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和新时代我国产业经济发展》
本文是创新驱动方面有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创新和驱动和产业和经济发展类论文例文.
摘 要：产业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要窗口的关键时期,以同志为核心的党提出了“创新是第一动力”,以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对新兴产业如何实施“弯道超车”、传统产业如何进行“结构化升级”、农业农村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以体制机制创新支撑产业经济发展进行了战略部署,为产业经济发展、中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新时代;创新驱动;产业经济;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F0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20）01-0010-07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经济新常态下,过去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的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维持,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和创新能力不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如何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和解决发展动力问题上,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将“创新”放在了新发展理念的首位.围绕“发展第一要务”这一论题,提出了“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1]22、“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1]33等著名论述.笔者以创新理念为核心,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之产业经济部分進行了梳理,并对其理论创新进行了思考.
一、创新是新时代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
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源动力,这一点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要窗口的关键时期变得尤为重要.在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实施创新驱动非常必要.
(一)党的历届领导集体对创新作用的重视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同志就非常重视创新,他曾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2]341,并强调“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2]351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同志同样非常重视创新的作用,提出“要善于创新”“要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等重要观点[3],并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将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承继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针对我国创新能力不强,对经济发展贡献不多的状况,在1999年8月23日召开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我们必须把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摆在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3]实施科技兴国战略,加强科技创新与技术创新,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选择.
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提出了“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构想,并加强了顶层设计,出台了《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等文件[3],以促进创新与产业发展的融合.
(二)以创新为动力引领产业经济的发展
在经过30多年GDP年均增长率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后,2010—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出现连续11个季度的下降;2016年、2017年、2018年三年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6.7%、6.8%、6.6%;2019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率分别为6.4%、6.2%、6.0%.在这种背景下,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三期叠加”①阶段性特征之后,做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4]
面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升高,环境污染等自然资源的约束,我们已经不能再走“要素驱动、投资拉动”的老路,我们必须找到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然而,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来自哪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平研究员的研究,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以自主创新逐步替代技术引进和模仿,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动力;二是促进信息、知识、创意、制度等新生产要素不断产生,让经济增长获得更多新增动力;三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除要素配置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第一方面的动力来自科技创新,第二和第三方面的动力来自制度创新以及系统创新[5].可见,创新为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提供核心动力,支持创新、鼓励创新、引导创新,就抓住了促发展、谋未来的“牛鼻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创新引领产业发展方面取得重要的进展,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2年的52.2%提高到2016年的56.2%,有力地推进了产业转型升级.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012年的9.4%提高到2016年的12.4%.高速铁路、水电装备等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取得突破,部分产业位居世界前列,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6]从新常态提出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可以看出,对中国经济所处的历史阶段做出了准确判断,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具体体现,是产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7].
二、以创新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弯道超车”
新兴产业是经济体系中最有活力、最具增长潜力的部分,是创新发展的主战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并在某些方面“弯道超车”,对于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牢牢把握产业革命的大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新技术突破加速带动产业,对世界经济结构和竞争产生重大意义.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它是国家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由此,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展引起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非常关注.
在2014年5月23—24日上海考察时提出了“牢牢把握产业革命大趋势”的论断：“牢牢把握产业革命大趋势.科技革命必然引发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及其成果决不能仅仅落在经费上、填在表格里、发表在杂志上,而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推动力,转化为人民福祉.要坚持产业化导向,加强行业共性基础技术研究,努力突破制约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核心技术,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提供有力支撑.要以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为主攻方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8]97
(二)以科技创新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正如《“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所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源头,加快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策源地,提升产业集群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以产业链和创新链协同发展为途径,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带动区域经济转型,形成创新经济集聚发展新格局.
对于新兴产业的发展,同志反复强调务必要把创新置于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产业发展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网络.第一,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积极支持和引导技术、资金、人才、创新政策等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激励企业不断增强自身创新能力,鼓励企业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第二,加强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创新.加大改革力度,整合创新资源,健全产学研一体化的协同创新机制,最大限度地、有效地充分发挥各方面优势,形成推进科技创新整体合力.对此,同志指出：“要积极开展重大科技项目研发合作,支持企业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区域共建一批产学研创新实体,共同打造创新发展战略高地.”[8]60
在新兴产业发展中,技术是“命门”,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要牢牢把握核心技术.“未来几十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同人类社会发展形成历史汇,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将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信息技术成为率先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先导技术,将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8]97就技術赶超而言,非常青睐互联网核心技术,并提出在某些方面实现“弯道超车”.同志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使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一个互联网企业即便规模再大、市值再高,如果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我们要掌握我国互联网发展主动权,保障互联网安全、国家安全,就必须突破技术这个难题,争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实现‘弯道超车’”.[1]201
三、以创新引领传统产业“结构化升级”
如何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以更好地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所处历史阶段的基础上,果断切断“需求管理”刺激经济保增长的路径依赖,提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发展主线的战略选择,了新常态下传统产业结构化升级的难题,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发展目标和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产业转型升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产业转型升级是产业从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的上升过程,是产业竞争力全面提升和经济迈上新台阶的关键.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着许多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和主动选择,是问题倒逼以解决中国中长期经济问题的根本之道,也是经济治理的有效药方.
