理权集中,有利于印度国家传统医学相关政策的推行与实施；我国尚无传统医学立法,传统医学管理涉及多个部门,管理权分散,省级以下传统医药管理部门不健全.

1.2对我国的启示

印度对传统医学立法并实施集中式管理,促进了印度传统医学医疗、教育、科研、产业等各方面的统一协调发展.对于我国而言,可在现行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加强对中医药的宏观管理,制定中医药相关法律,包括中医药基本法、中医药资源保护法、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加强传统医学主管部门对中医学及民族医学管理的集中度与主导权,健全省级以下各级传统医学管理机构,调整传统医学主管部门行政管理职能,从而促进中医药的法制化发展.

2.传统医学资源与服务

2.1统计数据分析

2012年,印度AYUSH医院3195个,约占政府办医院总数27.5%；床位数5.8万张,约占床位总数9.7%；AUYSH医生数为72.6万人,约占医生总数43.7%.2012年,印度提供AYUSH服务的区(县)医院占同类机构的76.3%；提供AYUSH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同类机构的51.6%；提供AYUSH服务的初级卫生保健中心占同类机构的35.7%.

2012年,我国中医类医院3397个,占医院总数的14.7%；中医类床位数61.3万张,占床位总数的10.7%,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数为35.7万人,占执业(助理)医师总数的13.6%；中医类诊疗量占总诊疗量15.1%；中医类出院人数占总出院人数的11.4%.

2012年,中国每千万人口平均中医院数为25.1个,印度每千万人口平均AYUSH医院数为25.9个；中国每万人口平均诊所数为0.3个,印度每万人口平均AYUSH诊所数为0.2个；中国每万人口平均中医类医院床位数为4.5张,印度每万人口AYUSH医院床位数为0.5张；中国每万人口中医类执业(助理)医师数为2.6人,印度每万人口AYUSH执业医师数为5.9人.

2012年,印度政府办AYUSH医院占AYUSH医院总数90.2%；政府办AYUSH诊所占AYUSH诊所总数的89.8%.2012年,中国政府办公立中医医院占中医医院总数的77.9%；政府办公立中医门诊部占中医门诊部总数的3.4%；政府办公立中医诊所占中医诊所总数0.2%.

2.2对比结果

(1)与现代医学相比,中印传统医学医疗资源在各自整体卫生资源中所占比重均较低；(2)印度传统医学床位数与我国存在较大差距,但传统医学人力资源较我国有明显优势；(3)中印两国基层传统医学服务能力均相对不足；(4)印度传统医学医院及诊所均以政府办为主,中国中医类医院以政府办为主,而中医类诊所以非政府办、民营资本为主.

2.3对我国的启示

(1)印度采取IQ/NIQ(IQ等于Institutionally Qualified；NIQ等于Non Institutionally Qualified,即传统医学机构认证与非传统医学机构认证)相结合的传统医学医师执业注册模式,解决了印度医疗卫生不发达地区医疗卫生人员及服务不足的问题,促进了印度传统医学人力资源的发展.目前,我国也正在寻求解决师承及确有专长人员的执业注册问题,参考印度的实践经验,可在部分医疗卫生资源与服务不发达地区,尝试“非学历传统医学执业医师注册”模式,促进我国传统医学人力资源与服务的发展,政策实施初期可重点促进师承及确有专长人员得到行医许可.

(2)目前我国尚存在传统医学医疗资源与服务在国家医疗卫生体系中所占比重较低、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建议以城乡基层为重点,加强传统医学医疗服务资源及人员投入,同时开展基层中医药人员中医专业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并采取优惠政策与激励措施,促进传统医学人才向基层流动,

(3)目前我国中医类医疗机构中,中医类执业(助理)医师比例偏低,建议改善传统医学医疗机构资源配置,提高中医类医疗机构的中医类(执业)助理医师比例；并促进非中医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传统医学人员、设施、服务的发展,

(4)保持传统医学服务的特色,避免中医医疗服务西化.

