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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际政治风险要素的合规风险应对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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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从合规的收益和成本两方面对合规的动因进行了分析,然后对现有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框架进行了研究,并探索了国际政治与合规的关系,最后提出了应对来自国际政治带来的合规风险的策略.

关键词：国际政治风险;合规动因;合规管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14.073

1合规的动因

企业合规的动因受企业自身的风险观,以及合规和违规的成本收益分析影响（王志乐,2017）.换而言之,企业合规的动力取决于合规带来的收益能大于其成本.

1.1合规的收益

如Sireesh （2006）所说近年来,全球监管机构对违规案件的监管日益严格,许多声誉卓著的全球性组织在不同市场上缴纳了数目惊人的大额罚单,这种高昂的潜在违规经济成本加上对机构长期性的声誉损害,构成了企业的违规成本.具体的量刑标准,以《美国反海外腐败法》（2012）（以下简称FCPA）为例,如表1所示.违规企业最高将被处以两千五百万美元的罚款以及相关责任人判处20年.但是根据截至2019年因违反FCPA被美国司法部（以下简称DOJ）处以罚款金额前十的企业如表2所示,最高的罚款金额达到了17.8亿美元远远超过两千五百万美元的最高判法标准.其原因在于监管机构在处以罚款时会在基本罚款外的基础上乘以一个名为“犯罪点数”的系数.而“犯罪点数”的大小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企业违规的规模、企业高层对违规的参与和容忍程度以及企业已发生的违规行为和是否有阻碍调查的行为都影响着“犯罪点数”.当然如果企业有相关合规计划作为免责依据,或是自愿披露违规行为与监管机构的调查采取合作态度,主动承担违规责任,则有机会降低“犯罪点数”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2013）.综上所述,数目庞大的经济处罚加上政府制裁和企业形象受损,当代企业的违规成本变得十分高昂,但是换句话说合规的收益也同样十分巨大.

1.2合规的成本

当然企业,企业进行合规管理自然也会产生合规成本,黄胜忠和江艳（2019）将企业合规归纳为以下几点：

（1）人力成本,如聘用专业人士的工资、福利.

（2）管理成本,如维持合规体系正常运转的日常费用.

（3）监管机构的罚金.

（4）采取补救措施的费用.

此外,依据其绘制的合规收益成本曲线图（图1）,黄胜忠、江燕认为在达到合规成本收益的最佳均衡点N点之前,企业有充足的动机推进自身合规建设.

2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框架的现有研究

Moeller （2011）认为合规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持续连贯具有前后一致性的过程,而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次性项目,所以必须形成组织性的合规架构范围如表3所示.

但是,合规一致性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法规的原始形式本质上非常抽象.同一组织的不同部门或所涉及的不同组织往往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实施法规的语义的原因.这会减慢合规性管理措施的实施速度,并使它们无法达成一致而因此效率低下.所以必须实现数据和法规定义的语义一致性（Kharbili et al,2008）.要达到这一点Kharbili认为业务流程合规性管理框架架构应该如图2所示具备以下要素：

（1）法规需要形式化处理.必须有机制能够将法规规范化为语义上的政策.

（2）必须将这些语义上的政策建模到业务流程中.在语义业务流程管理的情况下,使用语义政策为本体论扩展用于对业务流程建模的本体.

（3）规则是执行政策的直观方式.必须将政策转换为业务规则集.然后可以将这些业务规则集成到业务流程建模框架中,并由适当的推理引擎进行解释.

（4）在不同的级别上,业务流程以适合于业务流程执行的语言表示.在此级别上,有必要将业务规则在语义上集成进一步转换为可执行业务流程模型的操作规则.

（5）必须在推理引擎的基础上实现合规性检查引擎.

（6）需要监控组件以控制策略的一致性,业务流程的检查和强制执行操作也同樣需要.

吴学静等人（2014）也认为合规是一个持续改善的过程,为保证合规体系的有效性新组织需要持续监测并评估自身合规体系.但在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框架的构建上,他们选择参考全面质量管理的基础理论PDCA循环,将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框架分为如图3所示的五大模块.

综上所述,关于企业合规的最佳实践学术界达成一致还为时尚早,企业合规体系的框架该如何具体构建处在争论中仅在合规管理框架时需要考虑组织层面的一致性达成了共识.且现有合规框架考虑一致性时,往往以应对法律法规、监管政策的变化为出发点,但作为主要合规风险之一的国际政治环境变化（王志乐,2017）,在过去的研究中尚处于空白状态.所以本文将在后续研究中采用定性的方式研究该如何应对来自国际政治带来的合规风险这一问题.

