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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和赵俪生论文范文

《王瑶和父亲赵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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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伯伯是父亲清华时代的同学和好友.两人一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友谊,彼此都有些不屑于对方,但又终生相互牵挂,以至于王瑶伯伯谢世后,父亲对他的弟子与传人予以了密切的关注.这说明透着骨子的老同学的情分依然存在.如今父亲也故去了,我回忆起和王伯伯有限的几次见面,还有父亲生前对王瑶伯伯的描述,以及社会上总是把他们拴在一起来评议,使我对这两位老同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发现他们尽管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不论在性格、作为、思辨、语言表达方面都有很多相近之处,我愿意把对他们的一点感性认识记录下来,这样也能从侧面提供一些对两位学人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谢泳先生曾撰文把周一良、王瑶、赵俪生三人归入一个类别来评点,并将这三个人和在美国成为“世界级大家”的杨联陞、何炳棣相比较.作为旁观者,客观地说,这两组学者并没有什么可比性,更何况前三者也绝不属于同一类型的学者呢！倒是王瑶和父亲,不管他两人怎样地相互攻讦,他们的风格、思维方式却比较类同,而且他们把他们思辨的方法、看问题的视角顽强地传承了下去,以至于他们的后学源源不断、精英辈出,这也说明这两个并非一流的学人,却带出了许多一流的学生.

周一良与王瑶和父亲是不属于一个类型的学者,周伯伯是世家子弟,受了系统的、完整的东西方教育,一直非常体面,循规蹈矩地做人、做学问,为人温文尔雅,待人彬彬有礼,不张扬,不激愤,一派大家风范,是传统学人的楷模.这种温良的个性,在巨大反常的压力下,和众人一样,只能屈从.所以他晚年写的《毕竟是书生》,道出了他这一辈子的委屈和无奈,其公子也在多篇文章中为其父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进行疏解和辩诬.这让我们深深理解和同情,有如此身世、如此学问,守身如玉的学者却遭此百口莫辩的尴尬局面.我家这一代和周家后人也还保持了很好的联系.

而王瑶和父亲在学人群中属于另类.两人身上都带有几分狂狷之气,表现也绝对地张扬、绝对地尖刻、绝对地调皮.他们总是看到人家不愿让看到的那一面,非要提人家捂住不让提的东西.这是一对绝不讨人喜的学人,他们语言犀利,表达观点时淋漓尽致,用词无不用其极,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同时也具有极大的煽动性—— 还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传承下来的风格.稍有区别的是,王瑶偏重于幽默而尖刻,父亲则更加犀利和义愤,所以他们的倒霉程度也就不一样了.王瑶一沾北大巨匠多多、“天子脚下”的优势,又恰逢“反右”时失足落入下水道住院抢救,侥幸躲过了一顶“”的“桂冠”.而他当时的高足们似乎无一幸免地全部落网.所以事后他得以自嘲：“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治世.”父亲生性鲁莽,多少有点“二杆子”,使他就没有王瑶的那种机缘,被金钵死死地扣住,这一扣就是二十余年.

第一次见到王瑶伯伯,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刚上小学时.因王伯伯揶揄过父母的婚姻,告诉所有认识父亲的清华校友,“赵甡结婚了,娶了一个并不漂亮的女人,生了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于是“这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自然就耿耿于怀,憋着劲地要和这位王伯伯干一仗.时间大约是一九五三年,地点是山东大学蓬莱路一号父亲的书斋,演出了这大不敬的一幕：两个老同学坐在书案的两侧,面对面地唇舌剑,三个女儿,以大姐为首席地坐在地毯上,排成一排,像拉拉队似的有节奏地吆喝：“小黑牙,滚蛋！小黑牙,滚蛋！”声高时,王瑶伯伯用手指着坐在地上这群没家教的孩子,冲父亲说：“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是怎么教育子女的?”虽然父亲也“去,去,去等”地轰我们走,我们不走时,他也就不以为然地冲王伯伯说：“说咱们的,管她们呢！”多年以后,我谙悟当年这无礼行径竟为父亲包容而未加制止,实属老爹对师兄的无礼,同时也让我们背负了一生对王瑶伯伯的歉意.