3.传统医学教育

3.1统计数据分析

2003-2012年间,印度阿育吠陀本科教育院校数及招生数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5%、1.4%,平均招生数年均增长率为-1.1%,2012年共有阿育吠陀本科院校260所,招生数约为1.0万人,平均招生数为40人/所,传统医学教育院校数与招生规模基本同步增长.2003-2012年间,中国高等中医药本(专)科教育院校数及招生数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2%、8.3%,平均招生数年平均增长率为5.0%.2012年共有高等中医药本(专)科教育院校45所,招生数约为9.2万人,平均招生数为2035人/所,高等中医药本(专)科招生规模大于院校增长.

2012年,全印度有现代医学院校335所,招生数39474人(不包含口腔类本科及研究生医学院校数及招生数)；共有AYUSH本科院校508所,招生数25586人,AYUSH硕士院校117所,招生数2493人.印度传统医学教育院校数超过现代医学院校,招生数量相差约1万人.2010年,我国共有现代医学院校119所,招生数25.6万人；共有中医类普通高等院校46所,招生数9.0万人.中国的传统医学教育规模显著落后于现代医学教育.

3.2对比结果

(1)印度传统医学高等教育院校数量及招生数与现代医学教育院校发展基本同步,中国传统医学高等教育院校数量及招生数均落后于现代医学教育,

(2)印度传统医学高等院校教育为“数量多,规模小”发展模式,重视“师生比”及“生床比”标准有利于培养高质量临床型传统医学人才,

(3)中印两国均为多种传统医学体系高等教育并存状态,存在不同传统医学体系间及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

3.3对我国的启示

(1)印度传统医学高等教育以“生床比”及“师生比”等标准作为准入条件,形成了“数量多,规模小”的高等教育模式,促进了印度传统医学临床型人才的培养.我国可通过鼓励民间资本举办传统医学院校教育(包括本、专科教育及中专教育等),作为我国现有传统医学教育模式的补充,重点促进面向基层的传统医学临床型人才培养.调整和完善传统医学院校教育结构和规模,制定专业设置、临床教育基地标准、制定师资标准、实验设施等标准、基础设施标准等,把合理的“师生比”、“生床比”作为传统医学院校建设的达标标准及民办传统医学院校的准入标准；根据社会需求及就业情况调整传统医学院校招生人数,改变传统医学高等教育院校盲目扩招造成的毕业生质量不高,就业困难的局面,

(3)加强各类民族医学院校教育,建立独立的民族医药院校或者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设立民族医药学院、民族医药系,或者设立相应的专业、专业方向等；制定传统医学传承教育与专业学位授予相衔接的政策,把师承制度纳入院校学位教育.

4.传统医学科研

4.1对比结果

中印两国传统医学科研管理机制不同,印度传统医学科研管理较集中；中国传统医学科研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印度不同传统医学研究机构研究领域与方向各有侧重,中国传统医学专门研究机构多为综合性研究机构,容易造成重复立项及低水平重复；约85%印度传统医学研究机构设有相关临床机构,注重科研与临床实践的相互促进.

4.2对我国的启示

(1)目前我国存在省、市及以下的综合性传统医学科研机构研究重点不突出的问题,可在现有各类“中医药重点实验室”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每个研究机构的重点研究方向,拓展中医药研究领域,

(2)印度传统医学以疾病治疗为重点科研机构设置模式,有利于促进传统医学疗效的提高.我国可通过鼓励传统医学研究机构设立相应的诊疗机构,加强传统医学科研与临床的联系；以“提高临床疗效”为传统医学科研活动的出发点,并建立以临床疗效为核心的科研评价体系；另一方面,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使科研成果更好地服务于临床.

5.传统医学产业及对外贸易

5.1统计数据分析

2012年,AYUSH药品生产企业合计8785个,比2008年减少了388个,年均增长率为-1.1%.GMP认证企业总数为6687个,比2008年增加了1558个,所占比例从55.9%提高到76.1%.

