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先天独臂和后天断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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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四将岳飞、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图》,南宋 刘松年 绘
岳飞必须死.
昏主、奸臣,这是最传统的归因方式.但历史舞台上各种重要人物的行为,综合在一起,反映的往往就是历史的必然性.
有人说,《满江红》这首词的最后一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飞要朝的“天阙”,不是南宋高宗,而是靖康之耻中被金人掳走的北宋徽钦二帝.那么对于高宗而言,岳飞不但不是忠臣,还是最大的威胁.
推测合理,但这个“天阙”是谁,恐怕只有岳飞才知道.后世可以确定的是,对于高宗,岳飞绝无不臣之心.
根本问题出在“岳家军”.
岳飞的能力和魅力,让他和整支军队浑然一体,因此军队才有战斗力,攻无不克.电视剧《亮剑》里塑造的李云龙和八路军129师386旅独立团,就是这种关系.
这种关系,犯了大忌.不仅是高宗的大忌,还是整个宋朝的大忌.
这个王朝,立国以来,最大的底线原则就是防范武人坐大.这一底线,即便在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交手过程中频频失利,输送岁币,山河破碎,也从未动摇.
要理解岳飞的结局,还得回溯180年,从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说起.
杯酒释兵权
公元959年7月,周世宗柴荣猝然病逝,年仅39岁.其子柴宗训登基,是为后周恭帝,年仅7岁.
新帝年幼,孤儿寡母,这是最容易发生政变的时刻.柴荣去世之前做了防范,把禁卫军首领（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换了下去,换上他最信任的赵匡胤.
就是这位心腹股肱,次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走了后周江山,建立宋朝天下.
在五代十国这样的乱世之中,兵变实在是家常便饭.柴荣的姑父郭威,就是在公元951年受部属推戴,黄袍加身得到政权,建立后周.
赵匡胤,在社会意义上是个大侠,军事意义上是个名将,政治意义上是个战略家,文化意义上也是个学富五车的读书人.他资治通鉴,不想让兵变在自己的子孙身上重演.
于是,登基次年,有一天晚上他就把石守信等禁军将领、兵变功臣,也是他行伍生涯中的老兄弟们留下来夜饮.
喝着喝着,皇帝就忧心忡忡,长吁短叹,兄弟们问他何事伤怀,他就说,你们可以给我黄袍加身,将来你们的部属也可以给你们黄袍加身.
石守信们很识时务,第二天就纷纷“病了”,辞官还乡.
赵匡胤这样做的动因,不仅仅来自后周和自身的经验,也来自五代十国的草莽纷乱,更是对200年前唐朝安史之乱的回应.
这确实很厚道,没有杀人,也没有破坏皇帝与功臣的情感关系.前有刘邦,后有朱元璋,天下一定,就让功臣宿将人头滚滚.
赵匡胤知道,自己能够和平收权,是因为“卡里斯马”,但凡王朝谱系,基本都是越往后越窝囊,后代子孙未必有能力控制得住这些四肢发达、头脑也不简单的武将.
所以他还要从制度上杜绝武将坐大的可能性.
他把军权分成三大块,第一块是调兵权,由枢密院掌管,枢密院的领导全部是文官,遇有战事,枢密院报皇帝核准,方能发符调兵；第二块是管兵权,军队的日常管理和训练由军队内部的“三衙”分别负责；第三块是统兵权,要打仗了,皇帝就临时指派将领,带兵出发,打完马上把部队交回来.
这就造成武将不可能跟部队建立李云龙和独立团那种关系.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甚至战事临头,兵和将才第一次认识,凑合着拉出去打.
结果可想而知,不会有多强的战斗力.
然而,赵匡胤这样做的动因,不仅仅来自后周和自身的经验,也来自五代十国的草莽纷乱,更是对200年前唐朝安史之乱的回应.
逻辑上应该倒过来：安史之乱—五代纷争—兵变频仍.强盛如唐朝,因为武将、藩镇尾大不掉,导致天下乱离,皇族子孙结局悲惨.
就算对外不能打,也好过被内部劫持.