我们渐渐长大,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饱读各类文学著作的同时,也去读读王伯伯有关文学史的理论文章,提高了我们的文学素养,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加之又是父亲少小同窗好友,我们和王伯伯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王伯伯到兰州大学来讲学,一进门就对母亲深深一揖,由衷地说了句：“还是老夫人好哇！”其间有对年轻时的失礼言语致歉的含义,同时也有对母亲几十年和父亲同舟共济、共渡苦难的钦佩和赞赏.讲学期间,姐妹们倾巢出动去听他作的曹禺戏剧的大报告,这次不是逐客而是捧角,这让王伯伯很是高兴.大家团聚一起,热烈讨论,叙旧事、谈学问,也谈时下局势,真是神采飞扬、妙语连连、其乐融融.经过了“反右”和困难时期,两位老同学比当年稍有收敛,加之厚道的母亲在其间周旋,只出现了众儿女簇拥的热烈场面,没有发生相互攻讦的一幕.“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治世”这句话,就是那次聚会时,扔俏皮话时扔出来的.

一九六六年初,我应另一位世交、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先生之邀,去北京小住月余,其间去北大拜访了王伯伯一家.王伯伯因未遭“”之灾,故安享教授待遇,加之有发表文章的机遇,当然两位老同学之间的物质生活可以说有天壤之别.这也是王瑶伯伯一摆谱,父亲就跳高的一个缘故.王伯伯家殷实、富裕,一九六六年家中已有电视机,这只有在相当层次的人家才能见到,满墙书橱俨然大学者的派头.王伯伯喜骑单车,三个子女大、中、小一人一辆,这也绝不是一般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但王家姐妹着装却异常简朴,显得规矩、老实.看样子王伯伯的家教是要比父亲好得多.我和周家公子、王家姐妹同游了颐和园、碧云寺,照片至今夹在父亲的影集中,当时王伯伯从四清点上打来电话,让伯母盛情款待.其时,两家工资待遇差不多,但周公子多年后提起在王宅的那一餐飯,始终觉得对接待我们这样的晚辈来讲,有点奢侈了.为此周公子还和他父亲探讨：“你们都差不多,人家咋那有钱?”这一问还引来周伯伯一顿科学家不如文人的感慨.没几天,“”即起,我匆忙返回兰州,哪知这一别竟是二十几年呢?

再次进京已是一九九三年了,二十七年历经了太多的沧桑,北大镜春园的旧居中,只有杜琇伯母一人留守,我们的王伯伯走了已近五个年头.伯母待我犹如家人,在共叙往事之时,我为父亲对王伯伯失礼之处向伯母致以歉意,伯母制止了我：“你不要再说了,在你父亲和王伯伯之间的事上,不光是你父亲做得不对.”也就是说,王伯伯在处理老同学关系上也多有不合适的地方.这让我看到,极难驾驭、很不好侍候的两位学人,之所以还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庭,与两位含辛茹苦、百般宽容的女性有着极大的关系.王伯伯去世后,父亲应邀写了《宛在的音容》,母亲亲自把场、定调子：“不准写一个字的不是！”理由就是人都去了,不要再刻薄了.而在家中表现得更加专制的王伯伯,这一辈子也是给王伯母带来了不少烦恼和哀怨.王伯伯去世后,父亲调来了灵堂送别的录像,当看到王伯母扑向灵前跪送的场面,老泪纵横,冲着母亲说：“看见了没有?将来我走的时候,你也得这样送！”结果招来众儿女一致声讨：“得了吧,将来你得像这个样地送俺妈,俺妈是你老大姐.王伯母是王伯伯的学生,她这是在执弟子仪！”可见这两位不省心的学人,硬是让两个厚德、守信、有毅力、有耐心的女性给陪下来了,所以说,他们的学术成就中凝聚着两个默默无闻的女性的宽容与照料,否则他们的后果绝不比储安平好多少.

这两位老同学只要凑到一起,就是相互攻讦,从年轻到故去,似乎就没消停过.可他们又彼此深深地牵挂、欣赏,谁也忘不了谁.但在嘴上从来不认账、不服输.父亲在《宛在的音容》中生动地形容了大学时代的王瑶伯伯,并写道：“当他露出快要发脾气的神情的时候,同时却又流露出一股孩童般的真纯.这个境界很美丽、很高深.”有时我会想,父亲是不是想刺激出他那美丽、高深的境界,故意挑衅呢?这当然是我一个做晚辈的善良企盼罢了.父亲在文章中也表示：“假如我是个女同学,我一定爱上这个人.”父亲看人的眼力很准,他能这样说,那我们的王伯伯一定是个魅力十足的男子汉了.王伯伯虽也不断给父亲闹难堪,但在母亲和我们面前却不讲父亲的不好,总是提当年清华园里的赵甡是如何地漂亮、怎样地聪明,王瑶伯伯的常用笔名为昭琛,明眼人一看就知这是当年赵甡名字的谐音,这说明他也是欣赏、喜欢父亲的.可两人就是不能见面,因为只要碰到一起,就是一个不服一个.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教授定级,有大学研究生文凭、身居北大的王瑶伯伯定为教授,来青岛一问,居然大学肄业三年,且是外语系出身的父亲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也定为教授.本来就不舒服了,哪知父亲还要挑衅这已经很不愉快了的师兄,摆出了一副 “怎么样?别看我没你那两个文凭,哥们儿照样和你平起平坐”的架势.结果王伯伯只有抬出北大的牌子来抵挡：“我可是北大的,你可是山大的.”就是到老,暗中较劲也没减势,王伯母毕恭毕敬寄上《王瑶文集》七大本,父亲放置案头,对母亲讲：“将来我的文集出来,绝不比王瑶兄差！”《赵俪生文集》刊印出来后,父亲击案长叹：“可惜王瑶老哥看不到了！”