2011年,我国共有中成药企业1409个,比2009年减少了60个,中药饮片企业601家,比2009减少了67家.其中,大型中成药企业从2009年的24家增长为62家,大型中药饮片企业从无到有,增长到7家.通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企业数共159家.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ited Nations COMTRADE database,UNcomtrade)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药用植物出口总额为13.3亿美元,居于世界第一位；印度紧随我国之后,药用植物出口总额为7.9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

5.2对比结果

(1)印度AYUSH药品生产企业总数减少,经GMP认证的AYUSH生产企业增多；AYUSH药品生产企业数量多于中药生产企业；中国中成药及中药饮片企业数呈下降趋势,但大型中成药及中药饮片企业有所增长,

(2)印度传统医药产业在GMP认证等严格管理机制下,植物药国际贸易直追我国,成为传统医药国际贸易强国,

(3)中印两国传统医药国际贸易都存在着以原料药为主,产品科技含量低的问题；在严格的标准化管理下,AYUSH成药出口额超过AYUSH草药出口额,我国中成药出口额与中药材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5.3对我国的启示

印度对传统医学产业实施从种植、生产、销售、国际贸易等集中式管理,并通过建立“国家传统医学药品标准实验室”,制定单、复方传统药品统一的国家标准等措施促进了传统医药产品的出品贸易.我国对传统医药产业的管理处于较分散状态,建议国家加强对传统医药产业的宏观管理,加强管理的集中度,并通过加强传统医药产品的标准化及药品生产企业的GMP管理等标准化管理,提高中成药在植物药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此外,推广“太极拳”等中医药保健方法与印度“瑜伽”相抗衡,促进中医药在世界各地的普及,扩大中医药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缩小中西方间文化差异,突破“文化壁垒”,拓展欧美市场；并可利用丰富的传统医

第二篇医学管理论文样文：元代医学教育及医药管理研究

时代特殊性赋予了元代医学独特的内涵：“庙学合一”的三皇庙学、医户制度、科举停废对医人的影响、蒙古统治者重医工之特有心态和传统、儒→医→官的流行路径等.这些都使元代医学管理之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于元代医学教育及医药管理,学术界已做了一些关注及研究.其中,部分研究者的成果颇有价值,但多数成果,材料使用较为单一、述多论少、深度不够,使研究者的一些观点、结论有再检讨的必要.本研究借助于前人学术贡献,采用历史学科实证、分析归纳、历史比较等方法,对元代医学教育、药品及行医管理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探讨.以《元史》、《元典章》等正史、政书中所载的相关史料为基础,结合元人文集、方志、笔记等文献材料,相互印证,将元代医学教育、医药管理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因素紧密结合,展示元代医学管理较为真实面貌,弥补元代医学研究之缺失.

前言.第一部分点明本论文选题出发点和研究价值.庸医问题及相关研究的缺乏引起了本人对元代医学管理的兴趣和关注.元代医学管理制度独特的内涵、学术界流行的一些关于元代医学的错误观点、相关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研究范式方面值得再检讨等,使得元代医学教育及医药管理的研究具有独有的学术价值.这是笔者选择该题的出发点和价值所在.第二部分将有关元代医学研究成果进行分类述评.肯定前人研究取得的成就和学术价值,同时指出不足和可商榷之处.

第一章：元代医学教育管理.本章对官办医学建立的时间、分布范围、在三皇庙学体制及社会中的地位、教官和学生来源及其出路、师生考核、世医的影响、教师的待遇地位等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元朝*政府重视医学教育及医药管理是事实,但因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重视医学教育、医药管理的法令、规定,真正在地方上得到落实的并不多.因此,官办医学教育不可能,事实上也不是元代培养大批合格医生的场所.

第二章：医药管理.主要对元*药、售药及用药三个管理层面进行剖析,认为元朝政府对医药管理还是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尤其是对*的管理,不可谓不严.但因时代局限、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政府在民间制药、售药管理、用药监督等方面“有心而无力”,造成医药管理效果不佳.

