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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第一篇中学语文论文范文参考：民国中学语文选文研究
2. 第二篇中学语文论文样文：专业视域下教师课程领导力实践路径探寻
3. 第三篇中学语文论文范文模板：中学语文课程“读写结合”研究
4. 第四篇中学语文论文范例：思想教育与经典建构
5. 第五篇中学语文论文范文格式：中学语文教育与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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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中学语文论文范文参考：民国中学语文选文研究

选文就是课文,课文是语文家们精心选择出来给学生学习的文学经典,在语文课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民国的语文选文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去把握和利用.研究民国选文不仅需要教育学的观照,还需要文艺学尤其是经典学视角的介入.本文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了民国中学语文选文的面貌,并探究了这些选文面貌的成因.

为了掌握民国中学语文选文的面貌,本文采用定量分析的办法,以民国有代表性的32套中学语文教材选文为样本,分别建立了初中库、高中库、经典库,从而把握每篇选文的经典指数.

本文选择了一些观测点对民国选文的概貌进行描述.这些观测点包括：民国百篇经典选文、代表作家名录、三甲作家及其代表选文、经典选本及其代表选文以及诗词前列作品.

民国的中学语文选文的面貌具有7个明显的取向和2个专题,审美、文化、政治、语用、学术、教育、妇解等是取向,译文和历史是专题.审美取向选文占全部取向的40%,其主要内容是存在体验,包括生命体验、感情和想象等方面.审美取向选文的建构话语以审美体验为基础,其中又夹杂着政治和文化等话语的凭借言说.文化取向选文占25%,包括传统文化选文和现代文化选文.前者以儒家、道家、墨家文化观念为主流；后者的主要内容是提倡个人主义、责任感等观念.政治取向占18%,其选文分为意识形态选文、国家话语选文和社会政治话语选文三个方面.意识形态选文来自国民党党义教育策略.国家话语选文主旨是爱国主义,内容主要是爱国和抗战救亡.社会政治选文的主要内容是民国公民对新中国的政治设计和想象.其他取向和专题的选文也占据了一定的篇幅,这些选文都是有相关的话语主导或协同建构而成.

民国选文的最大优点是能够和时代互动共振,并着力建构理想文化,但也存在着繁难艰深等和时代的扞格之处.此外,民国选文还表现出语文家的潜在话语实践特色.