事实上,把石守信这些一生行伍、能征惯战的将军们一顿酒“搞掉”之后,开国初期军力就已大幅削弱,导致一个根本问题无法解决,留为后患.
北宋南宋的所有政治、军事、外交的悲情,几乎都与这一问题有关.
燕云十六州
后周世宗柴荣,雄姿英发,可惜天不予寿.
他在崩逝之前,还在战阵之中.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役,势如破竹,激战40余天,收复三州十七县,马上就要兵临幽州.随着他暴病而逝,光复战略也就搁置了.
燕云十六州,大致上是现在的北京、天津全境加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公元938年,后晋石敬瑭为了换得契丹的扶持,将之割让给契丹.
我們知道,万里长城,是传统上中原王朝用来防范北部游牧民族攻击的军事防线.万里长城的东段,沿着燕山山脉铺排,据险而战,攻不足,守有余.
燕云十六州的割让,相当于把长城“转让”给了它的防范对象,就像把交给嫌疑人.
石敬瑭的无耻,不仅在于对着比他还小几岁的契丹国主叫爸爸,更在于这一次主动割让,让秦汉以来1000多年的祖先们耗尽心血和人力财力设计、建筑的武器,调头对着自己.
这就是宋朝的先天不足.
燕云十六州南面就是华北平原,北宋的北部疆土,也是政治文化中心.一马平川,最是适合游牧民族的铁骑驰骋,几乎无险可守,只能被动挨打.
但还是得防御.修长城是不现实的,因为长城几乎都是沿着山脊修筑,三分人力七分天工,而现在山是别人的.如在平原修长城,连亘千里,且不说耗费几何,修出来也没有实际的军事意义.
无奈之下,宋朝只能在华北开河流、挖池塘、筑军寨、修城堡.
周世宗是个梦想天子,因为他毕生所向,就是夺回燕云十六州.如果他不早死,历史走向还真不好说.
赵匡胤一样有此雄心,但杯酒释兵权之后,宋朝力不从心,只能暂且搁置,容后缓图之.
缓图的预案,是“封桩库”.他不断积累金银财宝,多得令人咋舌,打算将来要么给契丹这笔钱,把燕云十六州赎回来,如果对方不同意,就用这笔钱做军费,把它打回来.
不加农田之赋,这是直接的仁政,但起初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那些解甲归田、广置田产颐养天年的开国将军们没有后顾之忧.后来的财政困窘,改革艰难,这一条成法是个障碍.
可惜,赵匡胤没有等到这一天,他也是一夜暴毙.他的弟弟赵光义通过说不清楚的方式继位之后,看到这笔钱,惊掉了下巴,也确实发兵北伐,但重挫而返.
在北京西直门外的高梁河之战中,赵光义大腿中了两箭,连夜奔逃,弃兵将于不顾,致全军覆没.此后年年箭伤复发,最后内脏感染而死.
契丹在当时,世界史都记载为东亚强国.然而平心而论,对比汉朝的匈奴、唐朝的突厥,契丹恐怕强不到哪里去.
它的版图大约包括现在的内蒙、外蒙、东北、部分西伯利亚,以及燕云十六州,疆域比宋朝最强盛时也大得多—宋朝极盛时期也只有250万平方公里,约等于今日中国的四分之一.而且,它的南下没有长城天险阻拦,宋朝也如前文所说,在军事上自我压抑,发挥不出潜力.就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契丹还是和宋朝陷入拉锯战,基本上占不到太多便宜.
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契丹不是匈奴、突厥那样的人类学意义上的野蛮社会,它广用汉人,学习中原文明制度,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典型的封建文明社会,已经没有了真正的草原民族那种生产与战争一体化的锐气.
太祖、太宗时期,二帝都是马上天子,行伍出身,老将们退休了,元帅还在,元帅就是皇帝,动辄御驾亲征,还是有号召力.但在他们两位手上,收复燕云十六州都没有结果,后世太平天子就更加无望了.
宋辽金夏,谁是正统,这种争端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今天看来,都是华夏民族,中华一家.然而,就是因为燕云十六州这个症结,导致作为历代和平基础的大一统在数百年间无法一劳永逸地完成,这也是事实.
仁厚与懦弱
都说宋朝是仁义之朝,大多数时间里,这一判断应该是成立的.
