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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第一篇亚洲经济论文范文参考：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研究
2. 第二篇亚洲经济论文样文：论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进程（1972-2012年）
3. 第三篇亚洲经济论文范文模板：中国高额外汇储备：成因、影响与数量管理
4. 第四篇亚洲经济论文范例：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决定因素
5. 第五篇亚洲经济论文范文格式：澳大利亚亚洲融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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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亚洲经济论文范文参考：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研究

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是当前国际经济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关注点始终局限于某一具体政策,尤其是资本管制.但实际上,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是一个系统性工作,除资本管制外,还涉及宏观领域和金融领域,即世界上并没有一项政策能够单独成为应对资本流入激增的灵丹妙药.本文选择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政策框架作为新视角,结合亚洲各国的具体情况,分别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金融体系改革以及资本管制等几个方面,考察了1997年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的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以期为亚洲以及我国在未来制定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政策提供借鉴.

首先,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是有其理论支撑的,那便是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机制以及产生的风险的认识.国际资本流入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机制包括汇率机制、资产价格机制、财富效应机制、声誉机制和政策效应机制.国际资本流入在给东道国带来各种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给东道国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诸多风险.如果风险没有得到恰当管理,那么经济体系的风险会不断积聚,一旦外部冲击到来或者仅仅是由于预期的突然改变,积累于经济体系内的风险会集中释放,最终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其次,结合亚洲各国的具体情况,分别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金融体系改革以及资本管制等几个方面,考察了1997年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的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并着重探讨了各项治理措施的成效.在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时,各国短期内都优先采用冲销干预,长期依靠推行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完善金融体系等.但由于冲销干预的成本会不断攀升,且容易陷入内外均衡的两难选择—选择稳定利率还是选择稳定汇率,而汇率制度、完善金融体系等改革往往需要较长的时期才能收到效果,因此,各国会在中短期内使用资本管制措施弥补以上两种措施的不足.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验表明,资本流动管理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且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而且几乎每一项资本流动管理政策都有其局限性.资本流动管理要想达到预期效果,就必须要根据各国具体情况（包括政策目标、资本流入的原因和持续性、资本流动管理工具使用的政治及其他局限性）进行适当权衡,以决定应对资本流入的合适的政策体系.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验还告诉我们,资本流动管理要想达到预期效果不仅仅需要对各种政策工具的开发和利用,更需要政策制定者的智慧与勇气.

最后,本文对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挑战及其未来努力方向做出了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进出口贸易造成冲击,进而影响其经济增长,再加上外部经济条件的不确定性给亚洲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提出挑战.亚洲各国除继续强化前期措施外,还应积极利用财政政策和努力推动经济增长,在全球和区域层面推动集体合作.

第二篇亚洲经济论文样文：论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进程（1972-2012年）

澳大利亚是被错放在亚洲的欧洲国家.在地理位置上,澳大利亚与东亚国家为邻,在地理上可以被视为东南亚地区的自然延伸,但却对亚洲国家缺乏认同感.在历史文化上,澳大利亚是毫无疑问的西方国家,澳大利亚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都来源于英国,但是位于亚洲的地理现实使澳大利亚正在经历着“亚洲化”.如何应对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的冲突、如何实现从“欧洲的海外部分”向亚太国家的转变是澳大利亚难以回避的难题.在欧洲主宰亚洲命运的殖*义时代,澳大利亚尚可以通过背对亚洲、依附于英国来回避身份难题.在世界权力重心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必须正视亚洲的存在,认真思考澳大利亚在亚洲的位置.面向亚洲、融入亚洲是澳大利亚克服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冲突的最佳途径.不过,澳大利亚融入亚洲一直面临着来自本国国内和亚洲国家两方面的阻力,如何平稳、顺利的融入亚洲是澳大利亚面临的重要难题.本文以1972年惠特拉姆政府开始融入亚洲为时间起点,以澳大利亚历届政府在融入亚洲方面实施的重大举措为主线,结合当时的国内外情境,尤其是世界权力重心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的背景,分析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动力、障碍、前景,揭示澳大利亚融入亚洲战略形成、发展的过程及特征,力求将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全景呈现出来.

