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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心理咨询论文范文参考：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服务现状与对策研究
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是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面向社会群体,对维护人们心理健康、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我国社会心理咨询机构及从业人员发展现状究竟如何,提供的咨询服务效果又如何,这方面的研究不仅非常少,而且研究方法单一、研究内容不够深入.由于社会心理咨询也是我国新开展的现代商业活动,所以按照商业活动服务提供者、服务对象和服务本身的三要素划分,本研究对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机构及从业人员、社会群体和咨询服务三方面的内容展开了全面和深入的探讨.
本研究采取质量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针对社会上的心理咨询发展的现状及发展的对策展开研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通过网络搜索引擎对全国省市直辖市的社会心理咨询服务者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从机构成立时间、成立数量、人员数量及资质等方面进行,结果发现整体上社会心理咨询机构发展时间较短,数量比较少；服务人员一方面数量较少,而且人员结构中性别比例不均衡,同时人员资质中有一半以上不具备心理学相关知识背景,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的从业人员未取得服务资格证书；在具体走访重庆市10家社会心理咨询机构调研搜集到的机构和人员信息中发现,这些机构的知名度不够,来访者对咨询机构环境、咨询师职业素养等方面有诸多不满,说明社会上的心理咨询行业中还存在很多待规范的问题,而且人们在选择社会心理咨询机构进行咨询时有诸多担心,比如机构收费昂贵、咨询内容保密性问题等.
2.针对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机构和人员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对心理咨询专家进行了访谈,探讨了机构和从业人员的发展对策.关于机构的发展,国家应该重视和鼓励机构规模的发展,尤其在很多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更应加强机构建设,同时还应建立咨询服务的社会保险体系；利用社会媒体加强机构宣传,引导公众对心理健康和咨询正确的认识,在咨询行业内部还应形成运营规范化的标准体系和健全规范的监督管理体系,如机构成立资质的认定、收费管理,以及对从业人员的考评和考核体系,资质和服务质量监督管理等,从业人员的发展应注重职业素质的培训,包括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和再学习体系,对工作的认同和责任感,以及咨询中重要的人格素质的培养,如善解人意、敏感、耐心等品质.
3.结合国内外相关资料自行编制了社会群体对待社会心理咨询的态度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问卷包含社会成见容忍性、咨询需求认知、机构信任性和人际开放性四个维度,经检测,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较好,可用作态度调查的有效工具.通过在重庆八大主城区发放问卷,调查了1162名重庆居民关于社会上心理咨询的态度情况,在对回收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后,发现整体上人们对待社会心理咨询的态度还比较保守,相比较而言年轻群体比年长群体态度开明,学历高的群体比学历低的群体态度开明：不同职业和居住区域的居民对待咨询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4.针对大学新生阅读和未阅读心理健康和心理咨询介绍材料的实验,对促进人们关于社会心理咨询态度的条件进行了探讨.实验证明,阅读了心理健康和心理咨询材料的大学生在对待社会心理咨询态度上更积极,而且对心理咨询的需求认知更开明,因此加强心理健康和心理咨询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对促进社会群体的咨询态度是非常有效的方式.同时对社会群体关于社会心理咨询服务需求的调查中显示人们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已日益凸显,而且人们对于自我认识、压力处理、亲子关系、人际关系方面的咨询服务比较关注,这说明社会心理咨询机构应该注重和加强这些领域的研究和服务,为社会群体提供高质量的咨询服务.
5.在重庆10家社会心理咨询机构进行实地咨询,使用PQS分析工具对咨询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大多数社会心理咨询机构咨询师提供服务时会使用到特殊的心理咨询技术,他们在咨询中能够采取支持的立场,向来访者传达无条件积极接纳的态度,与来访者塑造良好的咨访关系,并取得来访者信任,整体上,咨询师的职业道德良好,没有与来访者保持咨询以外或不正当的咨访关系；但在咨询过程中都倾向于给予来访者明确的建议和指导,咨询中带有说教意义；而且咨询师不会与来访者预约或安排长期的咨询计划,咨询服务中通常是一次咨询为主,每次的咨询服务时间大概会持续1.5-2小时左右.