举两个例子.
有一天,太宗上朝,寇准奏事.太宗本就心情不好,寇准说的也不对胃口,皇帝非常生气,“拂衣而起”—离开龙椅准备走人.寇准三步两步跑上去,扯住龙袍说：“您先坐下,说完再走！”
宋太宗反而不生气了,认为自己有寇准这样的臣子,就像唐太宗有魏征一样.
另一个例子是宋神宗.他是太宗之后第四个、宋朝第六个皇帝了,因为对西夏用兵失利,他亲批处斩一名运粮官.
第二天上朝,皇帝问杀了没有,宰相蔡确说：“祖宗以来,未曾杀士人.”
神宗说,不杀的话,也要刺面流放.
门下侍郎章惇站出来说：“那还不如杀了他.”
神宗说：“卿何出此言?”
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
神宗勃然大怒：“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
章惇面无表情地说：“这种快意事,不做也好.”
寇准鲁莽妄为,蔡确、章惇逆鳞而谏,但都没有被追责.
宋朝皇帝不杀士人,这是宋太祖赵匡胤立下的规矩.黄袍加身之时,他跟拥戴他的将士们“约法三章”,听我的,这个皇帝我干了,不听我的,另请高明.后来就转换为“勒石三戒”—刻在石碑上的祖宗训令：
“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有罪而加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不加农田之賦.”
这三条其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第一条,保全柴氏子孙,一方面是因为柴荣确实对赵匡胤恩深德厚,临死还对他寄予厚望,可谓托孤之臣.而在五代那种乱世的政治江湖里,一旦政变成功就把原来的皇家杀得族无遗类,几乎是一条铁律.赵匡胤此举,也是为自己的子孙留下后路.
保全柴氏子孙做到了吗?后周恭帝柴宗训被封为郑王,13年后,20岁,“发病”而亡.柴熙谨,在宋初不明不白死去；柴熙诲、柴熙让,《新五代史》说“不知其所终”.
《科举考试图》,宋 佚名
柴荣有七子,老大老二老三,都在宋朝建立之前已被后汉隐帝杀死,至此七子全失.后来宋仁宗下诏,取阅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一人,令岁时奉周祀”.
第二条,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这是为有宋一代的崇文抑武、以文制武埋下伏笔.
宋朝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科举制度变得更重要,文人地位上升,用以抑制门阀,而武人地位下降,用以防止兵变.
将领和军队是分离的,确保他们不可能在军中树立个人威信；练武当兵是地位很低的,因此武将也不能对朝政产生多大的干预、制约作用.
与此同时,这也造成军队缺乏信念和荣誉感,战斗力低下,到澶渊之盟以后,天下无事,又不能不养兵,这就造成民国史学家吕思勉所说的“养兵百万而不可以一战”.
这里还有个有趣的故事,反映这种文武关系.
澶渊之盟前,真宗被寇准半推半就来到澶州城（今河南濮阳）,契丹正在北面攻击,真宗不想过河犯险,寇准力劝他快点动身,文臣冯拯在旁不敢作声.武将高琼（《杨家将》里那位赫赫有名的高君宝）也劝说皇帝过河,冯拯马上就斥责他“无礼”.
战阵当前,冯拯还玩这一套,高将军也马上火了：“冯公您以文章得官,今敌骑逼近,犹斥我无礼,您何不赋诗一首,以退强敌?”
宋朝君王對武将的猜忌,朝野对军人的鄙视,使得兵将根本不敢施展手脚.战胜则自危,有功则速祸,如何指望他们为国拼命?
因此尽管宋朝名将辈出,经常还是“一窝一窝”地出—比如种氏家族（《水浒传》里的“小种经略相公”就是出自这一家族）,折氏家族,都是世代名将,但在这种制度底线之下,功业自然有限.
其实话到此处,我们就能理解岳飞的结局了.山河破碎之时,必须仰赖武将,但宋朝君王的底线意识,任何时候都如此顽固,不可能像郭子仪与唐代宗那样君臣相知.
岳飞与军队一体化的关系,对于高宗始终是块心病,何况岳飞还不谙政治,竟然涉入立储问题,触发没有子嗣的高宗的隐痛,犯了所有的大忌.
