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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把‘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言论看成特殊的鞭策,特殊的动力.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这种状况一定会改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宏伟 谭飞 王艳明 梁军
七只小虎,围绕着一只精疲力尽的母虎,嗷嗷待哺.为了挽救它们的生命,勇敢的萨埵太子,纵身一跃,跳下悬崖.
这是敦煌石窟一幅保存了千年的壁画故事.
“萨埵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70年前,常书鸿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敦煌.
从此,一代代敦煌人前赴后继,奔向大漠深处,至今无怨无悔.
无悔的青春
“老一辈人为了艺术能牺牲一切,我为什么不能扎根敦煌?”70年后,赵元元从乌克兰学画归来,毅然选择了敦煌.
早晨,太阳刚从三危山上升起,赵元元洗漱完毕,就匆匆来到画室.
画室在敦煌研究院美术所一楼,东西两侧墙壁上,已张贴了她精心描完的莫高窟285窟北壁七佛说法图线描稿.
“下一步还要着色,全部临摹完成后,将到美国去展出.”刚到莫高窟工作,就能参与敦煌艺术赴美展出准备,这让赵元元既兴奋又充满压力.分到的任务是285窟北壁10平方米壁画,为掌握临摹“童子功”,光线描稿她就已画了一年,食指握笔处,磨起了老茧.
“画进去的时候,什么都忘了,感觉在跟古代艺术家对话.”赵元元说,她最难忘的是在洞窟近两个月修稿,每天工作10小时,却不觉得累.
在美术所通往资料室的角落里,一尊主题为“青春”的雕塑,已经静静伫立了50年.
1963年,“青春”雕塑人物原形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来到敦煌,当时的她才25岁.
“‘敦煌女儿’已经成了敦煌的老太婆了.”面对来者,樊锦诗几句寒暄,又开始工作,“当年老师推荐我来敦煌,不是来当院长,而是做考古,可惜还没做好.”
守护敦煌半个世纪,樊锦诗在石窟考古、文物保护、遗产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今76岁的她还挑着一个重担：牵头编撰百卷本敦煌石窟考古报告.
在楼下考古所一间办公室内,蔡伟堂正组织一帮年轻人为《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紧张绘图.
“即使一年一卷,也得100年.”蔡伟堂指着眼前书桌上两大本厚厚的书说,这是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光这卷就花了10年时间.
敦煌石窟规模宏大,内容精深,由于技术和条件不成熟,上世纪50年代以来,编撰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梦想一拖再拖.
“这是中国考古史上规划编撰最大的考古报告,再难我们也要编下去.”蔡伟堂话语不多,但信心十足.
敦煌地处偏僻,可千年瑰宝的无穷魅力,让很多人选择了“自投罗网”,蔡伟堂如此,老一辈更是这样.
“我跳下汽车便钻进了洞窟,目光贪馋地扫视,像饿牛闯进了菜园子,饱餐了一顿.”1946年底段文杰刚到莫高窟,如此叙述.敦煌让他如痴如醉,再也无法离开.
鸣沙山麓,黄沙漫漫,夏有酷暑,冬有严寒,条件十分艰苦.
常书鸿刚到莫高窟时,连吃饭的筷子都没有,用的是红柳枝；段文杰到莫高窟时,职工宿舍和办公场所还是马圈、破庙；樊锦诗到这里时,没有电,吃的是苦咸水等即便这样艰苦,也很少有人主动离开敦煌,离开莫高窟；即便暂时离开了,也是日夜思念.
“羊羔子叫来鞭梢子响,泪眼模糊望敦煌.白日里想来晚夕里哭,心窝窝舍不下莫高窟.”论文范文期间,贺世哲被下放陕北劳动,以信天游寄“思乡之苦”,回到敦煌后,他把所有精力投向了十六国北朝石窟的研究.
“贺先生从来不会唱歌,研究敦煌,才是他最大快乐.”今年82岁的史萍婷20年前曾写过一篇《打不走的莫高窟人》,生动记载了早期敦煌人的苦与乐.
为临摹壁画,大家用镜子向老天爷借光；为得到一线光明,敦煌人自己动手发电；为观测崖面,腰系绳索打秋千作业；自己进城坐马车,却时不时给别人抬汽车.
“他们对敦煌如痴如醉,忠贞不二.要问为什么,那是因为莫高窟是一个值得为之献身的地方！”史萍婷激动地说.
执着的探索
“来过多少次,看了多长时间,已经记不清了.”到中秋前夕,赵晓星在莫高窟又看了近一个月洞子.每天,她从职工宿舍出发,穿过小牌坊,绕过藏经洞,来到361窟.
2006年,赵晓星从兰州大学博士毕业,选择了敦煌.围绕这个不足5平方米的小洞窟,她已经研究了8年,发表论文12篇,目前又在写一本专著.
“洞窟的藻井里有坛城图案,这是密教的典型特征,供养人头戴毡帽,表明洞窟是吐蕃时营造.”谈起自己钟情了8年的洞窟,赵晓星如数家珍.
敦煌艺术论文范文精深,包罗万象,无论研究还是保护,既要能吃得苦头,更要耐得住寂寞.老一代敦煌人是这样做的,年轻一代敦煌人也开始乐此不疲.