6.通过对来访者咨询前后改变状况、咨询满意度以及咨访关系的调查,对重庆市9家社会心理咨询机构的咨询服务效果进行了评价,发现8家机构的咨询师提供的咨询服务让来访者产生了积极的改变,有一家机构使来访者情况恶化；大部分机构的服务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来访者满意度和工作同盟关系上得分较高.在探讨咨询效果相关的因素中,发现女性咨询师的咨询效果普遍优于男性咨询师,咨访双方相同性别的咨询效果优于不同性别的咨询效果,使用特殊咨询技术的咨询效果优于不使用特殊咨询技术的咨询效果,咨询时间越长咨询效果越差.
7.在文献综述和访谈研究基础上,形成了咨询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并通过专家评分的AHP方式确立了指标权重,形成了心理咨询效果评估模型,经验证该模型实用性较好.通过该模型的建立,既能对社会心理咨询机构的服务效果进行评价,又能为社会心理咨询机构服务效果的提升提供指导.
第二篇心理咨询论文样文：监狱心理咨询话语研究
1.研究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心理咨询理念被引入中国以来,心理咨询已经在中国近93%的监狱开展,拥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民警和主动求询的罪犯数量都在显著增加.监狱心理咨询作为一种新型的罪犯矫治技术被认为对于促进罪犯改造、降低重新犯罪率以及帮助罪犯重返社会等都具有重要作用.部分监狱甚至要求咨询师“改造”和“改变”被评估为“顽固”和“危险”的罪犯,从而达到控制狱内犯罪、维护监狱安全稳定的目的.
学者们就监狱心理咨询的道德*、监狱心理咨询与重新犯罪之间的关系、监狱心理咨询效果的检验、心理咨询师对咨询工作的满意度以及如何将民警和咨询师的双重身份进行结合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以对监狱心理咨询的工作性质、流程、环境等进行探讨为主,而中国的监狱心理咨询研究更多的是官方或一线工作者成功经验的分享.在这些研究中,监狱心理咨询的直接参与者(民警咨询师和罪犯求询者)被边缘化,甚至失语.罪犯求询者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监狱心理咨询的受益者,而心理咨询师如何在监狱的特殊语境中运用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与罪犯求询者进行沟通和互动的过程则几乎完全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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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目的
监狱心理咨询不仅是中国改造和教育罪犯的手段之一,也是中国目前监狱运作现状的反映.遵循实证原则,通过对监狱语境中不同场所话语的比较研究,本文的
研究目的是：
(1)探析中国目前的监狱心理咨询实际上是如何进行和运作的,以促进监狱和民警对包括心理咨询在内的监狱矫正项目的反思,
(2)改进目前咨询中存在的偏误,寻求监狱心理咨询效益的最大化,
(3)通过监狱语境中真实对话语料的提供,改变西方学界对中国监狱简单,甚至是错误的认识.
3.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监狱心理咨询被认为是一种沟通互动、具有行动双向的言语实践活动,因而对双方所说话语并不做真假判断或探讨是否反映内心状态,而主要研究双方如何随着对话的展开解读、诠释和回应另一方的话语,以达成各自和共同的目标.本研究结合话语心理分析方法(话语行动模式)和文化话语分析方法(特别是文化和辩证的角度)对中国南方三所监狱9场监狱心理咨询语料(10余万字)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通过话语证据揭示监狱矫正项目中互动双方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判断项目运作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差异、评估项目效果.本研究还从比较视角分析了10场干警罪犯个别谈话的特殊互动图景,以客观全面评价中国监狱心理咨询在教育改造方面的功用.