崇文抑武本是惩前毖后之举,但是矫枉过正,就让本来就有燕云十六州未复这一先天不足在身的宋朝,又加上一个致命的后天不足.
倘若不是契丹也同样取法中原制度,变得文弱,北宋甚至不可能坚持这么久.当更加原始的女真政权崛起,北宋的致命弱点才充分暴露.
政治、军事的仁厚,或曰懦弱,却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真宗时北宋与契丹订立澶渊之盟,确保了百年和平.两国是真心修好,谁也不想打,异常亲热,简直是睦邻友好国际关系的典范.
基于妥善措置了利益关系的和平,谁也不吃亏.北宋年年输送岁币,貌似屈辱,但时人也很清楚,仅两国边贸所得的税收,就可以抵消岁币而有余,何况社会稳定,市场经济繁荣,由此带来的好处更不可以数字简单计算；辽朝得了岁币,财政相对轻松,也就可以减免饱受战争之苦的燕云十六州的百姓的赋税,归集民心,而且没有外患威胁,内政上更容易抑制贵族权势,防止军人擅权.
但这种其乐融融的局面,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上的：宋辽两国互为对手,其余不足论.
女真崛起,事实上让这一假设不再成立.此时,两国朝野均已被长久的清平和乐搞得文弱不堪,根本没有抵抗能力,1125年,金灭辽,1127年,金灭北宋,加起来只用了短短十几年.
三个矛盾冤家,最后都死于“清平乐”.“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灼灼其言.
第三条,不加农田之赋,这是直接的仁政,但起初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那些解甲归田、广置田产颐养天年的开国将军们没有后顾之忧.
后来的财政困窘,改革艰难,这一条成法是个障碍.
它成了道德君子的门面,一说改革就是整顿吏治、崇尚节俭；王安石一谈开源,就被误解为破坏“祖宗之法”,与民争利,成为攻击口实,尽管他本意并不是要加赋,而是要用财政金融手段来增加政府收入,但时人哪里能理解他这一套“先进理念”.
300年成与败
这个“勒石三戒”,贯穿于宋朝始终,可以说“成也三戒,败也三戒”.
其实,它的贯彻运作要想不带来负面后果,仁慈不转变为懦弱,前提是收复燕云十六州,确保边境无忧.
太祖和太宗时代,的确为此夙夜忧思.两位马上天子,还有豪情在心.
太祖设“封桩库”,准备买不回来就打回来,前已有言.
太宗伐北汉,北汉的盟友契丹遣使来朝质问“军出何名”,太宗说：“河东逆命,正应兴师问罪.如北朝（契丹）不援,和约如故；否则,只有兵戎相见！”
纵观两宋,如此雄霸之气,后代帝王,再无其人.此后安于燕乐,惧战成性,却又少怀亡国之忧.
但毕竟,太祖太宗还是没有实现光复夙愿,燕云十六州不复,则江山不固.这样的条件下,“勒石三戒”就好事成为坏事.心理上畏战,却以仁义为旌幡；军事不上振,又用防范武人来自缚手脚.最后文恬武嬉,不思进取.
后来宋金隆兴议和,保持40年和平,金世宗被称为“小尧舜”,宋孝宗被认作“仁恕之主”.王夫之就一针见血地痛斥作出如此评价的腐儒心理：“此偷安之士,难与虑始之民,乐怀利以罢三军,而不恤无穷之祸.”
灭辽、灭北宋的金朝,因为议和成功,也开始风花雪月起来,结果就是蒙古兵锋到处,摧枯拉朽,与宋俱亡.
三个矛盾冤家,最后都死于“清平乐”.“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灼灼其言.
南宋的忠贞之臣文天祥,最后道破天机：
“本朝惩五季（五代）之乱,削藩镇,建都邑,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浸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中原陆沉,庸悔何及.”
燕云十六州既失,本就天生独臂,再以“勒石三戒”自缚,又再自断一臂,300年出头的悲壮、凄凉,都在其中.
综上资料：本文论述了适合不知如何写宋朝方面的宋朝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宋朝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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