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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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武帝晚年存在的政治路线转变问题是史学界的热门论题,以田余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撰写《论轮台诏》一文为开端,辛德勇于二零一四年发表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对田余庆的观点提出质疑为.在此后两年间,学术界对此展开了多角度的论述.当下这一话题虽告一段落,但对该学术问题的概括总结以及其中蕴含有关历史学研究的方法值得后来者思考.
关键词：田余庆;辛德勇;学术讨论;汉武帝晚年政治转向
一、武帝晚年政治转变问题的起源
早在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中国学者唐长孺等就已经对汉武帝晚年政策转变话题有了初步的探究.1985年田余庆的《论轮台诏》一文,以汉武帝晚年颁布的“罪己诏”为切入点,对汉武帝执掌中国五十四年的施政方针进行了深度的剖析,更为系统也更为直接的抛出了汉武帝晚年存在由“开边兴利”向“守文”转变的这一政治倾向.在论述时分为两条线索：其一是.其二是其在西域战略调整引出的政策转变.
首先是汉武帝自身对政策转变的考量与打算.田余庆注意到《资治通鉴·汉纪》追述中汉武帝对大将军卫青所说的话,“如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武帝时距秦亡不过百年,田余庆引《汉书》中关于元封年间出现的社会险象和流民问题佐证当时汉朝出现了所谓的亡秦之迹.之后,田余庆重点剖析了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的潜在矛盾,以为戾太子代表守文势力与当时汉武帝所实施的开边兴利用法是相对立的,二人的关系上升到了政治集团路线走向的关系,汉武帝虽不满他的“仁恕温谨”,却又担心“亡秦之迹”再现,巫蛊之祸的深层意义便是汉武帝晚年时江充等兴利之臣与戾太子代表的守文一派的政治斗争.由于社会上的客观条件以及汉武帝个人因素,元封年间就有的趋势没有实现,原本留给戾太子的任务因巫蛊之祸落到了汉武帝自己身上.
文章的后半部分讨论了路线转变上的具体措施,集中体现于《汉书·西域传》和《资治通鉴·汉纪》记载的《轮台诏书》.田余庆看来,这段史料是对于西域战略的调整,进而引出了汉武帝晚年治国方略的转变.从军事角度来谈,局部的罢筑亭障是与汉武帝西进战略的停止相关的;从政治方面看,奏请者桑弘羊,商丘成,田千秋等同受“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的职责.结合《通鉴》中记载汉武帝罪己的言论,田余庆进一步推断认为汉武帝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终于进行了政策的调整,使西漢挽回了了将颓之局,延续统治数百年之久.后来阎步克也认为汉武帝晚期存在一股依附于戾太子身边,代表着儒家思想路线也就是守文的政治集团,肯定了巫蛊之祸背后存在政治路线之争,并为田文增添一项佐证.
二、反对声音——辛德勇著《制造汉武帝》
2014年田余庆去世.同年,北京大学辛德勇于《清华大学学报》发表论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一文,随后又将此文修订出版为《制造汉武帝》一书.序言中对自己的文章做了梳理：（1）前四章乃是论述司马光晚年对汉武帝政治形象的塑造.（2）第五章分析王俭何以“制造汉武故事”.（3）分析历史的实在原型.辛德勇认为“田余庆先生主要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立论”与其师黄永年教示的“《通鉴》之秦汉以前的部分,绝不能用做一般意义的史料;了解相关史事,更不宜于先于《史记》《汉书》而阅读《通鉴》”（页2）的观点相冲突.
在没有《通鉴》史料支撑的情况下,辛德勇对田余庆的两条线索分别做出了反驳.对于汉武帝晚年颁布的轮台之诏这条线索,辛德勇认为为抛开《通鉴》中的记载,仅仅从《汉书·西域传》中有关汉武帝轮台诏书的记载来看,仅能得出汉武帝因李广利战败而对其在西域地区的局部战略调整,和汉武一朝的开边兴利的整体大战略并无关系.（页22）这和田余庆之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关论述可谓直接冲突.辛文进一步指出,汉武帝安排的托孤大臣其实也是在执行汉武帝一贯的政治路线,无法得出路线转变的结论,也得不出他在临终时有调整政策之意.（页27）对于汉武帝自身转变政策的主观意图这条线索,辛德勇认为如果不采纳《通鉴》中汉武帝对卫青的言论及有关戾太子的有关记载,既否定了田余庆,阎步克等指出的汉武帝与戾太子存在的政治路线之争的问题,而汉武帝也并不似田所说,早在元封年间就有所谓改变政策的意图.在之后,他便用大量篇幅,证明《通鉴》中有关汉武帝的记载不实,并进一步提出的“司马光制造汉武帝”的说法.他认为汉武帝改弦易辙及罪己等等事件来源于南朝王俭所作《汉武故事》,王俭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创作此书,用来影射南朝刘宋之事,不足以用以作为信史.而司马光也是于自己保守派的政治目的,在《通鉴》中引用了这段材料,构造了一个汉武帝有开边兴利转向保守的政治形象.
三、田、辛研究历史角度与方法的差异
对同一历史事件,田,辛二先生的看法是截然相反,而这与他们在研究历史时的角度方法差异有着重要联系.台湾学者游逸飞2017年发表文章《制造辛德勇》,正是从这个角度去分析这一论题.
田余庆先生为自己所写的文章合集命名为《秦汉魏晋史探微》,探微二字即从支离破碎的历史记载中去推敲还原历史真相,探索彼时的政治经济环境.田余庆等极力想从史料中剖析汉武帝晚期至昭宣之时汉朝政治路线上的转变进程.但是由于《史记》《汉书》的“惜墨如金”,田余庆转向司马光所写的《通鉴》,田余庆指出,在巫蛊之祸这一历史事件的记载上,司马光的记述要胜过班固,因为他在撰写之时着重阐述了戾太子所代表的政治路线,分析历史事件的政治意义.司马光治史,在田余庆看来,也是拥有一种“探微”特点,而田余庆又在司马光探微的史料记载上在进行探微,便得出了汉武帝晚年存在向守文转变趋势的结论.