第二篇中学语文论文样文：专业视域下教师课程领导力实践路径探寻

在互联网时代和知识经济社会,信息技术变革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地影响着教育.社会变革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诉求,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将被重新定义.教师成为课程领导者是变革时代社会的必然诉求.为适应社会变革、提高民族素质而大规模开展的新课程改革进行了十多年后,需要深入推进.新课程改革深入推进的实然现状迫切需求教师具有课程领导力.教育部近年出台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显示,课程领导力是教师专业能力的核心内容和关键要素.教师课程领导力成为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应然需求.基于如上社会变革宏观背景、课改深化中观背景和教师专业发展微观背景,本研究将对发端于欧美,近年引进到我国的教师课程领导力进行探讨.主要聚焦如下四个问题：一是“为什么”的前提性问题,即为什么要研究教师课程领导力.二是“是什么”的本体性问题,即教师课程领导力内涵是什么,构成因素是什么,影响因素是什么.三是“怎么样”的机理性问题,即教师课程领导力的理论模型是怎么样的.四是“如何办”的策略性问题,即教师课程领导力如何在实践中进行提升.围绕研究问题,本研究运用文献法和自传叙事法展开对教师课程领导力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究.运用文献法,对领导力、教师领导力、课程领导力、教师课程领导力和教师专业化等文献梳理发现,学界关于领导力本质的认识还存在很大争议.传统观点将领导力看做只是处于领导职位的人才拥有的一种权力.这种看法窄化了领导力的对象.新兴领导理论认为领导力本质上是一种影响力.这种能力人人都具有,并且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得以提高.领导力的新内涵是后现代社会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产物,反映了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人的自主性发展需求.关于课程的定义也是纷繁多样,没有定论.普遍的看法是课程即教学科目.随着教育变革,课程被理解为学生经验、学校教学计划,文化再生产等.后现代课程学者甚至将课程视为一种转变性过程,意为在跑道上跑的过程.有关课程事务包括课程设计、开发、实施和评估等.目前,研究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学者不多,已有研究基本上将教师课程领导力视为教师的课程设计能力、课程开发能力、课程实施能力和课程评价能力.这种看法强调了教师课程领导力的课程范畴,却忽略了教师课程领导力的领导力属性.根据文献启示,本研究从教师专业发展视角出发,触及领导学和课程论范畴,建立在后现代课程观、分布式领导理论、教师专业发展理论和自组织理论基础上,取向于国家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深入推进的现实背景,去探究教师课程力的内涵意蕴、构成要素、理论模型、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具体研究视角表现为：从研究者作为家庭成员,在为人之子、为人之夫、为人之父和为人之兄的角色扮演中,寻找教师专业成长的家庭因素；从研究者作为学习者,一路经历懵懂启蒙的乡村小学、人生转折的县城中学、井底之蛙的师专日子、自考本科的学位憾事、教育硕士速成的跛脚研究生、“攻”读博士永久性脑损伤中,寻觅教师专业成长的知识基础；从研究者作为教育工作者,辗转于公办普通初中成都市温江寿安中学两年、公办民助改制学校成都市树人学校七年和民办体制名牌私立学校成都七中实验学校八年,翻检教师专业成长的实践土壤；从研究者作为追梦者,无论是专家学者梦还是办学梦想中,探寻教师专业不断成长的动力源泉.教师经历怎样的课程将深深地影响教师引领学生怎样经历课程.教师的出身、相貌、家庭背景、婚姻状况、成长历史、求学经历、工作变迁等生命历程中的一些事件都会深刻而长远的影响教师的专业发展,影响教师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作为人生的“总开关”,又深刻地影响着教师课程领导力.本研究的技术路线为：在运用文献法获得关于教师课程领导力内涵意蕴、构成要素的基础上,构建教师课程领导力的理论模型.然后运用自传叙事法,全面、深入地回顾和省思研究者42年来的生命历程.从研究者作为家庭中成员、学习者、教育工作者、追梦者等角色展开回顾,展现了研宄者从9岁才入学的山村小学生到39岁成为211大学博士生的学习经历；从偏远、落后、贫穷、闭塞的农村放牛娃到繁华、发达、现代的国际大都市名牌中学教师的身份转换；从在西部内陆工作到足迹踏至上海、浙江、江苏、北京等东部沿海省市考察再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访学学习的成长轨迹：从两年普通公办学校到七年公办民助改制学校再到八年一流私立学校的单位变迁；从17年语文教师、12年班主任、8年年级组长、6年德育主任及教导主任到成都市温江区教坛新秀、青年优秀教师、成都市武侯区优秀班主任、成都市武侯区初中期末语文阅卷负责人、成都市武侯区青年教师语文技能大赛评委、成都市武侯区教师语文新课程标准解读讲座人的角色扮演；从中学语文*教师到中学语文二级教师再到中学语文一级教师最后到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的职称升级,意在从全方位、多角度探查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家庭因素、知识基础、实践土壤和动力源泉.研究者也希望从“我从哪里来”“怎么来”的历程回顾中,能够更进一步认识“我是谁”,更清晰明了“我要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做”,更清醒思考“我何以能够做”“我将怎么做”,以此来达到重构自我的目的.在此基础上,研究者重点回溯了从教17年来,在中学语文课程实践活动中的丰富经历,着眼于教师课程领导力生成影响因素和提升实践路径,着手于构成教师课程领导力的五个要素——课程价值洞察力、课程设计预见力、课程开发决策力、课程实施指导力和课程评价激励力,翻阅研究者所记的16本日记本(2010年后改为电子文档记录)、38本工作笔记本(2010年后主要用电脑和手机电子文档记录,很少使用纸质笔记本)、21本听课本、20备课本、22本学习笔记本、24本研究者使用过的小学语文和数学教材、57本研究者使用过的初高中语数英等教材、30本研究者使用过的师专本科硕士学习期间的教材、24本研究者使用过的初高中语文教材、81本教辅用书以及其他大量的语文教学相配套的辅助光碟音像、报刊杂志和研究者保留的许多学生的代表性作业等等,也重读了电子文档记录的上百万字的教育教学随笔.希望以这些真实、丰富的原生态素材和可贵资源,来详实、具体、生动地再现研究者在中学语文课程事务中的实践经历,力图以一个不一定典型,但也许会有某种启发,真实而鲜活的个案,在叙事风格的可读性、易读性基础上来论证和阐释关于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前提假设,最后挖掘出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影响因素,并对生成路径进行提炼和总结.通过探寻,研究者认为领导力是一种人人都具有的引领和指导能力,是人的能力系统的核心内容和关键要素.领导力的构成要素主要是价值洞察力、愿景预见力、科学决策力、实施指导力和评价激励力等.教师领导力作为教师专业的核心内容和关键要素,是教师具具有的一种引领和指导能力,包括教师自我领导力、课程领导力和班级领导力等.教师课程领导力是教师在课程设计、开发、实施和评价等事务中的引领和指导能力,是教师专业能力的核心内容和关键要素.其构成要素主要是课程价值洞察力、课程设计预见力、课程开发决策力、课程实施指导力和课程评价激励力等.通过研究,发现教师课程领导力的生成主要受到思想意识、制度缺陷和主体素质等三类因素影响.思想意识作为影响教师课程领导力的主观理念,具体表现为实用至上的价值取向、“教书匠人”的角色观念、前苏联的大教学理论和英雄主义的领导观念等.制度缺陷作为影响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客体环境,具体表现为国家制度顶层设计的缺陷、市区教师指导制度的创新性不足和学校管理制度的人性化漏洞等.主体素质作为影响教师课程领导力的现实人性,具体表现为校长主体的能力倾向和教师主体素质的多面影响.教师课程领导力提升的实践路径有工作场学习、反思性实践、师生教学相长、研修共同体互动和跨际域交流等.教师工作场学习是为了工作、基于工作、在工作场所中的学习.教师通过学习有关课程理论、领导力理论和教师专业知识,可以为教师课程领导力打下坚实基础.自我学习、顾问指导和借调学习等工作场学习的主要策略.反思性实践指教师在实践后进行反思,通过运用经验中培育的默会知识,展开问题的反复建构和思考,以求获得问题的有效解决.其有效策略是与自身对话和与同伴交流等.师生教学相长是指教师要树立以生为师的观念,通过学生给教师提建议和意见,学生当小老师进行锻炼等策略来提高教师课程领导力.研修共同体互动是指学校以不同形式组成指向专业发展的共同体,如备课组、教研组、师徒结对、班科教师会、自愿组织等,通过交流、沟通等互动活动提升教师课程领导力.跨际域交流倡导教师通过跨学科、跨学段、跨学校、跨地域(区、县、市、省、国)进行交流和学习,打破固有的边界区域,进行广泛的交流,在相互启发中提升教师课程领导力.