4.研究问题
根据研究目的和话语分析框架,本研究的问题是：X是如何做的以及为什么没有说Y.这两个研究问题可细分为：
(1)监狱心理咨询双方有何行动取向
(2)双方采用了哪些话语手段来证明所说话语的真实性
(3)双方如何在显示中立的同时归咎和推卸指责、协调切身相关利益
(4)双方互动中有什么没有说、为什么没有说、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监狱工作方针对双方的言语互动有哪些影响
(5)通过与干警罪犯个别谈话的比较分析,如何辩证地评价监狱心理咨询
5.研究结果
5.1.监狱心理咨询的过程
5.1.1开始阶段
在开始阶段,监狱心理咨询被构建成主动求询、保密、平等以及帮助罪犯求询者自助的过程,但民警咨询师对罪犯求询者平等权的过少陈述、保密权的过度保证、招呼语回复的控制以及犯罪史的询问凸显了民警咨询师作为咨询师被要求赋权与拥有*身份进行控权之间的身份冲突.在此过程中,罪犯求询者除了积极响应确认主动求询的意愿外,话语量非常少,没有对民警咨询师心理咨询的介绍提出任何疑问或进行确认.原因可能是既然他们是主动求询,他们已经做好说什么、说到哪个程度以及可能被泄密的准备,因而并没有积极参与的必要.整个开始阶段就在民警咨询师快速宣布罪犯求询者的权利和罪犯求询者等待的过程中完成.
5.1.2问题讨论阶段
5.1.2.1问题陈述
罪犯求询者的问题涉及监狱处遇、健康问题、与同犯或监管干警的人际关系等,求询者通过角色归属、引用他人话语和极端个案表述等话语手段增加所述问题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同时把与其相关的部分责任归咎于监狱、监管干警或受害人等外部因素.为了避免被民警咨询师评价为对监狱或监管干警不满,或是认罪、改造态度不好,罪犯求询者往往构建自己的受害者身份以强调问题的客观严重性,因而需要民警咨询师或来自监狱层面的干预.罪犯求询者陈述问题的结构是：“x是y,而解决y超过了我的能力范围”.一方面,参加咨询的正当性得到证明,另一方面把解决问题的责任转移给民警咨询师.
在罪犯求询者陈述问题的过程中,所有民警咨询师的话语量都较少,主要通过身份范畴化策略把自己定位为与罪犯求询者同一阵营、提出开放性问题进行确认或获取更多信息、打断时进行道歉、使用句尾词降低话语的权威性等话语手段把自己构建成故事的聆听者和信息的收集者.借此,罪犯求询者被定位为拥有知识的主体,而这些知识的分享程度完全取决于罪犯求询者.
5.1.2.2问题协商
在罪犯求询者的问题陈述暂告一段落后,民警咨询师首先表明自己是站在罪犯求询者的立场考虑问题并提供建议,所提建议的结构是“你应该改变自己,如果你不能改变自己,就改变看问题的角度”.在此过程中民警咨询师采用大量的句尾词缓和语气,但是双方的互动仍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优势差异和等级关系.民警咨询师通过附加问话和假设性问题等较为含蓄的方式把罪犯求询者的问题归咎于他们自身,通过回避、延伸或限制转述、避嫌申明等话语手段降低问题的严重性或改变问题的性质,从而把对罪犯求询者问题的责任从监狱体系内的相关人员身上转移开去.置身于监狱语境中,罪犯很少会对干警的询问进行否定性的回复或质疑,民警咨询师通过附加问话“好不好”、“对不对”等预设偏好答案,而罪犯求询者往往也会如期提供“好”或“对”的答复,但是罪犯求询者也会通过含糊肯定、限制性肯定、沉默或转移话题等话语手段含蓄地对民警咨询师的建议或诊断进行抵抗.他们通过表达自己无法改变周围的人或环境的无助来强化自己的受害者身份,转移解决所述问题的责任.双方对于谁应负责的认识上无法达成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民警咨询师通过假设性问题试图激发罪犯求询者重新认识问题或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却不涉及罪犯求询者在抱怨监管干警有贪污、同犯中有不平等处遇、所判刑期过长等问题时如何合法维护权益的相关知识.一方面假设性问题提供了培养罪犯求询者从不同角度认识问题能力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其只能接受而无力改变自身以外一切事物的罪犯身份.