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常态下的战略选择,是因为“需求引导”经济理论已经不能解决我国当前的问题,对此,同志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产能过剩、库存高企、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问题解决,只刺激需求,经济拉不上去,即使短期拉上一点,也不可持续.”[9]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指出：“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9]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措施和手段,同志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9]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同志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传统产业结构化升级的创新举措
在我国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经济出现了明显不同于“需求主导”阶段的显著特征.
第一,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作用已大大减弱.财政政策的刺激不仅难以发挥“乘数效应”,而且由于投资机会减少,还对私人投资产生了部分甚至全部的“挤占效应”,“四万亿”刺激经济作用已成为历史.货币政策的刺激进入了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边缘,货币常常改道流向虚拟经济,导致资产泡沫,这一点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时期已明显不同.[10]
第二,结构失衡问题已非常严重.根据笔者对1991—2011年经济结构指数的测算,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之前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严重.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指数已经从1991年的0.564 4提高到2011年0.617 3,经济总体处于次级不均衡状态,其中二级指标之一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指数已高达0.96,进入完全失衡边缘.[11]
第三,生产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被现代工业部门所吸收,人口从2010年开始进入了负增长,劳动力市场由过剩转向短缺,刘易斯拐点、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相继出现,生产方式基本完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结构的转变.[12]
第四,消费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消费在GDP比例持续上升,已经连续五年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动力,而且服务消费在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生产中的投入品即生产消费趋向升级.[13]
总的来说,我国在跨越“贫困陷阱”阶段的人口红利、资源优势等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已经不复存在.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要满足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单靠传统的需求侧管理办法已经无法做到,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进传统产业结构化升级的创新举措.
四、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三农”问题已经是我国发展的重中之重,突破“三农”问题的关键是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农村一二三产融合、构建“三位一体”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形式成为新时代农业发展难题的主要举措.
(一)以创新农业农村发展难题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对农业农村发展问题非常重视,把农业农村的发展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一再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唯有创新才能农业农村发展难题.
尽管经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先后两次“穿越”,我国的第一产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在三个产业中降低为最低的位置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应该看到的是,长期以来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經济发展严重制约了农业发展,我国的农业生产相当落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不仅远高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高于巴西、泰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目前到了加快农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但是,如何加快农业的发展呢?第一个问题是农业发展的动力源问题.
尽管如前所述,创新是产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与工业发展所处的“动力转换”阶段不同,农业生产力总体水平很低,没有科技进步和体制机制创新.若等待农业农村的自然发展,不要说两个一百年目标无法实现,就连农业农村处于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也无法改变.由此可见,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对于创新的需求比工业更强烈,创新作为农业发展的动力源不应被忽视.
在农业发展中,非常重视科技创新的作用,提出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发展农业必须要“走农业科技化工业化道路”.对此,在2013年8月21日听取科技部汇报时指出：“一要搞大农业,走农业科技化工业化道路,还要考虑碎片化的一家一户的农业,两方面都要考虑.既要搞设施农业,也要考虑个体农户,因地制宜.总之,水资源、能源、农业都要靠科技.”[8]91-92关于科技进步的重要性,在2013年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有一个“真正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的精彩论述.[8]94对于农业科技化发展之路,强调要按照“增产增效并重、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生产生态协调”原则,建立与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发展需求相匹配的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安全环保法治化.”[14]还特别强调现代种植业创新发展,他指出：“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要舍得下气力、增投入,注重创新机制、激发活力,着重解决好科研和生产‘两张皮’问题,真正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8]94
除了科技创新外,非常注重农业发展中的机制体制创新,提出了激发农民活力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城镇化”与“逆城镇化”有机结合的城乡融合重要论述,跳出农业发展农业的农村一二三产融合重要论述等.
