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关于外包假说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外包假说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赵 晶 王根蓓 王惠敏
[提要] 本文基于中国14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竞争力对离岸服务外包发包方的需求决策影响程度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首先,解释变量Supo,Infr,Humr,Cost和Proc的估计系数的符号均和理论假说1、假说2、假说4、假说5和假说6的预期相一致.其次,商务环境、制造业外包经验的协调力量和制造业外包经验的独立力量,高度影响了外国发包方对14个城市的服务外包的需求决策.再次,基地城市的基础设施的高效率足以抵消其成本竞争力的劣势.同时,本文还指出,中国基地城市的现有和潜在的人力资本供给的规模和结构同代表服务外包主流的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KPO)外包的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
[关键词] 服务外包；基地城市；需求决策
[中图分类号] F74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6X (2011) 10-0066-09
一、导言
作为低耗能、低污染与高附加值的“阳光产业”的服务外包产业,在推进全球产业升级和服务转移进程中属于一个新兴产业.它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美国兴起并扩展到日本与欧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全球主要发包方或需求方,以加拿大、爱尔兰、印度、中国与俄罗斯等国为主要承接方或供给方的全球市场体系.为了增强中国城市对全球服务外包发包方的吸引力,实现中国经济和贸易增长方式的转换,培植以知识密集型服务外包为主体的出口新增长点,在“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设若干服务业外包基地,有序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战略目标.迄今为止,已批准北京、上海等20多个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
本文将选择北京、天津、上海、大连、深圳、广州、武汉、成都、南京、西安、济南以及杭州14个城市作为中国服务基地的典型样本——占全国服务外包总值的91. 2%.笔者将2007-2008年间这14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所获得的国际服务外包合同协议总值的对数和实际总值对数作为因变量或被解释变量,将外部支持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商务环境竞争力因素、人力资源竞争力、成本竞争力因素和国际外包经营经验六大因素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FEM)和广义最小二乘法模型(GLM)估计了基地城市的各项竞争力对外国离岸服务外包发包方的需求决策的影响程度.
一、基本理论假说
为了将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在有效的理论基础上,在此,笔者首先建立与外部支持、基础设施、商务环境、人员素质和要素成本有关的6个理论假说.
(一)外部支持竞争力
安卡斯(Antra)、安卡斯与赫尔普曼(Antrasand Helpman)以及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等人采用不完全合同方法证明,企业在决定对有关中间品的生产和服务的提供采用合同外包或采用垂直一体化的决策中,合同的完备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执法效率和成本是关键的决定因素；费斯切和汉森(Feenstra andHanson)检验了中国不同区域间合同的不完备程度对承担制造业外包的企业组织模式的选择所产生的影响.农恩(Nunn)证明了有关国家特定的法律制度的差异对合同密集型产品贸易模式的影响.赫尔普曼( Helpman)证明,在模仿成为欠发达国家引入新技术途径的情形中,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增加了跨国公司以独资模式进入其市场的可能性.莱( LAi)证明,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被广义地解释为南方给予北方FDI的激励.上述讨论的共识是：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具有类似于跨国公司独资模式的利益保护机制,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假说：
理论假说1：在其他条件一定时,一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以知识产权和政策法规为核心的外部支持力度越大,则该城市对外国服务外包发包商的需求决策的吸引力越强,其获得的由国际服务外包的协议合同总值和实际总值越多.
(二)基础设施竞争力
对基础设施在企业的组织和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是贸易理论讨论的重点.迈里茨( Melitz)以及格罗斯曼、赫尔普曼与赛德尔( Gros论文范文an,Helpman and Szeidl)将基础设施的好坏同企业异地或异国建厂的固定成本和运输成本的高低联系起来.瓦纳博斯(Venables)证明了运输成本对企业生产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和分散的决定作用.安卡斯、加里卡诺和罗西一汉斯伯格(An-tras Antras, Garicano and Rossi-hansberg)证明,国际离岸服务或活动的数量随着合同外包的通信成本与技能重合度的提高而弱递减,而国际离岸服务或活动的质量则随通信成本与技能重合度的增加而弱递增.格罗斯曼和罗西一汉斯伯格(Gros论文范文an and Rossi-Hansberg)证明,异质性的离岸成本——它体现了通信与运输技术的好坏,是决定各种外包任务的核心要素.基于上述论述,笔者提出如下假说：
理论假说2：在其他条件一定时,一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以交通与网络通信为主体的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越高,则该城市的对外国服务外包发包商的需求决策的吸引力越强,其获得的由国际服务外包的协议合同总值和实际总值越多.
