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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关于世界政治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世界政治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范文

冷战后二十多年,动荡与战乱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不稳一直伴随诸多非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冷战后二十多年来似乎一直不动如山,自诩为世界“稳定岛”.2011年,非西方国家虽然仍受困于乱局,如蔓及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泰国政局动荡以及非洲少数国家政局不稳等,但相较2010年及冷战后的大多数年份,非西方国家是在向相对稳定方向转化,动荡与混乱局面并没有变得更严重.如拉美相对稳定、朝鲜核问题相对沉寂、非洲大多数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相对平稳、一向是国际乱源的巴尔干和高加索平安无事.至于阿拉伯地区的动荡与混乱,则不过是其过去动荡历史的延续.

然而,一向自诩为世界“稳定岛”的西方世界,却陷入全面、深刻的动荡与混乱之中,这一点出人意料.曾经鼓吹过“历史终结论”的西方政论家、学者及其战略界对此尤其百思不得其解.

首先是西方世界动荡与混乱的全面性.西方世界在地理上分为美、欧、日三大地缘政治板块.战后六十多年来,西方世界经济上虽然危机不断,但大体上是三大板块轮着来,当其中一块、两块出问题时,其余的总能维持相对稳定.但在2011年,却出现了美欧日三大板块经济金融同时“下沉”、并同时陷入政治经济社会动荡的局面.目前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复苏乏力,政府债务“封顶”,几乎面临“关张”危机,主权信用评级也被迫“自我”下调；欧债危机更是困扰欧洲,震惊全球,并给欧元区和欧盟一体化前景罩上了浓重的阴影；日本则出现了震灾、海啸加上核灾难的三合一危机,再加上经济持续低迷,信心下滑,更是一筹莫展.继日本经济陷入第三个“失去的十年”、欧洲经济陷入第二个“失去的十年”后,美国经济也开始陷入“失去的十年”.即是说,整个西方世界开始同时陷入“失去的十年”.

其次是西方世界动荡与混乱的深刻性.目前西方世界的整体性“下沉”不仅表现在经济、金融层面,在政治社会层面也有表露.英国继伦敦大骚乱后,年末又出现数百万人参加的大罢工；挪威发生本国“白种人”制造的超级恐怖案；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不断蔓延,而今又开始了“占领华盛顿”.凡此种种,无不说明西方世界不仅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政治、社会层面也陷入不稳定.一向对西方论文范文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信心满满的西方政论家,也开始不断批判西方论文范文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及“大众参与”的弊端,甚至夸赞“中国模式”比“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更有效率、更有前途.比如,冷战后曾以著有《历史的终结》而著称的福山,就一再撰文批评美国模式,将其与“中国模式”比较,并给予后者“不甚情愿”的诸多肯定.11月末出刊的美国《时代》周刊在2011年年终评论文章以及最近出刊的《华尔街日报》等西方大报大刊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第三,导致西方世界三大板块整体动荡、“下沉”的根源在于结构性因素驱动,而非政策性因素所致.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出,一个国家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与其人口数量、国土面积、资源禀赋、科技文化水平和民族性等有某种内在关联.西方三大板块总人口不到世界六分之一,领土面积不到世界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却长期占有世界总收入和财富总量的60%以上,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根据保罗肯尼迪的逻辑,西方世界按其各方面禀赋,其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应在30%左右、最多不超过40%才是合理的.在西方三大板块经济份额降至这一合理水平以前,其经济很难恢复健康增长.目前蔓及西方的经济金融危机正是对其经济份额不合理高位的一种“刚性调整”,具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性.对美欧日经济趋势的这种悲观评估,在西方经济界也有共识.如,高盛公司经评估后提出,在不出现大失误的条件下,美国经济将在2020年恢复到2006年的水平.另有美国经济机构也认为美国经济要到2017年才能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

世界政治格局:浙江大学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 16讲零基础自学

对西方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比过高的这种“刚性调整”又必然引发已经习惯于“福利制度”、“大众参与”的西方社会陷入更深刻、更全面的政治社会动荡,进而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换言之,西方世界正在失去其引以为豪的世界“稳定岛”地位,最少在一两代人内,经济增速低迷甚至停滞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社会动荡、混乱将逐步成为西方世界的专有名词.西方经济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将受到更多的拷问,相比之下,中国的发展模式则有可能受到更多的肯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方面将获得更大的选择空间.