5.1.3结束阶段
民警咨询师通过宣布时间有限、进行总结、布置作业、安排今后咨询等预告本场咨询即将结束,并且重申罪犯求询者应该做出改变.了解民警咨询师意图的罪犯求询者不会提出新的话题以配合民警咨询师对咨询进程的控制.但是在其中两场咨询中,罪犯求询者通过表述自己因为参加咨询而遭到嘲笑或处境太可怜以至于无法完成民警咨询师的作业打断咨询进程,同时会通过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受害者身份把打断民警咨询师结束进程的责任在不危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转移到外部因素.
5.2干警罪犯个别谈话
干犯个别谈话对罪犯来说,一般都是被动的,这些谈话严格按照监管干警的安排、围绕着监管干警想要达到的目标高效率地进行.监管干警采取的话语手段主要是话题控制、附加问话和角色归属.(1)话题控制.干警找罪犯谈话的内容涉及调监、健康、劳动生产、同犯间和家庭纠纷等.谈话的开始与结束都简洁、明了,没有打招呼或闲聊,而是直奔主题.在问题讨论的过程中,即使有罪犯提及与其主题无关的话题,干警都采用回避的策略予以忽略,而罪犯也会非常配合地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不再提及这些话题；(2)附加问话.干警的建议或评论往往以附加问话结束,多数罪犯都给会以正面肯定的回复,表示已经理解并会按照干警的“指示”行事.只有极个别服刑人员通过模糊回答Em表示“弱肯定”：(3)角色归属.监管干警往往把所提建议构建成以罪犯的利益为重,而接受建议则是罪犯的应尽义务.他们被要求牢记罪犯身份,并负有达成监管干警期望的责任.虽然在谈话中没有提及如果谈话后罪犯未能按照干警所期待的表现会有什么后果,但是双方似乎都能理解并且照此互动.
干犯个别谈话被官方文本宣示为：监狱教育犯人的传统手段之一,其目的是掌握服刑人员的思想动态,通过谈话提高罪犯改造质量、维护监狱秩序.然而,事实上,本研究发现监管干警却是通过个别谈话隐晦地“警告”罪犯,罪犯在想什么以及怎么想都无关紧要,只需按照干警所说做到即可.
5.3监狱心理咨询与干犯个别谈话的比较
5.3.1具有中国文化属性的共同特征
监狱心理咨询和干犯个别谈话都是发生在中国监狱场域中身穿*制服的民警和身穿囚服的罪犯之间的对话,因此两个话语活动都显现出具有中国文化属性的特征：(1)高度的目标性.监狱心理咨询就好象是一个容许盛装各种问题的容器,民警咨询师就是这个容器盖子的保管者,他们欢迎罪犯求询者提出任何问题,同时又确保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会延伸出咨询室,而监管干警则负责给参加个别谈话的罪犯打疫苗,避免可能危及监狱利益行为的发生.两者都以对罪犯的控制和维护监狱的安全稳定为最高目标；(2)隐性规训制约.除了白纸黑字的法律法规之外,存在于监狱中的隐性规训影响着双方互动的方式,监狱心理咨询和干犯谈话都是在双方仔细衡量说什么和怎么说的过程*同完成；(3)和谐导向.罪犯求询者和罪犯不论想达到什么目标,都会迎合干警,说他们想听的话,即使对所提建议有所保留,也不会公开表示.民警咨询师和干警也不希望谈话在双方公开的对峙中结束,以避免被视为不具有资格能力的人,因此不会对罪犯求询者和罪犯公开作出负面评价,并都在结束阶段表达欢迎下次谈话.借此,监狱心理咨询和个别谈话能够在和谐的氛围中结束.