第三篇中学语文论文范文模板：中学语文课程“读写结合”研究

我国目前写作教学的现状是：一面是“写”的作用和意义在综合型语文教材或“文选”式教材中被严重忽略,而另一面却是中学课堂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课,或者课堂在从事着大量的“非教学行为”.究其原因,根源在于人们对语文课程的阅读取向与写作取向,以及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或在何种程度的关系等等问题认识不清；因而使得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成为了两个“各自为政”的“独立”领域,阅读教学省略了写作甚至“也是学习的手段”,而写作教学也仅仅剩下了“闭门造车”然后“批改作文”这样简单的行为.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研究的主要目的和任务确定为：通过中外语文课程“读写结合”的研究,厘清新形势下阅读观、写作观各自的取向,以及确立在此基础上的“新读写结合”观,并界定相对应于四类“选文”“样本”“例文”“定篇”和“用件”的五种功能性写作概念：“积累性写作”“模仿性写作”“学习性写作”“评论性写作”和“探究性写作”,并在实践上用这些概念对语文教材编制和语文课堂教学的理念和策略进行审议和考察.

因此,本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个方面为宏观理念讨论,主要包括第一章“绪论”,第二章“读写结合”观的理论基础,第三章“读写结合”在中外语文课程文件中的实际规划形态；在这三章基础上,本研究界定了“新读写结合”观的具体内涵.第二个方面为中观策略研究,在第四章中,本研究确立了“新读写结合”观下的写作概念及其核心要素的共生关系框架,界定了针对四类“选文”的五种功能性写作概念,描述了“新读写结合”观的两种取向,并构建了“新读写结合”观的知识维度与阅读技能维度的框架；本部分意在解决语文课程“新读写结合”观具体展开的方式与策略的问题.第三个方面为微观操作研究,第五章主要考察五种功能性写作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具体编制情况,并规划出相应的编制策略,第六章主要研究五种功能性写作在中学语文教学现场的具体操作情况,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和建议；本部分为本文的行动研究部分.