世界地缘政治中心东移亚太趋势明朗,引发亚太大博弈

2011年西方世界显而易见的整体性“下沉”反衬出非西方世界的群体性崛起在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中反而在相对加快.2011年12月3日出刊的最新一期《经济学家》杂志披露,2011年美、欧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7%、1.6%,日本甚至为负增长（-0.5%）.相反,中、印等非西方新兴大国虽然增长率也有下滑,但仍在较高位运行,较之西方的增长速度优势甚至在增大.如中国2011年增长率仍达9.1%、印度可达7.9%,仍比美欧日高出6—7个百分点左右.2011年中国与日本的相对增长率差距甚至达到近10个百分点.以上非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大大缩小与西方差距的大趋势,反映在地缘政治层面,就是国际地缘政治中心进一步由大西洋沿岸向亚太转移,并在战略上导致美国加快“战略东移”步伐,引发亚太以至全球的地缘政治调整和战略调整.

近代以来,欧洲及连接欧美的大西洋一直是国际地缘政治中心.但是,这场欧债危机以及欧洲经济政治前景不佳、欧洲一体化陷入停滞,使欧洲的国际政治权重进一步下滑.相反,亚洲经济政治实力的上升及前景看好,使太平洋取代大西洋、亚太取代欧洲,开始成为国际地缘政治中心.

亚太人口、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额已超过世界半数,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为全球各大区之最.亚太的区域范围也在“动态”地扩大,美国、俄罗斯、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传统上不属于亚太的“亚太边缘国家”均开始找理由“变脸”、“变身”,谋求亚太身份,进一步突出、加强了亚太的地缘政治中心地位.

现在,亚太已经集中了世界经济前三强（中美日）、世界前四个人口大国（中印美及印尼）,以及集中了世界六个有核国（美中俄印巴朝）、世界前十支最强大军队中的七支（美中俄日印朝韩）、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三个（中美俄）等,未来世界战争与和平及与发展等问题,将主要取决于大国在亚太,尤其是中美两国的经济与战略竞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11年,美国加紧从大中东收缩,以便强力贯彻“重返亚太”战略,包括着手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大战场全面撤军,对利比亚战争采取“半参与”姿态,把战争责任丢给欧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

美国在贯彻“重返亚太”战略方面,一是一再宣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渲染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如奥巴马11月份在APEC峰会上的讲话,以及希拉里10月份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都有这样的意图.这表明为适应亚太崛起并成长为全球地缘政治中心的大趋势,美国正在从传统上的大西洋国家或者说“两洋国家”加紧“变脸”、“变身”为“太平洋国家”,以期获得“领导”亚太的合法身份.二是在军事上加紧“抢位”,加紧打造关岛基地、派兵进驻紧靠南海南出口的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与日本协调冲绳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以及频频与日韩澳及东南亚国家举行大规模军演,美国海军舰艇频频进出亚洲近海岸各航线等.尽管美国因财政紧缩将不得不裁减军费、军备,但美军政要员仍一再宣示,即使美国裁减军备、军费,美国在亚太的“前沿”军事力量也不会裁减.实际上,当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和欧洲采取军事收缩政策时,美国在亚太的“前沿部署”确实在进一步加强.三是外交上,美国采取“对冲”战略,既为维持中美一定程度的合作预留一定的空间,又在精心布置牵制、延缓中国崛起的亚太外交网络,包括加紧构建对抗上合组织和亚洲一体化进程的TPP,在东亚峰会、APEC峰会及美与东盟国家会议等多边场合制造“航海自由”、南海问题“和平解决”、“国际法解决”、“多边解决”及“中国威胁论”等话题,制造亚太局势的“适度紧张”,拉拢亚太各国.在双边外交领域,美国要人,包括奥巴马总统、希拉里国务卿、贝内塔防长等频频出访亚太韩、日、菲及印尼等亚太重要国家,促其更加靠拢美国.12月份,希拉里还将出访缅甸,这被认为美国要在中国的后院“打楔子”.

亚太崛起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对中国的积极意义在于,中国要想成长为世界大国,可先成长为亚太大国；要想主导世界事务,可先追求亚太地缘政治主导权.即是说,中国的大国成长道路可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先成为亚太大国.由于中国地处亚太地缘政治中心,在亚太处于“内线”位置,拥有天时地利,先集中经营亚太,成长为亚太大国,较之直接向世界大国迈进要有把握得多.

但是,亚太崛起加快及成长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使亚太成为了世界“聚宝盆”和大国搞地缘战略竞争最激烈的战略场,因而使中国面临更复杂的地缘战略环境.现在,不但美国在加紧“战略东移”,印度也在加紧“向东看”,尤其是积极卷入南海问题；俄罗斯则搞“欧亚联盟”,也在“向东看”.他们纷纷在亚太抢位,以适应“太平洋世纪”到来的国际变局.在亚太内部,一些地区重要国家,如日本、越南、菲律宾等,也有意借助美印等外部势力,促其积极“介入”南海问题、缅甸问题及钓鱼岛问题等,以阻止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和国际威望的提升,延缓、牵制中国崛起的进程.

