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中谣言传播机制和辟谣策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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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成为一起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引发全球关注.与之前“非典”疫情时的媒介环境不同,如今,移动媒体普及,社交平台的信息交流活跃,形成了特殊的信息传播语境.一方面,移动网络使得信息传播变得快捷而畅通,另外一方面也为网络谣言提供了传播便利,有学者称,新冠病毒带来了全球第一个社交媒体性的“信息疫情”（infodemic）.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谣言作为案例,分析新媒体环境中网络谣言的传播方式、特点及相关影响,对重大疫情中的谣言传播机制作出分析,并探讨如何进行有效治理.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谣言;传播机制;谣言治理
1 疫情环境中网络谣言的新特点
“谣言”是生活用语,法律上对谣言的表述为“虚假信息”,在传播学中谣言被定义为未经证实却广泛流传的信息.未经证实的信息与虚假信息有所区别,因为前者未必是虚假信息.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诸多未经证实的信息在社交网络平台涌现,相当一部分被证实为谣言,也有信息在事后被证实为真.
本文讨论的“网络谣言”,是指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传播、交流和互动的虚假信息,对正常的信息传播起到干扰作用,并亟需治理.疫情中的网络谣言,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0.1 谣言主题与疫情的发展几乎同步
2019年12月1日,《柳叶刀》杂志发表文章,披露了首位发病患者,由此开始出现有关疫情的话题讨论.然而在疫情暴发初期,与疫情相关的信息缺乏,人们对该疫情既充满恐惧,又不知从何种渠道可以获取准确可靠的信息,各类谣言因此有了存在空间.“白岩松专访钟南山”的谣言被大规模转发,原因和背景就在于此.同时,也因对疫情情况掌握的事实不足,由此衍生出许多模糊和不确定的信息,例如“未出现人传人”到后期被证实“存在人传人”.
随着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网络谣言也随之发生变化,辟谣的内容也有所不同.如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疫情谣言专区中,在疫情暴发高峰期,该阶段平台上共有290条谣言,内容多与健康有关,双黄连、板蓝根、阿莫西林等药物先后成为可以治疗新冠肺炎的“有效药物”,“口罩”、“消毒”等也成为高频词,到了疫情后期,谣言则多与开学时间、复工复产、交通恢复等相关,呈现出相当的同步性.
0.2 谣言传播与新的传播语境密切相关,“群圈”成为谣言重地
2003年“非典”暴发,以“非典”为主题的谣言却相对较少,因为当时缺少相应的传播支持,公众获取信息的途径主要来自于主流媒体,而主流媒体对信息的把关相对严格,信息的真实性较高.近年来,随着移动媒体的高速发展,移动网络使用已经成为极为普遍的现象,只要拥有一部智能手机,人人都手持“麦克风”,都是传播者.
疫情期间,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网民在疫情中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为网站、电视、微信和手机新闻APP,使用占比都达5成以上,分享信息则主要通过朋友圈或群聊.而据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一份监测数据（2020年1月 25-30日）显示,公众了解疫情信息的 几 大 渠 道 主 要 是 微 信 群/朋 友 圈 （63.9%）、门 户 网 站/新 闻 客 户 端 （48.2%）、微信公众号（38.2%）1.3 谣言传播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再造事实”让谣言显得“逼真”
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传播的谣言,多以文字、图片、视频或语音等形式,低成本的 “有图有真相”让谣言看起来很“真实”,尤其是对于不熟悉时新技术的老年人群体,对拼接的图片和视频深信不疑,属于谣言的“易感人群”.纽约大学社交媒体和政治参与实验室曾对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脸书平台上谣言信息进行分析,发现65岁以上的用户中又11%分享过谣言信息,谣言信息的数量是18—29岁年轻用户的近7倍之多.
加上老年人群体对健康类的信息尤为关注,疫情主题的谣言成为“痛点”,虽然有的信息看起来就是似是而非,但是他们宁可信其有,也要將它分享到家庭群中,提醒家庭成员.
此外,在谣言传播形式上,此次疫情中更多借助了“名人效应”.“钟南山”、“张文宏”、“李兰娟”等传染病领域的专家都成为高频词.冠以名人,谣言看上去更为可信,这与疫情语境下的谣言生产有直接关系.
2 疫情中的网络谣言所产生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涉及面极大,传染性极强,公众由对疫情的关注和猜测转为担忧和恐惧,又因缺少有效信息而变得焦虑、怀疑甚至愤怒,社交平台上不仅有道听途说真假不明的各类信息,也有因负面情绪而滋生的谣言.从个体角度而言,因文化程度、认知水平存在差异,对同一信息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反应,面对谣言,不同群体的反应状态也不尽相同.