3国际政治与合规

提起全球企业合规的发展,其中一个里程碑事件为DOJ于2008年12月依据FCPA为德国西门子公司8亿美金的天价罚单,极大的警示了跨国企业使其纷纷建立了自身的合规体系,而FCPA的影响力也随之扩大被相关人士熟知.此外FCPA还是世界上第一部针对海外商业贿赂行为所颁布的立法并成为此后许多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相关立法的蓝本,在此类法律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刘岳川 & 胡伟,2017）.可以说,FCPA这一法律在对合规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1998年,在FCPA使美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陷入劣势的批评声中,美国国会通过了FCPA修正案.在修正案中FCPA扩大了犯罪人涵盖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外国公职人员、各类组织领导人、行政高层、股东或证券发行人以及他们的代表人或是各类报表的呈报人（Seitzinger,2012）.此外,FCPA修正案还规定,案件无论发生在哪,只要与美国有一定的联系,美国司法部门就有权介入调查或者实施制裁.对于与美国发生联系的范围,美国司法部门的司法解释为上到涉事企业在美国开设有分公司抑或仅是一个办事处,下到利用美元进行非法交易、使用根服务器在美国的电子邮箱进行发送腐败行为的相关信息等皆被认为与美国有关（Fontanel & Sushcheva,2019）.所以其本質上是一部带着浓厚域外管辖色彩的法律.问题在于由于国家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国际法通常是分散的、不完整的,建立在模糊的基础之上,不存在日常的执法机制, （Nye & Welch,2017）,导致一个国家产生域外效力的法律能否得到有效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实力而不是国际社会的认可程度,所以域外法往往伴随着争议性,且透过其声称的高尚目的,在本质上必定更有利于本国企业（何力,2011）.统计如图4所示不同国家地区企业每年因FCPA受到的罚款金额,可以发现他国企业承担了每年绝大部分的FCPA罚款.正如皮耶鲁齐（2019）所说FCPA本质上更为偏向美国企业,其根本目的是利用竞争对手监管的失职在全球竞争中帮助美国企业建立优势.进而在当今这个跨国公司创造了几乎世界上一半工业产值的时代,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与一国的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势息息相关（Nye & Welch,2017）的时代帮美国在政治经济上谋求更大优势.如果用行业划分FCPA的处罚名单上的企业,不难发现处罚的重灾区集中在石油及钻井等相关附属行业、银行金融业、制药及医疗器材、通信等国民经济命脉产业.正如美国地缘政治策士布热津斯基（2007）为美国描绘维持霸权的蓝图中最重要一点就是避免附庸国产生摩擦并保持它们在国家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使其成为美国的桥头堡.这也解释了美国政府为何祭起FCPA频频对欧洲涉及国计民生的命脉企业下手.其在打击腐败的高尚口号之下,本质上服务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在这一点上深受其害的法国人直接将美国的这一行为定义为名为“法律战”的新型冲突,“即利用法制（法律）体系,将敌人或被‘锁定’为敌人的目标——塑造成违法分子,以此给对方造成最大程度的损害,并通过胁迫手段迫使其服从（皮耶鲁齐 & 阿伦,2019）” .

而在美国的法律武器库中FCPA仅仅是其中一件武器,其它诸如《赫尔姆斯-伯顿法》《达玛托法》《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或出于贸易保护主义,或出于打击敌对国家统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拉伊迪,2019）.合规能够在今天成为一个焦点行业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本质上带有强烈地缘政治目的法规产生的推动作用.

4如何应对来自国际政治带来的合规风险

参考其它国家做法,首先是加强类似FCPA一类打击跨国腐败的相关立法,如：英国《反贿赂法》法国《萨潘第二法案》等.敦促国内企业建立自身合规计划与程序,弥补监管的缺位降低腐败风险的同时,也在遏制了滥用域外法权美国将高额罚金落入其自身账户.这些相关立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成效,例如2018年因利比亚的贪腐案给法国兴业银行被美国开出了5.85亿美金的罚单,借助于《萨潘第二法案》法国政府得以将兴业银行在利比亚的部分相关证据取回国内,只向美国政府缴纳了一半罚金约2.93亿美金,剩余罚金由法国政府收取（杨雨晗 & 潘越平,2019）.显然通过合规领域的相关立法,能够弥补监管缺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抢回自身合规方向的司法话语权.其次是加强美国的长臂管辖的对抗性立法,例如欧盟1996年11月通过的《欧盟阻断法》,在这部法案中直接指名道姓的援引了美国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及《达玛托法》严禁本国国民屈从于美国的域外法令,并专门针对因美国域外法而获得有利判决的美国企业和公民.但上述做法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国际政治带来的合规风险,《萨潘第二法案》没能阻止美国收取另一半罚金,《欧盟阻断法》也没能让欧洲企业保住自身在伊朗的前期投入.所以搞清美国的域外法权为何能让一众国家无能为力,有助于回答如何应对国际政治带来的合规风险这一问题.