第三章：行医管理和庸医问题.本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查检、分析大量史料,肯定了元朝政府在行医管理上所做的努力和历史性贡献.探讨了元代行医管理实施困难效果不佳的诸多原因,其中时代的局限是最主要的.对元代儒医与医学管理之间的关系作了一定的剖析.认为：“由儒而医”风气在元代为最盛的原因是科举停废.元朝统治者重用医工是由医而仕的基础.儒→医→仕是当时一个颇为流行的现象.第二部分论述了元代的庸医问题、评析了元朝政府在禁庸医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及其效果.认为,行医资格管理是保证行医质量的门槛,它左右着禁庸医的内容及形式；而禁庸医的成效高低,又反过来影响着行医资格管理的具体实施.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结语.一是本人对元代医学研究的认识和反思：医学教育方面的研究空间较大,但必须要发现和使用新材料.学术界对元代行医管理和医药管理的研究需要加强.改变医学史考察传统的以医学本体研究为主的路径.元代医学史研究的特殊性对研究者是否掌握波斯语等非汉语语言的要求.二是未来研究展望.主要指出本论文需要解决而未能解决的一些问题.例如：三皇庙学的实质,非汉族统治、多民族融合给医学带来哪些影响这些问题既是笔者的困惑,也是本人未来努力的方向.

附录.《元史》、《元典章》和元人文集中所记载的有关元代医学之材料汇编.其中,元人文集包括《全元文》(李修生主编)所收录所有元人文章.《通制条格》、元人笔记、方志等所载元代医学材料过于分散,数量少,故不收录.

第三篇医学管理论文范文模板：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构建的研究

近年来,为了解决基础和临床“两张皮”的困境,提高生物医学科技投资效益,促进向生物医学研究为人类健康服务的原始目的回归,“转化医学”的概念被提出.但转化医学作为生物医学发展的新模式和科技管理的新理念,涉及整个医学科研管理体系的变革,目前发展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当前有关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研究很少开展且多集中于基础到临床、临床到应用障碍的横断面研究,尚未见到基于转化医学整个发展体系的科研组织模式的系统研究.研究符合转化医学发展特征的科研组织管理模式对推动转化医学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个人深入访谈、案例研究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在充分了解转化医学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剖析影响转化医学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因素,解析转化医学的本质特征及其对科研组织创新的内在要求,比较分析现有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总结组织管理经验和策略,现场研究调查科研人员对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的认识和意见,创建符合转化医学发展特征的科研组织模式和转化医学中心建设构想,为推动转化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和管理参考.论文共分七章：

第一章是导论.总结分析转化医学的提出背景、发展现状、面临的挑战、科研组织管理现状,提出本课题的研究意义.通过检索相关文献,归纳国内外对于转化医学、科研组织管理、管理模式、协同创新等的相关概念和理论研究的成果,并阐述研究方法,提出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制定技术路线.

第二章是影响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形成及发展的理论因素研究.提出科学管理理论、系统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现代管理理论等管理理论为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的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系统借鉴.总结分析当代生物医学发展影响转化医学发展的实践因素,提出了当代生物医学的发展对科研组织管理创新的新要求,为研究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

第三章是转化医学内涵本质及其对管理创新影响的研究.对转化医学概念进行了深化和拓展,认为转化医学是一个致力于克服基础研究与临床和公共卫生应用严重失衡的医学发展新模式,其核心是在“健康问题－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人群健康－卫生政策”（T1-T2-T3-T4）之间,建立“连续、双向、开放和循环”的研究促进过程.提出要从4T模式来认识转化医学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转化医学发展对科研组织模式创新的要求,明确了转化医学科研管理模式构建应重点关注的内容.

第四章是转化医学科研组织管理现状的案例研究.通过中外11个转化医学中心的案例研究,展示国内外转化医学现实运行模式的特征,指出美国已建成“新型医学研究合作的孵化中心”,中国主要是“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模式”,且尚未建立针对性的管理机制.提出建设转化医学中心是推进转化医学发展的一个有益载体,明确转化医学发展的理念引导、建设途径、政策机制、人才培养等关键问题,为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的构建提供现实参考.