(二)农业农村的出路在于现代化
在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中,最落后的是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关键,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梁家河,作为村大队支部书记,把发展沼气作为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切入口,带领社员大办沼气,使梁家河成为陕西省第一个实现沼气化的乡村,有效地解决了当地农民的能源与燃料问题.这说明早在20世纪70年代同志就对“生态农业”这一农业现代化问题进行思考和实践探索.[15]在正定,时任县委副书记的是第一个带领群众在北方农村进行“大包干”试点的“吃螃蟹者”②,他为解决农民“吃饱”问题进行了大胆尝试.在主政正定期间,在顾问于光远等的帮助下,提出的“半城郊化”发展思路,跳出农业发展农业的“大农业”发展观,将“高产穷县”的正定县一下子发展了起来,农民的人均收入从1981年的140元到1983年达到了400多元.③这说明,早在80年代初就对农业现代化问题作了进一步思考和实践探索.[16]在福建,在主政福建宁德期间,基于闽东地区属于沿海与山区相结合的双重地域形态,经济结构中农业为主导产业的特点,提出了“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的“山海经”,即在粮食生产稳定的前提下,走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多元发展、深层发展的“大农业”道路,进一步丰富了“大农业观”.
在浙江,作为省委书记,同志强调“以绿色消费需求为导向,以农业工业化和经济生态化理念为指导,以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深入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④提出了“大幅度提高农业的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推动农业全面走上新型农业现代化的路子.”⑤这成为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解决农业农村出路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构建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形式
如果说早在1982年同志摆脱种种压力在正定县进行的“大包干”尝试是对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分”的很好的诠释的话,那么随着我国农业改革进程的深入,农民“温饱”问题的解决,同志发现,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分”从促进生产力发展逐渐到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到了需要考虑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统”的时候.2013年3月,在全国“”的座谈中,同志指出：当时文件提出要建立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但实践的结果是,“分”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但“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结合农业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实践经验,同志对同志的“两个飞跃”进行了创造性的注解,提出了建立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形式.“三位一体”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形式是推动新时代现代农业发展、适应市场经济和规模经济的一种组织形式.
同志在福建省17年半的工作时间里,对农业农村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对于如何“三农”问题的组织形式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并在1999年组织编写了《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一书和在2002年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对于“龙头”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关系,提出,坚持将市场摆在“龙头”位置,而不是将农产品的加工企业当作“龙头”.对于如何克服“公司+农户”的不足把农民组织起来,同志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使农民尽快安全、顺利地进入国内外市场,并能够有效地降低进入市场的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市场占有率.”[17]
对于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的真正实践是同志主政浙江期间.浙江日报于2006年5月15日发表评论文章《建立强大的农业组织体系》（署名哲平）,指出通过建立完善的、农民为主体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把小农生产与现代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广大农民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主体力量,切实推动现代农业的进程.[18]2006年12月19日,在浙江全省现场会上,同志进一步论述了他的“三位一体”构想.[19]由此,“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组织是植根中国本土的制度创新,它将逐渐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织形式.
五、以体制机制创新推进产业经济发展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对于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如何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进行了创新思考,并搭建起“党、政府和市场”的理论框架,以“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形式展现了出来,是推进产业经济发展的最大的体制机制创新.
对于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界定.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也要发挥政府在宏观管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对于如何建立政府、市场之间的效率边界,同志给出了方法论的指导,“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
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2017年经济工作会议中将“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领導”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七个坚持”中的第一个坚持提出.同志在2015年10月指出：“我们党要带领13亿多人民全面建设社会,必须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提高党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进改革的能力,为发展航船定好、掌好舵.”[2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成功搭建了“党、政府和市场”三位一体新的治理体系,为新兴产业发展甚至一些行业“弯道超车”注入了创新的元素,为传统产业化解产能过剩和实现结构化升级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为农业发展和“三农”问题插上了科学的“翅膀”,是推进新时代产业经济发展的最大的体制机制创新.
注释：
①“三期叠加”指的是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参见：《在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10日）,载于《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73页.
②在1982年,作为县委副书记,与时任县长程宝怀一起,在时任县委书记不同意的情况下,在里双店公社做了尝试,而北方农村在1983年春天才开始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
③时任顾问于光远还在正定县三角村做了“循环经济”实验.
④2005年1月7日在浙江省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⑤2007年1月18日在浙江省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参考文献：
[1]文献研究室.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文献出版社,2017.
[2].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徐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这我国由大变强的历程[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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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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