辛德勇先生在史料取舍上有自己的原则.游逸飞指出,反对田文,仅仅是辛德勇发表《制造汉武帝》的契子,他花五年多的时间做“制造汉武帝”的研究,终极目标其实是想证实上文所引的黄永年教给他的一个中国古代史料学基本常识.田余庆从《通鉴》中探微而得来的历史结论,在他眼中是违背了史料学常识,难以站住脚.
田、辛二位的研究方法差异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所在的学术氛围有着很深的关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存在一个源远流长的《资治通鉴》读书会,据说上承民初陈寅恪带学生读《通鉴》的传统.而辛德勇先生本科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黄永年先生.在对待《通鉴》的态度上,双方在此有着分歧,这也是双方观点冲突的根源.
另外,早先蒲慕州曾肯定了田文基本结论,但对田余庆过分强调汉武帝与戾太子二人之间存在政治斗争这一点表示不认可.关于此项,胡文辉曾指出,田先生之所以格外强调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的“路线”斗争,是与他求学治史的年代有关.即,在彼时成长的历史工作者,在政治路线的分化上较为敏感也是很正常的现象.
四、由汉武帝晚年政治转向问题引发的一系列讨论
对辛德勇的观点随后引起了争论,而且论题由最初的汉武帝是否存在政治转变及《通鉴》史料的使用,延伸出了诸如《通鉴》史料与《史》《汉》记载是否相符,汉汉武一朝的儒法之争,王俭是否杜撰历史司马光又是否藉此重构汉武帝形象,戾太子的学术路线及政治路线等问题.
韩树峰最早反对,他以巫蛊之祸存在的政治意义为中心论点,支持了田余庆提出的巫蛊之祸存在路线斗争以及推动了汉武帝转向”守文这一说法.同时他也在文章中插入了他个人对《通鉴》史料的看法,认为辛德勇通篇指出《通鉴》史料“无征不信”的做法有失偏颇,即“在缺少切实可靠的证据证明司马光伪撰的情况下,我们宁愿相信其取材于史可据,这如同《史记》《汉书》等公认的信史,其记载未必与史实完全相符,但如果无法证伪,史学研究者只能接受而不是拒绝这些记载.”这个观点与《制造汉武帝》一文中质疑《通鉴》汉代史料真伪的观点针锋相对.
同年,李浩更为直接地反对辛文.在《资治通鉴》的有关史料问题上,李浩否认了辛德勇认为司马光大量采用《汉武故事》的观点,戾太子与武帝之间的矛盾并非王俭出于影射捏造而是确有其事.文章的二三节,李浩通过选取部分《史》《汉》的有关史料,佐证《通鉴》中汉武帝存在政治路线转变这一观点.成祖明同李浩的观点有类似之处,认为田文是建立在对汉史的索引探幽的基础上,特别是注意到武帝集团与太子集团之间的张力这样一个事实做出的判断,《通鉴》的材料只是作为佐证,即使仅从《史》《汉》中也能得出汉武帝晚年存在政治路线转变的观点.不过成祖明也认同辛德勇关于《通鉴》中的汉代史料不可采以及王俭杜撰的的观点.
李峰针对《汉武故事》的史料价值做出回应,他指出,《汉武故事》至迟在东汉初期就已经出现,后迭经学者续补,至南朝遂成定本,固不可武断地斥其非正史,但是由其中虚枉错纰甚多,引据时要甚加小心.另一文中,李峰则进一步把武帝晚年的政治转向问题与昭宣之治结合起来,并对近年的各家言论做了总结分析.另一边,颜岸青就宽厚长者皆附太子一案提出质疑,认为汉武帝统治后期,政治环境处于高压状态,朝中很难形成一股与武帝政治路线截然对立的另一政治集团.并且石德、张安世、丙吉等依附于戾太子周边的宽厚长者代表,是另有其他的政治动机或是投机目的,不能一概归为守文路线的代表人物.因此,巫蛊之祸是一场多方政治势力的角斗而非单纯的路线之争,汉武一朝不存在守文路线形成之条件,戾太子是守文路线的代表人物这一说法也无从谈起.
杨勇引出武帝去世六年的鹽铁会议,将汉武一朝的主要政治、经济活动者概括为“奋击之士”“兴利之臣”以及“僭急之臣”.“奋击之士”四处征伐引发财政危机后,“兴利之臣”应运而生,造成社会动荡,“僭急之臣”由是产生.而《轮台诏》中只见汉武帝对对外征伐的方针调整,不见调整了兴利与酷吏政策,其政策转变的意味似乎很有限.桑弘羊等武帝兴利代表后来为托孤大臣,所谓悔过、转变之心也是乌有之言.
五、结语
汉武帝晚年的政治路线这一议题贯穿秦汉史学界三十余年,这一争论我们或许很难下定论,在不断的深入挖掘中,我们可能发现两方对于该论题的理解都存在差异——“田余庆真正关注的政治集团与政治结构等深层历史等受限于史料,此课题几乎不可能实证”,而辛德勇从实证的角度出发,“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田说,但未能在理论框架上提供另一套新的理解方式”.总的说来,不同时代的研究者存在着不同的研究角度与方法,这是难以避免的问题.在上述论战中,汉武帝晚年政治转向这一课题已经升华至新的高度,这正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也是学术讨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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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总结:此文是适合历史学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历史学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历史学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历史学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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