“有些地方的壁画,肉眼看不清了,可在多光谱成像技术下,依然十分清晰.”在保护所二楼一间办公室里,柴勃隆正对着电脑仔细研究图片.
在194窟南壁下侧一片没有壁画的地方,通过多光谱成像技术,他新发现了14身供养人像.“文物修复不是衣服上补补丁,容不得半点马虎,修复前对原始图像信息、壁画材料等要调查清楚,多光谱成像技术正好能解决这些问题.”
柴勃隆本科读的是美术,研究生上的是地质,现在又改行学光学物理.“敦煌保护需要综合人才,我愿意为此深入下去”,柴勃隆语气坚定地说.
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现代科技成功复原巴米扬大佛洞窟壁画 汇说天下 160705
为了保护敦煌,柴勃隆以洞窟和办公室为“家”,李红寿却将“办公室”安在了洞顶的沙漠边缘.
“莫高窟水资源太珍贵,无滴灌生物治沙将是未来发展方向.”在莫高窟顶靠近沙山的一片空地上,几个白色温室格外醒目,这是李红寿的实验室.
莫高窟地处库木塔格沙漠边缘,长期以来,肆虐的风沙侵蚀着千年宝藏.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时,底层一半洞窟已经被流沙淹没.
为了治沙,几代敦煌人付出了艰辛努力,进入库区的年积沙目前已经减少了85%,但李红寿和同事依然在探索.
李红寿曾从事过园林工作,后又加入治沙行列,他清楚种活一棵苗木对莫高窟的意义.结合最新研究成果,他和同事在沙漠边缘试验栽植了6000平方米的无滴灌沙生植物,成活率竟然在70%以上,这更坚定了他们根治莫高窟风沙的决心.时代的担当
“如果再等10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我们将成为历史罪人.”樊锦诗的办公室有一组新旧照片对比,每逢客人来访,她就拿出来忧心忡忡地说,“这是100年前的,这是100年后的,变化多明显.”
莫高窟1979年对外开放,当年参观人次不过2万,2012年已达80万,2013年单日最高突破2.1万.解决好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成为莫高窟当前最大挑战.
“没有人要求我们这么做,但必须得这么做,壁画需要呼吸,游客也需要呼吸.”在樊锦诗看来,这是历史责任.近年来游客快速增多,莫高窟不堪重负,大量游客集中参观,使莫高窟洞窟内的温度、湿度迅速蹿升,二氧化碳含量急剧增加,对脆弱的石窟壁画和彩塑构成了严重威胁,同时也影响了游客的参观效果.
1.0年前,樊锦诗提出一个梦想——把洞窟搬到外面让游客参观；10年后,她的梦想实现了.
在莫高窟北约15公里的戈壁上,一个外形似流动沙丘的金色建筑就是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其中有中国最大的球幕影院和全球最先进的播放系统.今年8月1日开放以来,已有10万游客进入参观.对于《梦幻佛官》展示的7个数字洞窟,97.3%的游客表示满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和责任,“历史担当”成了70年来最让人敬畏的敦煌精神,在樊锦诗之前,常书鸿和段文杰,就是这样做的.
“这距今1500年的古画,使我十分惊诧,甚至不能相信.”70年前,徜徉在巴黎街头的常书鸿无意间看到了伯希和的《敦煌图录》,他不顾国内兵荒马乱,毅然决然选择回国,奔向了大漠深处.
当时的敦煌,窟前放着牛羊,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垣残壁中随处皆是,400年无人管理,让敦煌遭受着大自然和人为的侵蚀.
常书鸿一头扎在了敦煌,守护了一辈子,晚年还放不下：“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不过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
敦煌石窟是稀世珍宝,石室宝藏更是独一无二.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世界,外国探险家接踵而至,让石室宝藏“骨肉分家”.正因如此,国学大师陈寅恪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上世纪80年代,对于敦煌研究院“当家人”段文杰来说,还有一句更刺痛他心窝的话：“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
为了改变这一学术上的“被动挨打”,段文杰冲在了最前面.1984年在敦煌研究院成立大会上,他振臂高呼：“我们要把‘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言论看成特殊的鞭策,特殊的动力.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这种状况一定会改变.”
如今敦煌研究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也落户这里.
保护研究好敦煌是历史责任,展示弘扬好敦煌,是时代担当.
“敦煌壁画有非常动人的美和智慧,用现代阐释方式传播给现代观众,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2006年,陈海涛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来到了敦煌,结合自己的专业优势,他选择了一个前人从未涉足的领域——敦煌动漫制作.
在敦煌石窟网站上,陈海涛制作的第一部动漫作品《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已经上传.短短的16分钟,凝结了他4年的心血.
七只小虎,围着一只精疲力尽的母虎,嗷嗷待哺.为了挽救它们的生命,勇敢的萨埵太子,纵身一跃,跳下悬崖.这一动人情节的精彩播放,让观者动容.
千百年后,一场现代版的“舍身饲虎”又在鸣沙山麓的悬崖边上上演,常书鸿、段文杰等已经献身大漠戈壁,在樊锦诗的带领下,后来者还在继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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