(三)商务环境竞争力
马克拉伦( McLaren)以及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Gros论文范文an and Helpman)将市场厚度,即由产品与服务的品种、规模和质量所体现的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作为企业选择合同外包的重要决定因素.克鲁格曼与瓦纳博斯(Krugman andVenables)从产业的垂直技术联系角度解释了合同外包与产业集聚的原因.格罗斯曼、赫尔普曼与赛德尔(Gros论文范文an,Helpman and Szeidl)证明了企业零部件来源的互补性与企业集聚互补性对企业组织模式和区位选择的影响.常( Chang)证实,企业在一个跨组织的关系中生存,这种跨组织关系影响有关外国区位知识的获得与扩散.商务集群效应使企业既考虑其以前的市场进入模式的经验,也考虑其他企业在直接环境中的经验.基于上述研究,笔者提出以下假说：
理论假说3：在其他条件一定时,一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以市场和产业体系的完备程度与集聚程度为核心的商业环境要素越完善,则该城市对外国服务外包发包商的需求决策的吸引力越强,其获得的由国际服务外包的协议合同总值和实际总值越多.
(四)人员素质竞争力
贸易研究者迈里茨( Melitz)、格罗斯曼、赫尔普曼与赛德尔( Gros论文范文an,Helpman and Szei-dl)、克鲁格曼(Krugman)以及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Gros论文范文an and Helpman)得到的较为一致的结论是,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使得发达经济成为核心技术与服务的所有者以及服务外包的发包方,欠发达经济则成为承包方.约翰逊和瓦纳(Johanson and Vahlne)以及波特(Por-ter)基于知识经验一国际涉入度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国际化发展过程描述为一个渐进的、递增的、风险规避的与被动的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霍夫斯泰德( Hofstede)指出,一般跨境商务交易涉及不同社会价值体系的互动.国家内部的强劲力量创造并维持一种共享的文化.施瓦茨(Schwartz)和查尔西(Zaheer)等人认为,适应当地文化价值可能对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经营产生新的负担.他们将东道国与投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或“精神的距离”以及企业员工适应文化差异的能力,看做决定企业是否进入以及如何进入外国市场的决定因素.基于上述的讨论,笔者提出以下假说：
理论假说4：在其他条件一定时,一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的以人力资本、高等教育普及度与文化相容度为核心的员工素质越高,则该城市对服务外包发包方的需求决策的吸引力越大,其获得的由国际服务外包的协议合同总值和实际总值越多.
(五)要素成本竞争力
许多贸易研究者,如费斯切和汉森( Feenstraand Hanson)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的低廉工资水平是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与服务以合同外包的模式转移给它们的核心原因.格罗斯曼、赫尔普曼与赛德尔( Gros论文范文an,Help-man and Szeidl)以及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Gros论文范文an and Helpman)将交通与网络通信为核心的基础设施作为决定贸易成本与建厂成本的重要因素.因此,基于上述观点,笔者提出以下假说：
理论假说5：在其他条件一定时,一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的以工资成本、基础设施成本和相对物价成本为主体的成本越小,则该城市对服务外包发包方的需求决策的吸引力越强,其获得的由国际服务外包的协议合同总值和实际总值越多.
(六)国际制造业外包经营经验
作为市场进入模式和国际化理论研究的三大学派之一的乌普萨拉( Uppsala)学派,将企业所感知的经营不确定视为其在该国经营经验的减函数.因此,约翰逊和瓦纳(Johanson and Vahlne)将企业由出口一合资独资的发展过程归之为感知风险的组织学习过程,将外国市场视为企业经验的收益.他们强调在日益增长的国际涉入过程中体验性学习对于减少企业所面临的经营不确定的意义.卡尔森、罗德根和苏荷姆( Carlsson,Nordegrenand Sjoholm)证明,在中国经营的西方企业面临的商业环境将增加不确定性,但企业克服不确定性难题的能力与其在华先前积累的经验成正比.因此,基于以上讨论,笔者提出以下假说：
理论假说6：在其他条件已定时,基地城市的制造业的加工贸易越发达,在该城市的跨国公司的制造业外包的国际化经验越丰富,则该城市对服务外包发包方的需求决策的吸引力越大,其所获得的由国际服务外包的协议合同总值和实际总值越多.
三、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竞争力对外国
发包方需求决策的影响力的估计
本文将外国离岸服务发包方的需求决策,作为最主要的因变量或被解释变量,采用两种指标进行度量.其一是采用潜在的指标,即2007-2008年间中国基地城市与外国服务外包企业签署的离岸合同的协议总值的对数.其二是采用现实的指标,即2007-2008年间中国基地城市与服务外包企业签署的离岸合同的实际执行总值的对数.笔者将此简称为Outs.在因变量或解释变量方面,笔者将外部支持因素（Supo）、基础设施因素（Infr）、商务环境因素(Busz)、人力资源因素(Humr)与成本因素( Cost)作为核心的解释变量,其数据是通过二阶段主成分方法计算如下的指标体系获得的,见表1.