5.3.2不同点
监狱心理咨询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有其自己的特点,而民警咨询师和罪犯求询者如何组织话语可以作为话语证据证明监狱心理咨询与干犯个别谈话的不同之处：(1)话题控制.在个别谈话中,干警控制着话题,如果罪犯提及与其主题无关的话题,这些话题会被忽略.而在监狱心理咨询中,民警咨询师采用各种话语手段鼓励罪犯求询者说出问题,尽量避免干涉或打断.即使结束咨询的进程被打断,民警咨询师也不会表现出不悦或不满,而是会就罪犯求询者所提话题展开讨论；(2)单方责任归咎或双方责任协商.在个别谈话中,罪犯只能单方面接受而无权归咎或推卸责任,监狱心理咨询则是在民警咨询师和罪犯求询者双方责任归咎、转移、减轻、推卸的协商过程中进行；(3)话语的间接性.通过话语以更为直接或间接地表述可以判断双方对对方的顾忌程度.一方面民警咨询师采用附加问话、句尾词、限制重述、延伸重述、假设性问题、身份范畴化、对比、极端个案陈述、避嫌声明等话语手段以建构监狱心理咨询不同于其它监狱机构内部的谈话、表明中立、归咎或推卸责任,而个别谈话中干警只采用了附加问话和句尾词两种话语手段降低话语的命令性；另一方面在个别谈话中,对于干警的附加问话,罪犯都是提供偏好答案,只有在个别情况下通过含糊回答间接表明他们的保留态度,而在监狱心理咨询中,罪犯求询者会采用改变话题和反问等相对更为直接的方式表达不满和对民警咨询师所提建议的质疑.
监狱心理咨询中的话题控制、责任协商、话语的间接性程度等话语证据表明参加监狱心理咨询的罪犯求询者比个别谈话中的罪犯被更多的赋权.
6.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采用话语心理分析方法探析原本属于心理学领域的主题.由于监狱心理咨询中民警咨询师和罪犯求询者如何说和为什么这么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刑事政策的影响,通过与文化话语分析方法的结合可以弥补源于西方的话语心理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中国话语的缺陷和不足,同时也可以揭示照搬西方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在中国监狱运用过程中出现的尴尬与困境,而话语证据的提出为今后监狱矫正项目运行和功用的评价提供新型的评估工具.该研究路径有助于缩小学术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之间的差距.
6.1监狱心理咨询：理想与现实
在当前普遍以成本-效益核算判断监狱矫正项目是否有用的背景下,中国的监狱心理咨询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与改变罪犯求询者和降低重新犯罪率之间的因果关联.根据对南方三所监狱心理咨询的开始、问题提出、问题协商和结束过程的细致话语分析,发现民警咨询师和罪犯求询者之间的互动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冲突：(1)要求分享与保留之间的意图冲突；(2)要求赋权与控权之间的身份冲突；(3)要求负责与无责之间的归责冲突.本研究提出中国的监狱心理咨询应暂时把帮助罪犯理解并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降低重新犯罪率的目标放在一边,可以先从更好的承担“投诉箱”和“新瓶装旧酒”的功能开始做出改变：(1)投诉箱.监狱心理咨询可以成为投诉箱,允许罪犯求询者发泄不满,而且在有法律法规保障和罪犯求询者许可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报告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2)新瓶装旧酒.部分罪犯求询者并不需要他人提供建议或解决问题,监狱心理咨询通过提供愿意聆听故事的民警咨询师,允许罪犯求询者在无需顾忌是否会损害切身益或被道德评价的情况下叙述陈年往事,这或许也能帮助罪犯求询者重新认识自己的问题.