就是这样一对“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老同学,他们一同听课,一同吃饭,一同买书,一同游行,相互批驳又相互感染.王瑶伯伯是有政治抱负的,因投身革命遇阻而求其次.父亲是关注政治的,因崇尚自由而远离政治.抗战时,两人在乾县窑洞分析形势,相约都入“儒林传”,果然两人沿着不同的途径走上了治学、育人的道路.后来王瑶伯伯成为北大校园学院派气息浓厚的大教授,而父亲成为边远地区屡遭厄运,被学界放逐边缘的一朵“寒葩”.他们都努力了,都在“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的境况下,苦苦经营着自己的那点玩意,虽未成“世界级大家”,也确属锲而不舍.都执著、勤奋地做了一辈子学问,留下了让后人众说纷纭的话题.

正因为关心政治,注重民生,这两位学人在解放后选就的研究项目都是非常时尚、贴近政治和颇具开拓性的.王伯伯选了“现代文学史”的课题,而父亲则选了“中国农民战争史”,这让别人会有一种赶时髦的看法.如果他们唯唯听命,按上边的调子来调整自己的学术路子,他们会是很能出风头的人物,可这两个自视甚高,很有头脑,同时也很自信的学人,偏要独立思考,于是这一对有着敏锐气质的老同学就不断地试探禁区,虽不敢明目张胆,却也在允许的范围里顽强地表达了在这两个敏感领域中,他们独到的研究心得.这一点点“可怜”的“自己的东西”或许为今日之学人所不屑、所指责,可谁能想象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精神压力和物质贫乏的状态下写就的?父亲没有奢望文章生前就能见天日,每篇文章后均署名“篱槿堂遗稿”,如此寂寥无望的前景、悲凉的心境,还在苦苦坚守自己的一点信念,这是那些“世界一流学者们”所曾经历和承受过的么?

每个时代的学人都留下了他们辛勤的劳作,也留下了那个时代他们自己的风骨和人格,当然也留下了他们深深的反思和无限的遗憾.他们超脱不了现实给他们划定的范围,他们从童年就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的基础,到少年时受“五四”新文化的感召步入新文艺领域,青年时代在民族危亡的关口,放弃学业,投笔从戎.解放后,为信念与追求满腔热情扎入科研、教学领域,又历经“反右”“”这样举世震惊的大运动,而他们往往又被推上祭坛,成为接受打击的对象.可以说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他们一一阅尽,饱尝了那个时代所有的苦难,可他们依然没有灰心,没有绝望,锲而不舍地用最原始的方法默默地耕耘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可有些后学们抛开这恶劣的客观条件,还在振振有词地品头论足,这里没有做对,那里没有搞好,没有达到他們原本应该达到的水准.试问：把你换成他们,你能保证做得像你说的那样完美吗?

诚然,王瑶和父亲绝非完人.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代学人、一位教师而已,但他们尽了一代学人的责任,他们把他们的思辨能力、认识方法顽强地传承下去,启迪他们的后学沿着这种思维方式更深一步探究他们未能完成、来不及涉猎的学术领地,在教学这个舞台上,这对师兄弟也堪称各领数十年了.

就教学而言,在数量上父亲比王瑶差了许多.因王伯伯从解放到“”前后均没有被剥夺上课的权利,可以说一辈子都站在讲坛上,可谓桃李满天下.父亲的“教学生涯”则始终随着政治时局的时紧时松而时断时续.但两人留给学生们的印象都是恢宏大气、不死板、不教条、非常地生动.就这样,老同学在教学的这一块领地上,也同样能找出互相调侃的内容来.