此外,本文引入每个城市的加工贸易开放度程度（即加工贸易总额占当年全市贸易总额的比重）来度量该城市的跨国公司制造业外包的国际化经营的经验高低( Proc).考虑到商务环境因素(Busz)只包含了服务业的产业开放度和聚集度,与体现城市制造业的国际化经营经验因素( Proc)之间可能存在或替代或互补的密切联系,因此,笔者引入交互影响项Buzp,即Busz和Proc的乘积.这些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商务部和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
(一)城市竞争力对外包方需求决策的影响力估计之一：基于离岸外包合同协议总值的分析
首先,本文采用2007-2008年中国14个服务基地城市的离岸外包合同协议总值作为外国发包方需求决策取向的度量指标.笔者首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M)对14个国际服务外包城市的竞争力对外国发包方需求决策的影响力进行估计,估计的结果由表1的FEM一栏显示.其次,为了消除变量的组间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对估计精确性的影响,笔者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继续对这些城市竞争力对外国发包方需求决策的影响力进行估计,其结果见表2的GLSyi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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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知,首先,在FEM和GLS两列中,除了FEM列的C03t的估计系数,所有其他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具有5%以上的统计显著性.同时,FEM和GLS的拟合度均在90%以上,这表明,尽管两种模型个别变量,如Cost的估计系数不显著,但7个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具有较高的联合显著性.这些统计特征表明了FEM和GLS模型的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其次,在FEM和GLS两列中,外部支持因素(Supo)、基础设施因素(Infr)、人力资源因素(Humr)、成本竞争力因素(Cost)和国际制造业外包经验(Proc)的系数均和理论假说1、假说2、假说4、假说5和假说6的预期相一致.同时,商务环境(Busz)的估计系数为负,与理论假说3的预期不符,这可能与商务环境因素中没有包括基地城市的制造业服务外包经验有关,因为在产业发展的顺序上,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其制造业外包先于服务外包而发展.而且相对于其他城市,这14个城市也是制造业外包的先行者和中心.另一方面,从产业间的技术关联性而言,制造业外包的发展创造了对服务外包的需求.基于这种产业发展顺序和产业技术关联性的考虑,笔者引入了交互影响项Buzp,即商务环境与制造业服务外包经验的乘积项,Buzp的系数为正,这和理论假说的预期相一致：这表明作为正向影响因素的制造业外包经验,其较强的作用力足以抵消国际商务因素的负面影响,使得最终的影响力为正.再次,在FEM和GLS两列中,7个解释变量系数的绝对值从大到小的排序为Buzp,Proc,Humr和Infr,这表明,第一,由商务环境和制造业外包经验共同对外国外包发包方的需求决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即交互影响项Buzp每增加一个单位,则基地城市获得的离岸外包协议总值增加5. 848 6%～6. 373%.第二,Proc的影响力居第二位,即基地城市的出口加工占其GDP的比重每增加1%,则该城市所获得的离岸外包协议总值增加2. 678% ~4. 096%.同时,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竞争力对外国外包发包方的需求决策分别产生第三和第四位的影响力,即Humr和Infr的竞争力每增加一个单位,则基地城市获得的离岸外包协议总值分别增加0. 5978%～0. 7558%以及0.5412%～0. 7272%.相反,由于各地政府外包政策和服务外包人员成本的“趋同化”,Supo和Cost对外国发包方真实需求决策取向的影响力远低于其他因素,如Supo每增加一个单位,基地城市获得的离岸外包协议总值增加0. 3732%～0. 3866%.即其影响力分别比Humr和Infr低38%～49%.而Cost每降低一个单位,基地城市获得的离岸外包协议总值增加0. 0818%～0. 0907%,基地城市获得的离岸外包协议总值增加0. 37%～0. 41%,其影响力分别比Humr和Infr低66%～63%和37%～49%.而Cost每降低一个单位,基地城市获得的离岸外包协议总值增加0.048%～0.078%,其影响力分别比Humr和Infr低86%～88%和91%～89%.
(二)城市竞争力实现程度的估计之二：基于合同实际执行总值的分析
由于离岸外包合同的协议总值并不等于实际执行总值,前者只是近似地度量了外国发包方对基地城市的可能的需求决策取向,而非其真实的需求决策取向.因此,笔者在这里采用各城市离岸服务外包合同的实际执行总值的对数度量外国发包方对该城市的真实需求决策取向.同时,笔者仍然以Supo,Infr,Busz,Humr,Cost,Proc和Buzp为解释变量,分别采用FEM和GLS模型进行回归,其结果由表3显示.
由表3可知,首先,在FEM一列中,Supo,Infr,Humr,Cost和Proc的估计系数依然均和理论假说1、假说2、假说4、假说5和假说6的预期相一致.而Busz的估计系数也为负,它仍然和理论假说3的预期不一致.其次,除了Infr和Buzp之外,FEM列的其余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FEM的拟合度为59%～89%,这表明7个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具有一定的联合显著性.这些统计特征表明,FEM模型的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需要改进,即变量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自相关性和序列相关性.因此,为了消除这种问题,笔者采用GLS模型重新估计,其结果由GLS一列显示.