虽然民警咨询师同罪犯求询者自身和相互的角色冲突及地位不一致决定了中国监狱场域中发生的心理咨询与理想的心理咨询之间必然存在诸多悖谬之处,但是从辩证的角度看,监狱心理咨询为那些愿意改变、成长、改善生活的罪犯提供了分享并讨论经历与情感的场所.通过罪犯主动求询和监狱心理咨询承担投诉箱和新瓶装旧酒功能的监狱心理咨询可以改善罪犯的健康和监狱环境,并最终促使个人成长和改变.
6.2启示
6.2.1对监狱矫正项目研究的启示
监狱是人教育、改造人的场所,话语分析在立足于人文关注的基础上加大了对互动语料的收集,可以弥补传统刑事司法领域研究对人文以及语境关注不够的缺陷.本研究提出今后监狱矫正项目的研究应该：(1)具有文化敏感度：反省西方理论和技术在中国监狱引进和运用的本土化问题；(2)以参与者为中心：避免矫正项目的提供与接受者在研究中被边缘化、甚至失语；(3)以问题为导向：提高监狱民警开展矫正项目的专业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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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对决策层的启示
鉴于监狱心理咨询已经在中国超过93%的监狱中开展以及大部分的心理咨询由民警咨询师承担的现状下,提出决策层可以首先解决以下两个问题：(1)谁是监狱心理咨询的客户；(2)如何处理和协调解决利益冲突.
6.2.3对监狱心理咨询的培训和实践的启示
虽然民警咨询师已经获得了相关咨询资格,学习了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掌握了诸如倾听、总结等沟通技巧,但是在知道如何做与实际怎么做之间还存在差距.根据对实际语境中发生的监狱心理咨询互动过程进行分析后获得的话语证据,可以发现民警咨询师在咨询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一些细节：(1)问题的提出：心理咨询倡导开放式问题,但是监狱心理咨询中存在大量预设偏好答案的附加问话；(2)建议的提供：心理咨询中一般不建议咨询师给求询
第三篇心理咨询论文范文模板：我国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从业者的流行学调查与分析
目的：调查我国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从业者的人口学特点、‘治疗取向并分析相关因素.
方法：1)采用多级分层方便抽样,对我国六大行政区正在从事心理咨询和治疗的从业者进行横断面调查.每个行政区抽样不少于200人,抽样比例为省会都市(A层)60%、中等城市(B层)30%、城镇(C层)10%；抽样来自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心理机构三个从业系统,样本量各占1/3.2)调查工具为自编的《中国心理咨询和治疗从业人员现状调查问卷》,调查项目包括从业者的人口学资料和治疗取向等44个问题,调查方法主要为面对面的现场调查.
结果：1)抽样调查1325位,其中1232位完成调查问卷,合格率为93.0%.2)从业者中女性占72.0%；平均年龄为37.01岁,其中<,36者占50.9%；平均从业时间为5.82年,其中≤5年者占60.3%.3)从业者中本科学历占53.0%、硕士占28.1%、博士占3.9%,A层硕士和博士学历者比例均显著高于B、C层.半数从业者有心理学背景,相对于另外两层城市,A层心理学背景多,B层医学背景多,C层教育学背景多.4)专职从业者占47.2%,有职业证书者占76.8%.5)培训班和自学为主要的继续教育途径,继续教育平均不足70学时.A层从业者平均学时最长,C层最短；其他社会心理机构最长,医疗系统最短.有督导者占64.1%,其他社会心理机构有督导的比例高于教育和医疗系统.6)从业者首选的十种疗法依次是：认知疗法、精神分析、认知行为疗法(CBT)、行为疗法、当事人中心疗法、整合疗法、一般心理治疗、沙盘疗法、家庭治疗、催眠疗法.7)最常用的十种心理治疗依次是：认知疗法、行为疗法、精神分析、家庭治疗、CBT、当事人中心疗法、沙盘疗法、催眠疗法、整合疗法、森田疗法.8)A、B层从业者、≥31岁、从业≥7年、继续教育≥65学时、专职和有督导者首选精神分析者多；C层、≤30岁、从业≤3年、继续教育≤64学时、无督导者首选认知疗法者多.