第四篇中学语文论文范例：思想教育与经典建构

社会变迁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教育是社会变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教科书是这种变迁具体的、集中的文本体现.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建国六十年以来中学语文教科书内容的梳理,以文本解读和内容分析的方式对新中国思想文化方面的历史变迁过程加以考察,并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分析国家是如何通过对语文教科书内容的选择来建构官方经典,从而在传授官方知识的同时,努力实现思想控制的目的,使得受教育者按照国家意志建立国家认同感.

具体来说,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中国自1949年以来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所反映出的时代印记；国家话语介入语文教科书的制度性策略；国家意识形态介入语文教科书的具体路径.

本文在内容安排上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概览性地考察各个年代的语文教科书中的时代印记如何反映了社会变迁；第二章,交代国家话语介入教科书的制度性策略,从教科书制度到教学大纲和选文标准,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国家始终处于决定性的地位,第三章至第七章分析了国家意识形态介入语文教科书的具体路径,包括语文教科书中的中国*及其代表、语文教科书中建构的经典体系、以解读鲁迅作品为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对经典阐释的改写、对入选中学语文教科书的外国文学的操纵与利用,以及语文教科书中核心价值观的变迁.

国家介入教科书有赖于制度,而教科书制度就是国家制度的一部分,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传统、教育观念等息息相关.国家作为课程知识准入的最终决定主体,从教科书制度的确立到教学大纲的制定,它在教科书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语文教科书中选文标准的政治性倾向的分析,体现出教科书内容的选择过程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影响教科书的过程,语文教科书就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之一.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代言人的中国*在语文教科书中通过对课程内容的“趋利”选择,充斥在各个时代的课文中.*是中学语文教科书意识形态教育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文化符号.以*为代表的中国*在语文教科书中的渗透方式从一个侧面验证了统治阶级的权力通过对教科书的影响,使教科书中的“合法知识”成为巩固自身权力合法化的有效工具和手段.

1949年以后,国家的文化建构与党派的意识形态紧密联系,语文教科书中的经典建构也受到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操控.在对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的取舍之间不仅反映出统治阶级对于文化资本的分配,更体现出拥有法定知识选择权的统治阶级把自己认可的经典变成“所有人的经典”,从而建立一套符合自身利益的经典体系,使得意识形态的控制渗透其间,以达到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目的,充分体现出国家权力控制着“经典大门的开关”.

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入选作品篇数仅次于*的人就是鲁迅.经过语文教育的普及与推广,鲁迅其人其文成为人们探讨“国民性”的必然话题.根据对鲁迅作品被选入教科书的情况,探究这些作品在语文教科书的发展过程中的更替、保留、退出,从而窥见在这位作家经典地位型塑的过程中国家意识形态对他的改写与利用.

除了传授本国文化以外,通过对外国作品在1949年以后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沿革、经典建构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国家意识形态在社会变迁中依据自己的政治利益需要,对语文课程内容的操纵与利用.

通过对六十年以来语文教科书中所体现出的核心价值观变迁的梳理,可以发现,教科书充分发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载体的应有功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爱国主义教育在新中国的语文教育中,几乎是贯彻其的一根“红线’而随着社会变迁,对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变化,语文教科书内容的选择变化基本上是对应国家意识形态作出符合其要求的反应.

通过对自1949年以来的六十年间在我国中学通行的人教版语文教科书的内容分析,可以清晰地发现,我国对语文教科书内容所反映的政治思想、价值理念的控制是相当有力的.国家统治者通过将自己认可的思想、观念渗入语文教科书,潜移默化地让青少年接受并内化国家所倡导的思想观念、核心价值观,从而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

第五篇中学语文论文范文格式：中学语文教育与现当代文学

在文化研究的视域下,“文学”是在社会、历史、文化和知识的现代化过程中被创建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与文学教育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罗兰·,巴尔特说,文学“就是课堂上所教的那些东西”,“文学”成为“文学教育”的结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学语文教育是最广泛意义上文学传播的有效途径.文学阅读群体的主要构成,应该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在学习过程中,教科书对学习者有“强迫”阅读的权力.因此可以说中学语文教科书影响了大多数受教育者对文学的认识和想象.当一种事物能够产生广泛的“意识塑形”的作用时,它理应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当代语文教育是中国语文教育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也是对当前语文教育影响最为直接的阶段.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本身就是现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代中学语文教材建构出怎样的文学经典,具体哪些因素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了教材对于经典的选择,这种经典的建构又如何参与了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进程,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不仅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文学的经典化历史,更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文学的当代命运.从语文教育的角度来看,这一段历史无疑和我们当前的语文教育联系最为密切,许多的经验与痼疾,都直接地来源于这段历史,因此这方面的研究能让我们发现一些经验和教训,从而为新的教科书编写以及语文教学提供参照.本论文聚焦于当代,以中学语文教材为对象,着眼于现当代文学的整体,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各种权力因素是如何在中学语文教育领域互相“交织”和“较量”,并进而影响到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是中学语文教科书的主要出版机构.“十七年”时期和新时期前期,它一度是唯一法定的教科书出版机构；198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实行了“一纲多本”的政策,但人教版语文教科书仍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因此本论文主要以人教版中学语文教科书为研究对象.