由GLS一列可知,第一,在消除了变量之间的自相关性和序列相关性之后,所有解释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得到大幅改进,即除Cost的估计系数只有10%的显著性之外,其他变量的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均在5%或1%以上.同时模型的拟合度也均在99%以上.第二,Supo,Infr,Humr,Cost和Proc的估计系数的符号均和理论假说1、假说2、假说4、假说5和假说6的预期相一致.同时,商务环境( Busz)的估计系数仍然为负,这与理论假说3的预期不符,这可能与商务环境因素中没有包括制造业服务外包经验有关.第三,在FEM和GLS两列中,这7个解释变量系数的绝对值按照由大到小排列,Buzp,Proc,Infr和Humr分别为第一位～第四位.这表明由商务环境和制造业外包经验共同对外国发包方的真实需求决策施加了最大的影响力,即交互影响项Buzp每增加一个单位,则基地城市获得的离岸外包实际执行总值增加6. 631461%～7. 974133%.第二,Proc的影响力仍然居第二位,即基地城市的出口加工占其GDP的比重每增加1%,则该城市所获得的离岸外包实际执行总值增加3.100617%～3.699337%.同时,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竞争力对外国外包发包方的需求决策分别产生第三和第四位的影响力,即Infr和Humr的竞争力每增加一个单位,则基地城市获得的离岸外包实际执行总值分别增加1. 08%～1. 11%以及0.59%～0. 81%.相反,Su-po和Cost对外国发包方真实需求决策取向的影响力仍然远低于其他因素,如Supo每增加一个单位,基地城市获得的离岸外包实际执行总值增加0. 37%～0. 41%,其影响力分别比Humr和In fr低66%～63%和37%～49%.而Cost每降低一个单位,基地城市获得的离岸外包实际执行总值增加0. 048%～0. 078%,其影响力分别比Humr和In-fr低96%～93%和92%～90%,
四、结论
第一,由FEM和GLS估计的结果表明,首先,解释变量Supo,Infr,Humr,Cost和Proc的估计系数的符号均和理论假说1、假说2、假说4、假说5和假说6的预期相一致,而只有Busz的估计系数的符号与理论假说3的预期不符.但由于Proc的正向影响力足以抵消Busz的负面影响,使得Buzp的符号为正.其次,上述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特别是消除了变量自相关性和序列相关性的GLS估计系数均得到了较高统计显著性的支持,而且这些估计也具有较高的拟合度.这些统计特征表明,实证分析的结论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第二,从上述7个解释变量系数的绝对值按照由大到小的排列可知,Buzp和Proc的估计系数分别居第一位与第二位.这表明商务环境和制造业外包经验的协调力量和制造业外包经验的独立力量,高度影响了外国发包方对14个城市的服务外包的需求决策取向.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城市的制造业外包为其服务外包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它们的协调作用有效地改变了外国发包方对中国基地城市服务外包的偏好.另一方面,这些估计系数也表明,中国基地城市的服务外包尚处在以传统的信息技术外包(ITO)为核心的初级阶段——后者更多地依赖于制造业外包的发展.因此,中国基地城市的竞争力同代表服务外包高级发展阶段的业务流程外包和知识流程外包的需求有较大的距离.
第三,Infr和Humr对外国发包方需求决策取向的影响力远高于Supo和Cost.后者分别比前者低37%～66%和88%～96%.这个结果一方面表明,基地城市的基础设施的高效率足以抵消其成本竞争力的劣势.如在2008年,基础设施竞争力最强而要素成本竞争力最弱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其国际服务外包的总值就占了全国总值的近50%.另一方面,Supo的较低的估计系数表明,在发展国际服务外包方面,政府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和以配套资金投入为核心的政策引导,其效率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同时,由表1可知,本文的Humr变量以人力资本的现实和潜在供给量以及文化相容度为基础,其中,人力资本的现实供给量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城镇从业人数为重要度量指标,人力资本的潜在供给量由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及其在校大学生数量两项指标近似地度量.因此,Humr的较大的估计系数显示,中国基地城市现有的和潜在的人力资本供给,其规模和结构比较符合传统的以信息技术外包为核心的发展需求——这与Buzp和Proc的较大的估计系数结果相一致.但另一方面,Humr的较大的估计系数显示,中国基地城市现有的和潜在的人力资本供给,其规模和结构同代表服务外包主流的业务流程外包( BPO)和知识流程外包的需求有较大的距离,即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向和专业设置同发展高级服务外包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即潜在的供给与现实的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不匹配.
（责任编辑：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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