结论：1)我国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行业的水平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关,发达地区的从业者与中等发达、欠发达地区比较,心理学基础更坚实、学历更高、获得培训和督导的机会更多.2)教育系统、医疗系统和其他社会心理机构的从业人员结构不同,后者从业者专业背景复杂、学历高低不一、职业稳定性低.3)认知疗法、精神分析、CBT、行为疗法是当前我国从业者使用最多、最相信、最想学习的心理疗法.从业者的治疗取向受从业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从业系统、性别、年龄、学历、专业背景、从业时间、是否专职、有无职业证书、有无督导以及继续教育等因素的影响.4)我国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从业者对本土心理疗法还缺乏了解、学习和信心.
第四篇心理咨询论文范例：我国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动机研究
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十年是我国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飞速发展的十年,不论是在专业化还是职业化的道路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心理咨询师便是这期间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一支职业队伍,并逐渐成为我国心理咨询和治疗行业的生力军.与心理咨询职业化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学界对从业人员了解的滞后,尤其是对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的职业健康和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职业动机,更是鲜有关注.
基于这样的研究现状,本文在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我国心理咨询和治疗行业的生力军——心理咨询师为研究对象,围绕其职业动机开展了一系列研究.首先采用深度访谈和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心理咨询师的从业动机和个人经历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以此作为修订“成为心理治疗师的影响因素(IBT)”问卷的重要依据.随后,以修订后的成为心理治疗师的影响因素(IBT)问卷、关系问卷(RQ)、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和Marlowe-Crowne社会赞许性量表简版(MCSD-*)为研究工具,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心理咨询职业的潜在从业群体——心理咨询师培训班学员、从业心理咨询师、医学专业学生、工程技术人员及教师的职业动机、个人经历和依恋方式特征进行了调查,并通过一系列研究探索这些因素对个体选择心理咨询职业的影响：研究Ⅰ探讨了动机、经历、依恋对心理咨询师培训班学员的从业意愿的影响；研究Ⅱ比较了心理学专业学生和医学专业学生在各因素上的差异：研究Ⅲ考察了这些因素对已从业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卷入度、择业主动性和职业喜爱度的影响；研究Ⅳ对心理咨询师和工程技术人员、教师的动机、经历和依恋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V则对心理咨询师培训班学员和已从业心理咨询师进行了纵向的对比.
通过一系列横纵交叉的对比研究发现,心理咨询师的职业选择是内部驱力和外部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部驱力包括职业利他、自我与人际和谐、人际卷入和职业回报的动机,其中职业利他动机对个体选择心理咨询起到唤起作用,直接决定着培训班学员从业意愿的产生及强度,但却不直接引起从事助人职业的行为；自我与人际和谐既是个体成为心理咨询师的动机也是他们参加心理咨询职业培训的原因,但它对培训班学员的从业意愿强度和最终是否成为一名职业心理咨询师都具有削弱和阻碍作用；职业回报动机对培训班学员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愿望和踏上心理咨询职业道路的决策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人际卷入动机则干扰着专职心理咨询师对工作的投入程度.成为心理咨询师的外部推动力主要来自于重要他人的激励和助人职业榜样的引导,外力的推动虽不如内部驱力那样强大,但作用却不容忽视.
此外,坎坷道路、人际疏离和家庭烦扰等负面经历对心理咨询师的职业选择也有重大意义,它们不仅影响着学员的从业意愿和专职咨询师的职业卷入度,更对学员投身心理咨询职业有着决定性作用.依恋方式与个体成为心理咨询师的关系体现为,一方面依恋反映了心理咨询师一般人际关系方面的特征,影响着他们的职业选择；另一方面,从事心理咨询工作虽然不改变个体的依恋类型,但却调节着心理咨询师的依恋水平.在这些影响因素中,有的因素是仅对心理咨询师的职业选择发挥作用的特异性因素,如职业利他、自我与人际和谐的动机、坎坷道路、人际疏离和家庭烦扰经历以及依恋回避；有的则是对任何个体的职业选择都有影响的因素,如职业回报动机和他人激励、职业榜样经历.