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

绪论部分明确了论文的研究对象,对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交代了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

正文分为三编：

上编重点呈现建国后文学教育及语文教材的变迁历史,为进一步厘清教材中现当代文学选文的变迁呈现了相关的话语背景.文学教育是以文学为媒介进行的教育；文学作品,是语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文学教育”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却几乎始终未得到明确.语文教材的变迁、文学教育地位的浮沉,这一过程是多重权力因素复杂交织、互相作用的结果.

“十七年”时期人教社出过4版教材,伴随着教材改版,文学教育经历了从边缘到凸显再回归沉寂的跌宕.在这个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文学汉语分科教学改革和1963年语文教育工具观的确立,前者促成了文学教育的凸显,后者却使文学教育成为一个禁区.相反的结果,背后却都有着民族国家政权意志和语文教育自身诉求的复杂交织：民族国家政权意志强力控制着语文教育的发展,而语文教育一面服从,一面也在不断伺机实现自我诉求.

新时期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语文教育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但是“文学教育”的复归之路却并不平坦.1978至1990年代末,语文教育继承和发展了1963年的“工具观”,虽然这对“*”时期教育观念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但是也严重限制了“文学教育”地位的提升,语文教育大大落后于时代文学观念的发展.考察其深层原因,主要仍在于语文教育从体制上到利益上乃至于整体心理上对于民族国家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过度依赖.这一时期的亮点是1990年代末爆发的一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语文教育大讨论,讨论的中坚力量多有文学研究的背景,他们用占据时代主流的人文话语全面批判中学语文教育,可谓是文学领域针对中学语文教育的一次主动的话语争夺运动,这为中学语文教育教材改革带来了活力和动力.

新世纪以来,语文教育、教材进入一个深刻变革期,由对“工具性”的单—性重视走向工具性、人文性统一的探索之路,文学教育的地位也由此得以极大提升.但由于体制变革难以一蹴而就,政策法规不完善、落实不到位,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利益驱动等原因,多样化语文教材的编写和推广仍面临诸多问题.

中编从整体上梳理语文教材对于现当代文学的选择,具体考察到底什么样的作品在什么时间由于什么原因进入了教材.在梳理过程中,也将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纳入视野当中,从三者的整体关系中进一步展现教材的话语倾向.

“十七年”教材中的文学,在政治的夹缝中被选择、被呈现.建国初期的语文教材对文学价值体系进行了重构,透露出鲜明的“厚今薄古”、弃旧立新的倾向.教材选入大量报刊时文,其主要的话语内涵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阶级斗争,充分贯彻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执政系统迫切追求巩固政权、维护稳定、加快建设的执政意图.1956年文学课本选文的质量大大提升,绝大多数是脍炙人口的名家名作.但它也依然带有那个时代深深的政治印记,以对新文学的重新书写(甚至是误读和遮蔽)完成了宣传和塑造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职责.1958年到1962年,语文课本成了政治性读物的集锦,文学性严重下滑,大跃进民歌的选入即是一例.虽然教材选入的大跃进民歌还是属于传诵较广、艺术上较好的,但由于大跃进民歌整体艺术水平有限,在教材中,这些民歌除了同步地传达那个时代的跃进精神,促成着学生陷入政治迷狂和虚伪浮夸之风中外,其有益作用十分有限.1963年,在教育领域和文学领域的双重促进下,现当代文学选文展现出相对丰富性和经典性,*主义作家的作品选入增多.论文以许地山的《落花生》为例,说明作品此时进入教材同作品自身的艺术特性、现代时期的铺垫以及作家身份的被塑造等息息相关.