当群体因谣言而出现恐慌,必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影响政治安定.谣言虽小,影响却可能极大,因此,许多政府部门的官微和一些主流媒体,都专门辟出版块进行辟谣.
与此同时,当我们在讨论谣言时,被讨论的谣言可能并不完全是虚假信息,而是一条等待核实和验证的信息.比如“李文亮医生事件”,他在某微信群内的发言,是早期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讨论,当时被判定为“谣言”,事实上,该讨论是基于一定的依据,对初期的疫情防治具有相当重要的提示作用.又比如“气溶胶传播”一开始也被认为是谣言,之后专家对此传播方式做了确认和科普,证实其并不完全为虚假信息.
不过,从整体上来说,所谓“谣言”,即为暂且不能被证实和认定的信息,出处也十分可疑,而经由没有边界的网络平台,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产生的负面影响也由此更大,网络谣言的治理势在必行.
3 如何治理与疫情相关的网络谣言
在移动媒体的传播语境下,网络谣言的传播速度之快,有人将此现象形容为“真相还在家中穿鞋,谣言已经走遍天下”.加上网络谣言又多以社交媒体进行传播和流通,监测与治理的难度也由此变大.如何有效治理网络谣言,尤其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当中,治理与疫情相关的谣言,也是对疫情防控的应对手段之一.
根据疫情中网络谣言的传播特点及其产生的影響,笔者对此提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建议,以供讨论.
3.1 通过专有渠道进行积极辟谣
在疫情初期,公众对该传染性疾病缺乏必要的了解,获取的信息中,谣言与科学知识混淆在一起,很难分辨.可以说,公众对新冠病毒的正确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伴随着各类谣言而往前推进的,其中传播最为盛行的谣言,包括此次新冠病毒就是“非典”卷土重来等.
美国著名人格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曾推导出过一个谣言传播的公式,即“R等于i*a”（谣言流通量等于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他认为对于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正规传播渠道不畅通或是功能减弱,缺乏可靠的信息,谣言的传播量会增大.根据该理论可知,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人们对于病毒来源、如何传播、治愈率等相关问题极为迫切地希望获取相关信息,假如信息提供不够及时充分,谣言便有了极大的生存空间.
针对疫情中的网络谣言,各级政府部门先后建立了辟谣平台,借助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设立辟谣,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专门设立疫情辟谣专区,实时针对疫情谣言进行辟谣,极大提高了辟谣效率.在真假信息的交锋中,用科学知识戳破谣言,让公众在对比中实现信息的有效甄别.民众了解的正确的疫情知识越多,谣言的影响则越微小,传播空间也越小,并通过此次重大事件,完善了治理谣言的机制建设.
3.2 主流媒体应当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期间,相当数量的谣言是通过微信进行传播的,但是与此相悖的是,据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一份监测数据（2020年1月25-30日）表明,仅有4.2%的公众把“个人微信群/朋友圈”选为信任的信息渠道.也就是说,虽然网络谣言多以社交媒体进行传播,但是多数公众并未将此作为信任的信息来源,主流媒体发布的疫情信息因其专业性而被大众所信任.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央视媒体及地方媒体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深入疫情中心,进行跟踪报道,还原现场图景.同时,主流媒体在发展过程中,报道形式也发生了变化,除传统的文字和图片形式外,短视频、VLOG等报道形式都被运用到,充分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受众获取信息的习惯和需求.媒体与公众也进行了充分的对话,并施以影响,比如主流媒体呼吁出行要戴口罩,对疫情的减缓起到了重要作用.
3.3 注重网民的媒介素养
2020年5月由广州大学数字传播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承办的“疫情中的传播和社会治理”云论坛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珊教授提到,疫情中的谣言不排除存在一些恶意、故意编排散布的,但是绝大多数信息的传播是基于对现状的不安而产生的传播,针对此现状,网络谣言治理应强调综合治理,对于恶意的谣言编造和传播应当以法律手段进行处理,对那些没有恶意的流言传播者,则应该通过提高其媒介素养,实现对网络谣言的间接治理.
5G时代到来,信息传播更为便捷,受众参与传播更深更广,提升用户的媒介素养,打造一个健康的网络生态,本身也是对网络谣言的有效防范手段.
（作者单位：江苏现代快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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