首先,域外法要有影响力需要其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种“标准”.仍以FCPA为例,1976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通过2041号决议成立一个政府间工作小组以制裁世界贸易中的腐败行为,之后该小组转变为“非法交易委员会”并提交了一份计划书将企业视为法人追究刑事责任.这份计划书被美国大力提倡但因为存在侵犯他国司法主权的嫌疑而未能在联合国通过（Yannaca-Small,1994）.但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200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的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他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这也是许多世界性组织的现状.美国转而在因马歇尔计划建立有 “经济上的北约” 之称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推行自己的法律价值观,1997年OECD通过了《反对在国际商务交易活动中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几乎照搬FCPA（Breen,2017）.利用这些全球性组织的影响力,最终签约国的队伍得以扩大并最终促使联合国2003年通过《联合国败公约》.所以,英国《反贿赂法》法国《萨潘第二法案》等法律虽能弥补国内立法空白,但本质上借鉴FCPA这种以其为标准的做法变相增加了FCPA的国际影响力.

美国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下的优势还不仅体现在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一个方面.对于不遵守美国禁运令《赫尔姆斯-伯顿法》及《达玛托法》的个人及企业将面临被美国列入特别制定国民名单的风险,这一名单又被称作经济死刑名单是由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建立,美国禁止任何国家的企业与这份名单上的企业和个人发生往来关系.简而言之,一旦被美国列入这份名单,将会被排除出美国市场,在当前国际经济秩序下也等同于被排除世界市场（强世功,2019）.

美國的另外一个域外执法上的优势体现在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其领导下的五眼联盟不但拥有覆盖最广的卫星追踪,还有这最多的海底电缆结点（Anderson,2014）.美国显然也没有放弃如此得天独厚的资源,其对通过光纤电缆流动的通信的全面全球拦截早已是不争的事实（Gürses & Van Hoboken,2016）.除了天然的优势外,美国政府还在积极扩大自身情报方面的优势,2006年6月23日,《纽约时报》披露了美国财政部和情报局在9/11之后发起的恐怖主义融资追踪计划（TFTP）的存在.在该计划的背景下,财政部要求并分析了比利时的全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SWIFT）持有的财务记录,该协会代表全球银行业执行电汇.这一事件堪称是当代数据战争的典范,因为它试图通过新颖的数据分析部署来可视化和锚定分散的,移动的敌人,而这种做法远超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监视并且高度政治化（Wesseling,et al.,2012）.显然美国政府不会在商业领域浪费如此巨大的情报优势.根据拉伊迪（2019）《隐秘战争》一书中的描述早在1970年,美国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就建议：商业监听应该与外交、军事和科技监听一样被视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享有同等的有限权.可以说在美国强大的情报能力面前任何企业的任何违法记录都将无所遁形.

在专业的律师事务所和合规顾问的帮助下建立内部合规管理规范和员工培训制往往被研究者写入企业合规的方法之中（何力,2011）.但问题在于当前合规的法规风险很大部分来源于美国的域外法并且这些法律是美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而美国是英美法系国家,所以要放在普通法背景下来理解,这也意味着企业只有聘请英美法律团队才能进行企业内部的合规审查与风险管控（（强世功,2019）.然而,这些企业高价请来的英美律所的可信度往往存疑,其作用在于帮助企业赢得美国执法部门的信任进驻企业后权限极大可以查看企业所有信息记录,但是其扮演的角色又介于企业辩护者和执法者之间的灰色地带（强世功,2019）.加上美国法律规定当律师得知客户有非法行为时可以向司法机关透露客户的保密信息（拉伊迪,2019）.所以即使律师机构会强调自己的独立性,但很难想象他们不会在美国监管机构的压力下不出卖客户的机密信息.