第五章是转化医学科研组织管理模式构建的问卷调查研究.从转化医学的理念、组成要素、管理机制等方面对15个单位360名科技人员问卷调查,重点阐述转化医学的理念普及范围、发展体系主要内容、机制创新和改革重点,并以这三个方面要素为主体内容提出了构建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的设想方案,为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的构建提供基本框架和要素.

第六章是模式构建.明确提出系统化、开放性、质量效益、可行性和指导性是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构建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依据转化医学发展内涵确定用综合法构建其组织管理模式；用“管理理念＋管理体系＋管理机制”来认识和理解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的构建框架.综合分析前面几部分研究结果,构建了“全维式交叉协同”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并提出转化医学中心的建设构想方案,为转化医学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思维范式和方法参考.并在模式构建的基础上,提出对中国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改革的建议.

第七章是全文总结.对全文进行总结和讨论,展望转化医学的发展,总结本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本课题从转化医学的基本特征和内涵本质出发,立足于转化医学提出和发展的特定需求,以整体和系统的理论和观点进行课题设计和思考,研究了基于转化医学整个发展体系的科研组织管理要素,对转化医学科研组织管理的目标进行了准确定位,创新提出转化医学科研组织管理模式和转化医学中心建设构想,为转化医学的快速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和管理参考,也为丰富和完善转化医学的发展理论作出一定贡献.

第四篇医学管理论文范例：基于医学思维的企业缺陷管理研究

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企业需求环境越来越多变,使得企业之间的关键竞争要素不断增多.当企业无法满足顾客的特定需求时则构成了相应的企业缺陷.发展的历史表明随着顾客需求的不断提升,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关注的诸如质量、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和社会责任等竞争要素不断增加,因此企业缺陷涉及的构成越来越多.目前企业对一种缺陷执行一套管理模式的做法将导致企业管理的效率大大降低.因此,寻求一种整合型缺陷管理理论一方面可以满足内容不断增多的管理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满足企业管理效率提高的追求,缺陷管理的整合研究迫在眉睫.本文将医学理论、企业仿生学理论和企业缺陷管理理论相结合研究多种企业缺陷的整合管理模式,为企业缺陷一体化管理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企业缺陷的相关概念及管理属性进行研究.首先,通过质量缺陷、安全缺陷、职业健康缺陷、环境缺陷和社会责任缺陷的概念及特征的比较和融合,提炼出“企业缺陷”这一整合概念,将这些缺陷归属为由企业的某类过程的结果,将“大质量”概念进一步具象化.其次,从企业内、外部视角分析了企业缺陷的管理驱动机制和管理特征.最后,探讨了企业缺陷管理的功能和内容,为后文的展开奠定基础.

第二部分,对基于医学思维的企业缺陷管理理论基础的建立进行研究.首先,从“大质量”概念、企业仿生化和企业缺陷的类病属性三个方面探讨了企业缺陷管理需求的延伸,分析了企业缺陷管理应基于医学思维的新需求,重新界定了企业缺陷管理的内涵并将本文理论与现有理论进行比较.其次,探讨了医学思维的管理学本质,分析普遍医学思维、中医学和西医学的管理哲理,为企业缺陷管理探索基于医学思维的新的管理理念.第三,建立了基于医学思维的企业缺陷管理逻辑,找到了基于医学思维达到企业缺陷管理目标的新路径,并界定“企业健康”和“企业缺陷”两个关键概念,给出了基于医学思维的企业缺陷管理模式建立的类比逻辑.第四,借鉴医学思维的管理哲理建立了基于医学思维的企业缺陷管理九项准则.最后,从管理理念、管理框架和管理流程三个方面构建了基于医学思维的企业缺陷管理模式.

第三部分,对企业缺陷的信息传递过程进行研究.首先,界定了企业缺陷信息的定义,分析了企业缺陷信息的特点、传递模式和影响因素.其次,通过对企业缺陷信息的真实性要求和现状的分析,提出了基于管理信息化平台的企业缺陷信息传递真实机制.第三,通过信息传递博弈模型模拟了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信任博弈过程,分析博弈均衡及出现条件,提出了基于认证制度的企业缺陷信息传递信任机制.