“多极化”停滞,世界趋向“G2”化

自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宣称世界存在五个力量极以来,世界一直盛行“多极化”说.中国战略界、学界以至民间尤其盛行“多极论”,积极推进“多极化”甚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和政策依据.

然而,2011年的国际战略变局表明,“多极化”的历史使命已接近尾声,其进程陷入停滞,尼克松提出的“五极世界论”已经成为过时概念.

日本作为尼克松“五极世界”中的一极,已经开始淡出大国圈子,向“中等强国”位置下滑.经济上,日本曾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一度有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老大”的发展势头.但是,冷战后二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停滞不前,相继陷入两个“失去的十年”,现在又陷入第三个“失去的十年”.日本总人口不到世界2%,国土面积不到世界0.3%,却依然占有世界经济总量近10%.按照保罗肯尼迪的逻辑,其所占世界经济份额还必将继续下调,可能需要调整到世界经济份额的5%左右时,才有可能恢复健康增长.换言之,日本经济不但会深陷第三个“失去的十年”,还有可能进入第四个“失去的十年”.现在日本世界经济“老二”的地位已经被中国替代.下一步,其世界经济“老三”的地位也有可能被其他国家抢走.不仅如此,日本过去一向自诩其企业管理制度先进,尤其是技术领先世界.此次福岛核危机以及对震灾、海啸救援不力彻底暴露了日本的管理“黑洞”和技术上的“花拳绣腿”,其经济、技术和管理上的论文范文感已经荡然无存,民族自信心也跌至低谷.

欧盟之所以成为尼克松“五极世界论”中的一极,一是基于欧洲一体化,二是基于一个一体化欧洲所产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论文范文”能量.然而,冷战后二十多年来欧洲经济也一直不景气,2011年突然加重的欧债危机使欧洲经济困境进一步加剧,实力弱点进一步暴露.不仅如此,伦敦骚乱、挪威恐怖事件等,更使欧洲人对其一向引以为豪的“福利国家”、“大众参与”和社会稳定也开始怀疑.更重要的是,欧债危机也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受挫,欧洲各国对利比亚战事各怀一心,对援救债务危机国家立场各异,更使欧元和欧洲一体化前景不妙.如欧洲一体化进程停滞、欧元失败,英、德、法、意等欧洲大国只能沦落为一批世界“中等强国”,欧盟这一极也有淡出大国圈子的可能.

俄罗斯提出了“欧亚联盟”计划,以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但是,俄要实现这一计划却是千难万难.一是人口“魔咒”.俄现有大约1.4亿人口,这是保持大国地位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但是俄人口每年减少几十万.照此下去.几十年后,俄人口可能降至1亿以下.二是资源“魔咒”.俄资源丰富,近年俄之所以能抗住世界经济危机,仍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长,其经济成长主要依赖出售资源而不是靠技术进步.换言之,俄已深陷“资源诅咒”困境.三是安全“魔咒”.俄在传统上擅长使用硬力量,不习惯使用软力量,更不擅长使用巧力量.俄一旦经济成长,手上有了钱,通常容易表现出强势的一面,容易引起其与美欧日等关系紧张及国力、资源的无谓损耗.总之,俄沿实力下降的方向演变的基本趋势不易改变.

此外,土耳其、韩国、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南非、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加拿大、伊朗等一批国家正在加紧崛起.其趋势是,未来世界大国减少,中等强国增加,世界将向中等强国、地区强国林立的方向演化.这将深刻影响国际格局,成为多极化的抵消力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美国虽然陷入“失去的十年”,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下降,但“瘦死的论文范文比马大”,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将能继续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即使美国失去“唯一”头衔,它也还将长时间维持超级大国或者说一流世界大国的综合实力和地位,以及维持相应的国际影响力.这是日本、俄罗斯及欧洲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中国较之美国虽然有很大差距,在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在综合实力上与美国相提并论,但中国较之那些中等强国以及向中等强国沉沦的俄日欧等又是“鹤立鸡群”.现在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出口总额世界第一、制造业生产总值世界第一.而到2011年末,最迟在2012年,中国又会增加外贸总额世界第一头衔.由于今后10年中国仍有能力、有机会保持年均8%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而美欧日经济增长率极有可能降为年均2%以下,中国不但将在世界经济低迷的环境下进一步拉大与欧日的经济总量差距,还将追平美国.大致可以认为,2020年将是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中国成长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可期时间点.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国际权势将持续上升.虽然中国不喜欢“G2”说,但客观上,国际格局确实在向“G2”方向调整.中美两个大国加上一大批中等强国,将是未来国际政治结构的基本演变方向.由于这些中等强国在数量上基本是西方中等强国与非西方中等强国平分秋色,未来国际政治是对抗还是合作,总体上取决于中美“竞争与合作”关系如何变.

