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分位数回归的人力资本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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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构建产业结构影响因素模型,探讨不同教育层次的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作用.以山西省为例,采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对它们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90-2018年山西省初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作用不显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优化起到促进作用,其中中等教育影响程度大于高等教育,但是中等教育人力资本的分位数回归系数呈现出下降趋势.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 人力资本结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分位数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 G40-054;F12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43（2020）06-0033-03
Abstract： Constructing the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human capital at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Taking Sh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using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o empirical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during 1990-2018, elementary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promote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the secondary education degree is greater than the higher education, but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secondary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present a downward trend.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Key words：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山西省是一個典型的资源型地区,煤炭资源对全省和全国的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高强度的资源开采使山西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煤炭资源,产业结构特征表现较单一,即“一煤独大”,资源消耗较大,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环境污染问题较为严重,造成山西经济增长可持续动力不足.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山西省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而人力资本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因素,其中教育是培育人力资本的主体,山西高等教育层次比重不断上升时,如果全省人力资本的教育层次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相互匹配,就会非常有效快速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进而帮助山西经济发展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对山西省人力资本的教育层次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机理进行系统的探索.
一、相关文献回顾
自20世纪60年代以Schultz为典型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国内外学者开始研究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目前,理论研究中,关于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关系得到了大部分国内外学者的证实.如靳卫东（2010）提出人力资本决定了产业结构转化的速度、方向和效果,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转化在数量、结构和类型上不匹配,是造成经济波动、扩大失业增加和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1].薛继亮（2013）提出通过劳动力市场和产业转型的集聚和分散效应,有助于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协调发展[2].在此理论基础上,一部分学者开始着手深入研究人力资本存量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理,并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包括：韩淑芬等（2009）认为山西省的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明显,导致山西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提出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促进山西经济转型[3].王健等（2013）构建了人力资本通过技术进步,收入提高和城市化三方面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框架,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红利显著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4].张阳（2016）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得到当前中国的人力资本存量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结论[5].孙海波（2017）运用我国2003国量促进了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平滑转换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到人力资本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的省型关系,两者之间还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门限效应[6].近年来,也有一部分学者从人力资本结构角度,分析它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影响关系.欧阳峣等（2010）通过构建耦合度模型,测算了2000年中国不同教育层次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系统的耦合度和关联度,得到各教育层次人力资本与多元化产业结构具有较高的匹配度和关联度[7].杨华（2014）提出与人力资本存量相比,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过程中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相匹配更重要[8].刘瀑（2016）认为教育层次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之间是双向耦合关系,在此基础上,以河南省为例,构建面板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得到不同教育层次对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作用强度不同的结论[9].孙海波等（2018）采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高级、中级和初级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高级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10].罗勇等（2019）基于2004-2017年我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得到异质性人力资本对我国东部区域和西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11].
从以上相关文献看出,首先,产业结构优化测度方法差异较大,而选择的代表性指标较为单一,本文认为在不同目标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应该有不同的测度方法.其次,山西省自2015年以后,全省经济遭遇断崖式下跌,经济增长减缓,为了扭转经济下行趋势,山西省产业结构要尽快实现成功转型,以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長.本文联系全省实际情况,研究人力资本教育层次结构如何影响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目标下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山西省人力资本结构如何变化更好更快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提出政策性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
二、变量与模型
(一)因变量的测算（山西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数）
山西省作为重要能源基地,能源是全省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对全省经济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是资源型地区在经济发展中重点考虑的因素.由于技术水平越高的产业,其能源消耗量会越低.因此,当该地区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时,相应地其能源消耗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首先,本文选择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人民生活及其他产业六个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分别表示各个产业能源利用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1）
（1）式中,分别表示在第i产业在第t年的地区增加值和能源消费量.该值越大,表明能源利用效率就越大,反之,则越小.
其次,根据各产业能源利用效率的结果,计算基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目标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数.计算公式为：
（2）
根据的计算结果判定产业结构优化效果,如果这一指数值大于1,说明该地区能源利用率高的行业产出比重上升,从而意味着产业结构越趋于优化.反之,表示没有得到优化.结果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山西省2008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大于1,到2015年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呈现出下降趋势,2017年有所上升,但还是小于1.