第四部分,对企业缺陷的诊断进行研究.首先,界定了企业缺陷诊断的内涵.其次,从顾客获取企业缺陷信息的方法、顾客对企业缺陷信息的反应模式以及企业缺陷信息对顾客的作用机理三个方面探讨了顾客与企业缺陷信息的关系.第三,提出了基于顾客缺陷感知的企业缺陷状态判定模型,并探讨了企业缺陷基因的分析工具.最后,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基于顾客缺陷感知的企业缺陷状态模型的有效性.

第五部分,对企业缺陷的治疗进行研究.首先,界定了企业缺陷治疗的内涵,给出了企业缺陷治疗的定义、目的、原则及经济学解释.其次,引入QFD模型对企业缺陷关键基因进行分析.第三,建立了企业和顾客的静态博弈模型,对企业缺陷的三种治疗策略的成本和效益进行分析,给出了治疗类型选择的最优决策和成本路径.最后,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本章内容的合理性.

第六部分,对企业缺陷的预防进行研究.首先,从企业缺陷预防的动力、总体思路和原则研究企业缺陷预防的机制.其次,构建了基于现有标准整合的企业缺陷预防体系,给出了企业缺陷预防体系构建的指导思想、整合方法以及基本结构.第三,通过总结和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找到了16个影响企业缺陷预防有效性的关键指标,利用突变级数法对企业缺陷预防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评价指标和方法的有效性.

第五篇医学管理论文范文格式：上海地区灾难医学知识水平和培训需求调查分析及培训方案探索

目的：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国自然和人为灾难的强度和频率日益增加,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的环境破坏,并给受灾群众带来了持久的精神创伤.然而灾难医学并未包含在我国高等医学教育或继续医学教育中.卫生专业人员和社区居民是灾难应急反应的主要群体,医学生是灾难救援的后备力量,但他们的灾难医学知识水平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通过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明确灾难救援相关人员的灾难医学知识水平和培训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针对不同人群的合理培训方案.

方法：采用自填式问卷在上海地区进行灾难医学知识水平和培训需求调查.随机选择600名卫生行业人员（包括医务人员、医学院校教师和卫生管理人员）,500名医学生和1600名社区居民进行调查.采用卡方检验、方差分析、Student-Newman-Keuls(SNK)检验、线性回归等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调查总体应答率为93.7%.共有2529名参与者（包括547名卫生行业人员,456名医学生和1526名社区居民）提供了完整的问卷信息.只有33名（1.3%）曾经接受过系统的灾难医学培训.大多数参与者（87.1%）对灾难医学知识的自我评价较低,新闻媒体(报纸、杂志、互联网、电视、广播)是获得灾难医学知识的最常见途径.

1.卫生行业人员对“偏远地区与城市救援区别”、“人群脆弱性评价”和“PTSD的诊断”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正确率普遍较低,表示他们普遍在灾难心理学和灾难管理方面存在知识欠缺.医务人员、医学院教师和卫生管理人员的灾难医学知识测试平均分数分别为10.97(95%CI等于10.73-11.21),11.89(95%CI等于11.33-12.45)和10.57(95%CI等于10.10-11.04)(p等于0.002).医学院校教师的灾难医学知识水平显著高于比医务人员和卫生管理人员,他们的灾难医学知识主要在四个方面存在差异：灾难基本知识、基本急救技术、灾难伤员检伤分类后送、灾难管理及灾后心理援助.卫生管理人员并没有显示出在灾难管理和灾难救援组织方面的优势,甚至对几个相关问题的回答正确率在三类人员中处于最低.医务人员中4种专业（临床医生、公共卫生医生、护士和医疗技术人员）之间也存在灾难医学知识水平的差异.临床医生的知识测试平均得分显著高于公共卫生医生和护士(p <,0.001),即使是在灾后传染病的预防和处理方面也比公共卫生医生有优势.这些结果表明我国医学教育长期以来都是以临床为导向的,却忽视了公共卫生预防,尤其是灾难准备的内容.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年龄、教育水平、职称水平与卫生行业人员的灾难医学知识测试得分相关.其中,教育程度(β-coefficient等于0.204,p <,0.001)和职称水平(β-coefficient等于0.142,p等于0.008)和得分呈正相关,而年龄和得分呈负相关(β-coefficient等于-0.193, p <,0.001).