新时期以后语文教材中的文学景观,经历了一个由单调到丰富,由社会政治话语的单一性传达到人文话语的多元表达的过程.1978年到1990年代末,教材选文的变化只是局部的、零星的,选文体系及阐释体系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所表达的依然是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社会—政治话语,其中对“十七年”文学的选择就是一个代表.笔者认为,*前语文教材对“十七年”文学的选入在当时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新时期以后,“十七年”文学的传播虽然能起到一定的拨乱反正作用,但很快这种积极意义就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减弱.新时期教材强化了“十七年”文学的经典性,同时也由于语文教育的僵化和“十七年”文学的内在局限而引发了读者的质疑.

新世纪语文教材编写面对的是中国社会极其复杂的文化环境：多元话语互相对抗、复杂交织,甚至彼此渗透、融合.语文教材中,民族国家话语不再采用鲜明的政治性表达方式,而是与人文话语充分融合；教材积极吸收全球话语,外国文学选文体现出比重大、开放性、人文性的特点,但教材也借助部分选文巧妙地表达了民族国家的自身立场.大众话语对精英话语的冲击构成了教科书编写的新的矛盾聚焦点,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金庸小说进教材和《Q版语文》的出版.同属于大众话语的表达,《Q版语文》最终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金庸小说却进入了语文教材,这是因为它们对于精英话语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前者是对精英话语的彻底反叛,后者却对精英话语采取了对话态度.

以上过程表明,教科书选文从根本上受制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转换,同时,教育自身功能的维护、文学领域的冲击、文化领域内不同话语的争夺与交织,都影响着教科书对文学经典的选择.教材编写只有淡化政治性、保持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密切关注文学研究领域的思想进程并积极吸纳,才能选择出更适合语文教育的文学经典.

下编集中探讨语文教材对于文学的改写策略.在中学语文教材中,被改写最为严重的可谓是知识分子：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形象,都经历了戏剧性的命运.本编从知识分子个案入手探查教材在形象塑造和作品选择时采用的一系列话语策略.

第一章从知识分子的内部构成,即人文知识分子与科技知识分子在教材中的形象变化史入手,说明了在不同的话语背景下,教材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筛选与过滤策略.“十七年”时期教材对于知识分子的表现,基本是通过“去知识分子化”完成的,知识分子以错位的身份(和其他身份结合或身份改写以后)被接受,除此之外,便是落后甚至是反动知识分子了.新时期以后,科技知识分子形象率先进入教材表现的中心,而人文知识分子形象的改观却相当迟缓.究其原因,科技知识分子以科学技术立身,比较容易适应执政系统所要求的稳定结构；而以人文性和思想性为特征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同历史充满了太多的纠葛,当新的意识形态话语自身还处于不成熟阶段的时候,笼罩在人文知识分子身上的历史阴霾更难以被驱散.新世纪语文教材则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主,更加侧重于表现他们追求真理,追求自由,勇于批判,深入思考和探索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充满正义感和悲悯情怀的知识分子品质.

第二章从鲁迅形象的展示及鲁迅作品的收录与阐释角度,分析了教材在鲁迅接受过程中所采取的改写、误读与重写策略.“十七年”时期,对鲁迅的改写工作主要有两点：一是努力把鲁迅与革命拉近；二是努力使鲁迅思想与*思想完全一致.教材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解读紧密配合时代政治话语,处处充满误读.1978至1990年代语文教材对“鲁迅”进行了有限的重写,虽然其配合政治运动的色彩减弱了,但鲁迅依然被局限于“革命家”的身份.新世纪教材对鲁迅的塑造则以“人文鲁迅”为基点,人性、情感性、思想启蒙的意义被凸显.

第三章从孙犁选文入手,进一步讨论哪些因素能够使作品一定程度上减弱教材话语策略的操控.本章通过孙犁与其他作家,尤其是与赵树理的比较分析,发现孙犁之所以能成为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一棵“长青树”,首先应该归功于他的作品与民族国家话语的契合.其次则在于孙犁的小说,一直同政治话语保持着适度的距离,既在话语规范之中,又不拘泥于政治,通过艺术化、审美化的视角来观照时代,从而拥有了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能够适应不同时期的话语环境.

结语部分总结全文,并对文学教育和语文教材的编写提出建议.

本论文立足于原始资料的整理与分析,主要运用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借鉴知识考古学和场域理论,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初步探讨了“中学语文教育与现当代文学”这一课题.选择本课题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希望语文教材能够在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中起到更加积极有益的作用,并最终使文学的精神与审美价值能够通过促进“人的成长”得以充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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