(二)自变量的选择
产出结构优化升级,其实质是技术水平、资本和劳动力生产要素的升级.假设技术水平、资本和劳动力生产要素分别为A、K、L,可将产业结构表示为：
IS等于IS（A,K,L） （3）
随着（3）式中生产要素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可表示为：
ΔIS等于ΔIS（A,K,L） （4）
（4）式中表示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取决于技术水平、资本和劳动力生产要素的升级,其中技术水平提高、资本生产率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促进产业体系中结构升级的贡献度.本文主要研究不同教育层次的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此,根据模型（4）式中所确定的自变量除了各教育层次的人力资本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外,本文还将技术进步、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这些因素的量化指标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
1.各教育层次的人力资本：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个层次.分别用山西省就业人数中文盲和小学人数所占比重（PL）、初中和高中人数所占比重（SL）、大学专科、本科及研究生人数所占比重（HL）分别表示初中高三个层次的人力资本.
2.技术水平：本文选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衡量技术水平情况,它是根据C来衡函数：来推算,函数中产出Y表示为山西省各年不变GDP（采用以1990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换算）,资本存量的测算方法一般采用由Raymond W.Goldith设计的永续盘存法,计算公式为：,式中资本存量初期选用张军等（2004）[12]计算的1990山西省资本存量为444亿元,表示当期固定资产投资,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反映（按1990年不变折算）,表示折旧率,采用雷辉（2006）[13]计算的9.732%的折旧率,L表示山西省全社会就业人数.最终,根据C示山函数取对数后进行OLS回归,然后根据公式：,就可计算出1990-2018年期间的各年山西省全要素生产率.
3.固定资产投资：本文选取山西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地区GDP之比（FAI）表示.
4.财政支出：本文选取山西省财政支出额占地区GDP的比重（FE）表示.
(三)模型构建
根据变量之间的关系,所确定的模型为：
（5）
（5）式中EDU包括表示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就业人数所占比重,CON包括全要素生产率、固定资产投资所占比重、财政支出所占比重,式中主要考察不同教育层次人力资本（EDU）对产业结构升级（IS）的影响,但普通的OLS回归主要分析的是自变量对因变量条件期望的影响,这很难反映整个条件分布的全貌,因此,本文采取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模型（5）进行回归.
三、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在计量回归之前需要对这些变量做单位根检验,本文用最常用的扩充的迪基—富勒（ADF）检验其平稳性,结果如下：
从表1可知,除了时间序列量TFP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其它变量在5%和10%显著性水平下均是平稳的,可见它们都是0阶单整,即I（0）.
(二)估计结果分析
我们选取三个分位数点0.2,0.5,0.8,运用Eviews软件做分位数回归,所得结果见表2,与此同时,作为比较,我们也给出了OLS的估计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
1.从20%、50%、80%分位数与OLS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基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目标下,初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不显著,中等教育人力资本均显著促进了山西省产业结构优化,在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处在较高水平时,高等教育人才资本的影响作用才是显著的.其它影响变量中,固定资产投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均不显著.财政支出、技术水平在OLS回归、50%、80%分位数回归中影响系数均显著,表明当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处在较高水平时,财政支出和技术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促进作用才是显著的.
2.分位数回归与OLS回归结果在系数正负号方面没有任何差别,再次证明了山西省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
3.分位数回归与OLS回归结果在系数大小方面有所差别,中等教育人力資本的分位数回归系数呈现出下降趋势,表明中等教育人力资本随着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不断下降.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较高时才起到影响作用,但是目前影响作用还是低于中等教育人力资本.
四、结论与启示
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目标下,山西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起到正面促进效应,并且中等教育影响程度大于高等教育,表明1990表明用效率年期间山西省中等教育的人力资本仍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中发挥主要作用,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还是较小.因此,一方面,省政府需要持续加大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投入,重点要加大提高初等教育的投入,让更多因贫穷无法上学的孩子可以上学;此外,加大对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师资的培训投入,不断提高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以便让更多的学生可以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另一方面,伴随着山西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升级,未来山西高等教育对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将会逐渐处于主导地位.因此,目前全省需要重视高等教育质量的发展,在高等教育规模适度扩大的同时,需要更加注重专业创新能力的培养,重点培养代表本地区未来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趋势主导产业所需的专业,使受高等教育者要具备创新的基本技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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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萌]
[作者简介] 陈晋玲（1975-）,女,山西高平人,经济学博士,副教授,中级统计师,中级金融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统计分析.
[基金项目] 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课题：山西省教育层次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效应的统计测度（GH-16206）;山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2016年度课题：新常态下山西工业产业转型升级的自主创新效应研究（SSKLZDKT2016154）;晋城市科技局软科学2017年度课题：职业院校产学研协同创新隐性知识共享的运行机制研究——以晋城市为例（2017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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