2.医学生在灾难心理学和灾难管理方面也存在知识欠缺.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和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灾难医学知识测试平均分数分别为11.54(95%CI等于11.28-11.80)和10.79(95%CI等于10.51-11.07)(p<,0.001).他们的知识水平差异体现在对8个问题的回答上,这些问题涉及灾难基本知识、灾难伤员检伤分类、后送及灾后传染病的预防和处理等方面(p<,0.05).线性回归分析表明专业与灾难医学知识测试得分相关(β-coefficient等于0.661,p等于0.002),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得分更高.虽然卫生行业人员和医学生的知识测试平均得分差异并不明显(p等于0.661),但是仍有5个问题的回答存在显著差别.

3.社区居民对“心肺复苏操作”和“偏远地区与城市救援区别”这两个问题的正确回答率普遍较低,说明他们在急救技术和灾难管理知识方面的欠缺.教育程度高（本科或以上学历）的社区居民和教育程度低（专科或以下学历）的社区居民的灾难医学知识测试平均分数分别为7.42(95%CI等于7.20-7.65)和6.91(95%CI等于6.80-7.03)(p <,0.001).教育程度与灾难医学知识测试得分相关(β-coefficient等于0.214,p等于0.001),教育程度高（本科或以上学历）的社区居民得分更高.卫生行业人员和社区居民对8个相同问题的回答情况表明社区居民的灾难医学知识水平低于卫生行业人员.

4.卫生行业人员与医学生对灾难医学授课方法、课程设置和教材的选择基本一致.大部分都认为专题讲座、现场实习和观看灾难影片是合适的授课方式,应将灾难医学纳入预防专业必修课,并采用国家统编教材作为授课教材.社区居民一致认为灾难医学培训非常必要并应在青少年儿童中推广,专题讲座和现场实习的授课方式较好,同时对定期组织社区灾难模拟演练和成立“社区灾难应急救援志愿队”的意愿也很高.

5.超过一半的卫生行业人员和医学生选择“各项医学急救的基本技术”、“灾区传染病的预防和处理”、“灾难心理障碍”和“各种灾难（核化生灾难）处理原则”作为重点内容,而大部分社区居民选择“各项医学急救的基本技术”和“灾难医学的基本原理”为重点内容.卫生行业人员最感兴趣的是“灾害救援的基本原则”(74.0%)、“灾害伤员的救治原则和急救技术”(69.8%)和“灾难后心理救援”(64.4%),而社区居民最感兴趣的是“灾害救援的基本原则”(47.9%)和一些具体灾难如“地震”(40.9%)和“火灾”(40.8%).

结论：总体来看调查结果反映出我国人群面对灾难的高脆弱性.虽然大多数卫生行业人员接受过高等医学教育,但是曾经接受过系统灾难医学培训的很少.传统医学教育是以临床为导向的,可能会导致灾难准备方面的欠缺.中国社会对灾难医学的培训需求非常高,灾难医学培训对卫生行业人员、医学生和社区居民都是必不可少的课程.这三类人群对灾难的不同认知导致了他们对灾难医学培训的不同需求,如对重点内容和感兴趣内容的选择差异.基于调查结果,我们对上海地区的灾难医学培训模式进行了初步探索.从健康教育的角度来看,灾难医学培训项目的开展迫在眉睫.在培训中要注意突出目前人群的薄弱知识环节,如心理救援和灾难管理能力.针对灾难医学的继续医学教育和公众普及教育应充分考虑现有的灾难医学知识水平和培训需求,善于利用新闻媒体渠道,发展实践为导向的适合不同人群的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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