个体成为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决策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职业意向的产生阶段和职业行为的表现阶段,不同发展阶段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职业利他动机仅在职业意向的产生阶段发挥作用,而自我与人际和谐动机、职业回报动机和人际疏离经历则只影响心理咨询职业行为的表现.
本文作为对我国心理咨询专业人员职业动机的第一次系统梳理和深入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提出的心理咨询师职业选择两阶段模型是对心理咨询师职业选择研究领域的一次纵向的拓展；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了各种职业动机在心理咨询师职业选择中的作用机制；并首次对影响心理咨询师职业选择的因素进行了独特因素和共同因素的区分；本研究第一次将依恋的概念引入心理咨询师的职业选择研究,揭示了依恋水平与心理咨询师职业行为的相互关系.最后,对本文在研究方法、研究设计及研究内容上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分析并指明了未来的改进方向.
结合我国心理咨询和治疗专业人员教育和培训的现状,本文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论证了在专业人员的教育培训中须增加职业动机的相关内容.希望通过本文唤起学界对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专业人员职业动机的重视,以降低其对心理咨询师职业生涯道路发展的负面影响,增强心理咨询师的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提高他们的咨询效果,促进我国心理咨询行业健康发展.
第五篇心理咨询论文范文格式：影响力模式：对中国人心理咨询和治疗模式的探索
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升和高速的发展,个体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也日益严重,中国人的心理问题乃至心理疾病也越来越多.与国际接轨后,观念的开放,使得心理咨询和治疗这个舶来的助人方式这些年在中国迅猛发展.大量的心理咨询师被培训从事该项工作,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的心理咨询室接受咨询或治疗.不过,在这一过程中,疑问也被提了出来：这些来自西方的咨询理论和方法,是不是就适合中国人使用昵 国内的一些学者做一些构建心理咨询和治疗本土理论的尝试,或者将外来的理论本土化.本研究者从事心理咨询和治疗工作十多年,希望能对自己以往的工作体会和经验加以总结和整理.而影响力模式就是这种总结和整理后的产物,本研究者认为,这是一个适合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本土心理咨询和治疗模式.而本研究就是对构建影响力模式这一中国人心理咨询和治疗模式的一次探索.
本论文回顾了中外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发展历程,评析了西方心理咨询和治疗的主要流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影响力模式,包括该模式的人性观假设、主要理论、常用咨询技术等. 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研究了中国心理咨询师和治疗师的人性观,并发现影响力模式的人性观得到了较高的认同.研究者还研究了中国心理咨询师、治疗师和中国当事人对心理咨询的看法,包括对咨询师主要特质的看法、对咨询师重要人格特质的看法、对心理咨询效果评价标准的看法以及对心理问题解决方法的看法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将双方的看法进行比较研究.另外,还研究了对咨询效果有不同评价的当事人在看法上的变化. 最终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中国的咨询师更认同认知疗法和影响力模式的人性假设；(2)中国的咨询师和当事人对于心理咨询师主要特质的看法颇有差异；(3)中国的咨询师和当事人对于心理咨询师重要人格特质的看法相当接近；(4)中国的咨询师和当事人对于心理咨询效果的评价标准的看法较为接近；(5)中国的咨询师和当事人对于中国人解决心理问题的方法的看法一致. 本研究还提供了一些心理咨询案例来体现影响力模式的理念和技术. 就总体而言,影响力模式的创新意义在于根植个人主义文化背景的西方心理该文是心理咨询论文范文,为你的写作提供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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