“战争与和平”重新成为国际政治主题的潜在危险性增大

“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人类有史以来永恒不变的国际议题和经久不衰的政治话题,近代以来的500年间尤其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已经远去,“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冷战后二十多年来,在“相互依存论”、“合作安全论”、“核威慑保障和平论”等国际政治理论与现实作用下,人们更相信大国关系已经进入“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时期,大国战争已经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即使发生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人们也相信这些都是局部战争,不会上升为大国战争或体系战争,更不会与新的世界大战发生关联.

然而,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的最后根源是经济.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经典原理,我们现在有必要重新温习.在当前西方整体性、结构性“下沉”,非西方群体性崛起,国际地缘政治中心向亚太转移的国际结构转换时期,尤其是中国已成长为世界“老二”,并加速问鼎世界“老大”地位,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的“战略冲刺”阶段,作为世界“老大”的美国如何反应?是“和平”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还是如米尔斯海默等人主张的那样,对中国搞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用武力阻止中国崛起?答案并不十分明确.虽然奥巴马等美国要人多次表示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情况下,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美国也将“接受”,但也要看到,当美国经济总量被中国超过,失去其历时百余年之久的世界经济“龙头老大”地位,进而失去其垄断性的国际主导权之际,美国人必然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极大震撼.在此前背景下,不能排除美国舆情转向,一些权势集团、利益集团操纵政策与战略,滥用美国依然超强的综合实力和无人能望其项背的超强军事能力,武力阻止中国崛起、以解除其经济政治和战略困境的可能性.总之,虽然中国在加速崛起,世界开始从“多极化”轨道向“G2”化轨道演变,但中美“G2”关系是长期“和平合作、合理竞争”模式还是冲突模式,目前还存在不确定性.只要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好,世界转向“战争与和平”时代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

2011年美国加紧从大中东地区收缩战线,向西太平洋地区转移战略力量,尤其是加紧贯彻“重返亚太”战略,如奥巴马出访东亚三国、希拉里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宣示美国的亚太新战略、帕内塔有关南海问题的表态、美军象征性进驻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等,都是值得警惕的新动向.美国兰德公司等有复杂背景的智库及其学者接连推出有关中美战略冲突引爆点的研究报告,究竟是反映美国一些利益集团在借“中国崛起威胁论”、“中美必战论”阻止美国政府因财政困难而裁减美国国防开支?还是美国战略界确实有人在研究针对中国的“战争危机点”和“战场选择”?很值得关注.兰德公司及美国一些其他有影响的智库在其有关研究报告中不约而同地把南海、台海、朝鲜半岛、网络、空间等列为中美危机的可能引爆点,尤其需要我们多关注.

无论如何,今后5—10年,中美在亚太地区如何竞争、如何合作,如何“合理冲突”,不但考验中美关系和中美两国的战略智慧,也将对亚太以至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要扬长避短,着力解决好几对战略关系

2011年国际战略形势的复杂变化,对中国的战略影响是利弊兼有.从弊的方面看,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尤其是美欧日等西方三大板块同时下滑,中国的经济增长环境恶化,经济增速及贸易增速有一定回落.在战略上,中国的军事安全与战略压力有所增大,与1950年、1962年、1969年或1989年、1999年等重要年代相比,中国的战略环境更复杂,战略压力源更不确定、更难预测.如,湄公河船工遇害、利比亚大撤侨、缅甸密松水电站合同遇到的麻烦等,都在预料之外.

然而,2011年国际战略形势的复杂变化,也有对中国有利的一面.辩证地看,利的一面可能大于不利的一面.

首先,虽然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速度有一定下滑,但由于美欧日经济下降幅度更大,如美欧降至1%左右,日本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中国经济相对于美欧日的相对增速仍保持6个以上的百分点.换言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相对收益反而有所增大.

其次,由于美欧日经济金融危机导致其政治社会动荡,西方经济政治模式开始遭遇包括西方国家自己在内的批评、批判,“中国模式”开始受到一定的国际肯定,中国在论文范文、人权等问题上的国际压力将有所减弱.

第三,中国的国际权势也有一定上升,外交牌增多,国际回旋余地增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其中虽然提出美国要重返亚太,继续“领导”亚太,并有重新组合其盟友“对冲”中国崛起的意图,但希拉里也有在亚太与中国搞“亚太G2”的表露.文中有关中美关系的表述大大超过美与日印澳韩及东盟关系表述之和即可为佐证.

在此复杂形势下,中国外交尤其要看清国际大趋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努力解决好几对战略关系,包括近期与中长期的关系、经济发展与军事战略安全的关系、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关系.尤其要着力解决好“老二”与“老大”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力避在周边地区酿出战略危机引爆点.

(本文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现代国际关系》杂志主编)

（责任编辑：徐海娜）

总结：本论文可用于世界政治论文范文参考下载，世界政治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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