5结论

如图5所示美国的域外法之所以能让各国无能为力为合规带来极大难度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世界秩序下美国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这种广泛的国际影响力,让美国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域外法在各大国际组织内畅通无阻,也让美国能够坐拥庞大的情报网络从而轻松追踪企业的信息使其的违法记录在美国执法部门面前无所遁形.为应对美国的法律武器,当前企业层面普遍做法是聘请专业的律所加强自身的合规建设,减少自身的污点,但这种应对的问题在于面对美国日益壮大的法律武器库,合规成本必然随之提升,在超过合规成本收益的最佳均衡点后,企业还有足够的动力推动自身合规建设吗?并且合规业务基本被英美律所所垄断背景下,而谁也无法保证这些英美律所不会成为美国的情报来源.综上所述,为了达到一致性遵循现有的合规框架面临国际政治带来的合规问题时,被动的改造自身业务流程只会徒增自身的成本并且错失商机,从而使企业自身商业竞争力降低.例如一部《达玛托法》就让众多欧洲企业放弃伊朗市场,并让先期投入成本全部付之东流.对于如何应对国际政治带来的合规风险.首先,要明确一个认识,这不是单靠企业层面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从国家层面出发首先,积极扶持相关配套行业,在合规领域培养一批自己的专业律所和律师以打破英美律所在此领域的垄断,为本土企业争取合法权益.其次,在国家层面需要加强合规领域的相关立法以及域外法权的阻断性立法,虽然效果取决于国家实力,但不能否认的是其能在敦促国内企业进行合规建设的同时,一定程度上遏制美国域外法权的干涉,但需要注意的是大陆法系国家不能生搬硬套美国法律避免自己的法律英美法系化与自身法律体系相冲突.最后,世界身上美国域外法其害的国家有很多与其它受害国展开国际司法合作通过相关国际法规限制美国的长臂管辖也是一种途径.

参考文献

[1] Seitzinger,M.V.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FCPA）：Congressional Interest and Executive Enforcement,s.l.：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2012.

[2] Anderson,R.,2014.Light Blue Touchpaper[EB/OL].https：//www.lightbluetouchpaper.org/2014/05/27/post-snowden-the-economics-of-surveillance[10-2-2020].

[3] Criminal Division of the U.S.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Enforcement Division of the U.S.Securities & Exchange Commission,2012.A Resource Guide to the U.S.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EB/OL].https：//www.sec.gov/spotlight/fcpa/fcpa-resource-guide.pdf [10-1-2020].

[4]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2013.Anti-money laundering annual report 2012/13[EB/OL].https：//www.fca.org.uk/publication/corporate/anti-money-laundering-report.pdf[25-1-2020].

[5] Fontanel,.J.& Sushcheva,N.,2019.L’arme économique du droit extraterritorial américain[EB/OL].http：//hal.univ-grenoble-alpes.fr/hal-02144089/document[18-1-2020].

[6] Gürses,S.& Van Hoboken,J.Crypto and empire：the contradictions of counter-surveillance advocacy[J].Media,Culture & Society,2016：576-590.

[7] Moeller,.R.COSO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Establishing Effective Governance,Risk,and Compliance Processes[M].2nd ed.s.l.：Wiley,2011.

[8] Nye,J.& Welch,D.Understanding Glob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M].Tenth edition ed.s.l.：Pearson,2017.

[9] Sireesh,.S.Embedding Enterprise Compli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Culture into Your Organisational DNA[J].In Finsia,2006：48-52.

[10]Wesseling,M.,de Goede,M.& Amoore,L.DATA WARS BEYOND SURVEILLANCE：Opening the black box of Swift[J].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y,2012：49-66.

[11]Yannaca-Small,C.Les paiements illicites dans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 et les actions entreprises pour les combattre[J].Annuaire fran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1994：792-803.

[12]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团,2007.

[13]何力.中国海外投资与美国FCPA的域外适用[J].江西社会科学,2011：166-172.

[14]黄胜忠,江艳.企业合规管理的成本与收益分析[J].财会月刊,2019：77-83.

[15]拉伊迪,阿.隐秘战争[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16]刘岳川,胡伟.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败执法风险及其应对——以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为例[J].探索与争鸣,2017,（8）.

[17]皮耶鲁齐,阿伦.美国陷阱[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18]强世功.帝国的司法长臂——美国经济霸权的法律支撑[J].文化纵横,2019,（4）.

[19]王志乐.企业合规管理操作指南[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

[20]吴学静,梁洪力,邱月.浅析合规管理体系框架设计[J].标准科学,2014：61[14]64.

[21]杨雨晗,潘越平.欧洲时报[EB/OL].http：//www.oushinet.com/video/CharacterStory/20190625/324459.html[20-1-2020].

本文点评,本文论述了关于风险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合规风险和国际政治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合规风险和国际政治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合规风险和国际政治引用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