父亲的普通话虽略带山东乡音,但也算“一口官话”了.而王瑶伯伯至死不改那一口山西腔调.父亲为此不知“臭摆”过他多少次：“多亏在北京上学、教书大半辈子,那个山西调调儿一点都没有改进.”王伯伯颇不以为然地说：“每年开学,都有新生递条子,说听不懂我的山西话,我就告诉他们：‘你就这么慢慢听吧,听习惯了自然就明白了,到时候听懂了,不是我的嘴巴改了,而是你的耳朵变了.’”如此坚守乡音,也实属难能可贵.当父亲知道王伯伯还带有外国留学生时,不无讥讽地说：“你那外国留学生的中国话一定也都是山西味的.”可纵观天下,占据着中国现代文学史这块阵地的许多领军人物、出类拔萃的文化精英,不都是被撇着一口山西腔的王瑶导师带出来的?这种后学不断的“王瑶现象”不值得人们研究么?这就是王瑶先生的不朽业绩.

至于父亲的“台风”已被他的弟子和传人渲染得极为生动,凡是听过他的学术报告和讲学的,从长辈到晚辈,从内行到外行,从欣赏他的到忌恨他的,无不折服他的“一副钢口”.可内中所付出的劳动也只有家人知晓罢了.特别是晚年,他去上课,母亲就得赶紧找出一套更换的内衣内裤,因他下了课一进家门已全身湿透,立马就得全脱全换,人像瘫了似的要在榻上休息一两天才能缓过劲来,真像铆足了劲唱了一出《挑滑车》,就这样豁出命地干,才赢得了众口一致“美不胜收”的嘉誉.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带出的孙祚民、孙达人,到八十年代关门弟子以秦晖为代表的“七只九斤黄”,还有在史学领域这块鲜为人知的寂寥园地,稍许留神拨拉拨拉,凡是从山大、兰大出去占有一席之地的各路名师名家,有几个没有听过他的课,有几个不是他身教口传的呢?像王瑶、赵俪生这样在学界薪火相传、门生们名家辈出的导师又能有几人呢?我想在“第一流的名师”行列中,应该有两位先生的身影.

他们走了,没有为他们应成为而未成为“世界级大师”而遗憾.他们不是不在乎名利,只不过他们只在知己知彼、旗鼓相当、脾性相投的师兄弟间相互攀比罢了,其中多少带着“逗着玩”的色彩,骨子中较量的还是学问做得如何、教书教得怎样,不然也不会如此关注对方的专著和他们的后学传人.他们也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有时显得有几分不够意思和不守规矩,甚至有时显得有失礼仪,但其中文人间的情致雅趣和真性情又是流露得那般机敏、那般天真和那样可爱.

王瑶伯伯走得突然,让人猝不及防,父亲走得平缓安详,是名副其实的寿终正寝.我相信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见了面,也还要比上一番、斗上一阵、损上几句,谁让他们是当年清华园中好斗的少小好友呢?

他们走了,但他们那诙谐、幽默、尖刻、一语中的的生动形象深深印在了曾一睹他们风采的人心中.王瑶为绚烂多彩、百花齐放的文学领域平添了几分理智和深邃,而父亲又为枯燥、陈旧、寂寥的史学园地带来了生动和活力.这是多么好的一对老同学,多么精彩的两位学人.他们既不是钻进故纸堆的不问时事乡愿式的“老学究”,也不是浪荡社会、追逐虚名的肤浅过客,他们既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做了一辈子的学问,教了一辈子的书,也痛痛快快地张扬了自己的性格,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应该是够本儿了,应该是去而无憾了.

随着王瑶、父亲这一代学人的离去,意味着那个时代、那种文风的渐渐消失,因为他们毕竟是“手工操作”的最后一代学人.在当下随着电脑的普及、信息量的加大,人们的視野被极大地拓宽了.时下的学人已不屑于进图书馆、钻故纸堆、爬格子式的劳作,“著作等身”在时下学人群也不过“小菜一碟”,那种坐拥书城、苦苦思索,一天伏案十数小时着力经营的“小作坊”式的研究方式,已成为历史上一道宁静、寂寥、清雅的风景.父辈们曾品头论足地点评着各类历史人物,而今他们不可免地也成为历史,让下一辈的学人们去评来点去.在清理他们的遗产时,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尽力了,甚至尽了一个超出常人所能达到的能量.所以,他们的那些坏脾气,人格上的某种变异和扭曲,甚至在人生途中有意或无意出现的偏颇和失误,这本是人生途中的正常现象,任何人都不可能活得那样尽善尽美,何况父亲又是这样一个性情中人.但他确实活得堂堂正正,无愧于人生,无愧于学界,无愧于那坎坷人生带给他的重重苦难.

父亲可以坦荡而去了,作为女儿,只能遥祝老爹一路走好！

（选自《孤灯下的记忆》/赵絪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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