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经历了从一维到多维、由模糊到清晰的演进过程.二战爆发之前,澳大利亚实际上奉行了“背对亚洲”、“绕过亚洲”的政策,故意对近在咫尺的亚洲视而不见.二战结束后,由于安全上的关系,澳大利亚开始重视亚洲的安全屏障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和英国在东亚地区实行战略收缩、中美开始外交接触,澳大利亚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惠特拉姆政府将外交重心由欧洲转移到了亚太,正式开启了融入亚洲的进程.20世纪80年代,随着亚洲经济的腾飞、澳亚贸易的兴旺发达,澳大利亚的外贸重心也由欧洲转移到亚洲.冷战结束后,基廷总理提出“全面融入亚洲”目标,主张澳大利亚不仅要在经济上融入亚洲,也应该具备亚太国家身份.由此,基廷政府使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具有了身份转变的意义.虽然保守的霍华德政府在融入亚洲政策上举棋不定,但是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已是人心所向、不可抗拒.无可奈何之下,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的霍华德政府决定继续推动融入亚洲进程.进入21世纪后,澳大利亚希望在“亚洲世纪”下融入亚洲,成为“最了解亚洲的欧洲国家”.在历届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澳大利亚融入亚洲逐渐由原先的摇摆不定、模糊不清走向成熟稳定、清晰可辨；由集中于经贸投资单一领域向地区合作、安全防务、文化交流、身份认同等多个领域全面发展.在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过程中,澳大利亚与亚洲由相互忽视走向相互依赖,彼此间的误解和错觉在减少,相互信任和“我们感”在增强.

对澳大利亚融入亚洲过程进行分析、归纳后可以发现：首先,澳大利亚融入亚洲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澳大利亚并不希望“脱欧入亚”,而是希望借助融入亚洲提高民族竞争力、重新确立澳大利亚国家身份.其次,经济动力是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主要动力,但不是唯一动力.澳大利亚还有在亚太地区寻找战略伙伴、塑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确保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提高澳大利亚国际地位的考虑.再次,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并不是功利性、策略性的政策调整,而是长期性、战略性的外交转折,是世界文明发展的题中之义、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虽然不会成为彻底的亚洲国家,但是澳大利亚将不可避免的“亚洲化”.虽然融入亚洲仍然面临着重重障碍,但是在世界权力重心由欧洲向亚洲加速转移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已经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第三篇亚洲经济论文范文模板：中国高额外汇储备：成因、影响与数量管理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止2011年12月中国外汇储备总量达到3.18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30.3%,连续六年居世界首位,是世界第二位日本的2.5倍.建国初195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量仅为1.57亿美元,至改革开放初(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未突破十亿美元.然而此后中国外汇储备逐年稳步增加,1982年突破百亿大关,1996年突破千亿大关.2000年后中国外汇储备进入快速增长通道,2006年、2009年和2012年相继突破一万亿、两万亿和三万亿大关.客观上讲,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经济实力的提升,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国入世后“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和长期实行优惠的引资政策作用的结果.迅速累积起的高额外汇储备增强了中国应对国际收支波动、稳定汇率的能力,提升了投资者对于中国应对货币金融危机的信心.

福兮祸之所伏.中国高额、高速增长的外汇储备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在现行汇率制度以及结售汇规定的约束下,外汇储备增长的“通货膨胀”效应愈加明显.虽然货币当局强力冲销政策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冲销成本问题愈加突出；其次,高额外汇储备对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升值压力与日俱增,而货币当局针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指数却波动更加剧烈,货币当局的外汇市场干预面临着平抑汇率过度波动与“完善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汇率由市场决定)”的两难选择；再次,在汇率制度和外汇储备的束缚下,货币当局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受到一定限制；最后,在全球金融震荡不断的背景下,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问题引起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有效地分散外汇储备资产规避风险,成为外汇管理部门棘手的难题.

如何理解中国外汇储备激增的制度性成因和直接诱因外汇储备激增对国内物价形势、人民币汇率压力以及货币当局政策独立性在数量上有何影响如何切断外汇储备增长的“通货膨胀”渠道如何确定中国最优的外汇储备数量如何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减少中国外汇储备的“多余量”愈演愈烈的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催生了东亚外汇储备库,这其中各国的成本收益如何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设能否有效降低各国外汇储备持有量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还应如何优化这都是本文研究的问题.

本文认为：(1)中国高额外汇储备的制度性根源在于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政策性根源在于强制结售汇制、银行外汇头寸限额以及固定(或者说钉住一揽子货币)汇率体制,直接原因则在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的盈余以及“投机性”资本流动；(2)切断外汇储备的“通货膨胀”渠道是降低外汇储备对物价影响、提升货币政策独立性、减少外汇储备冲销成本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升值压力的关键.而这一选择需要货币当局向财政部门“移权”,建立“财政部门主导、外汇管理部门配合”的外汇管理体制；(3)在计算中国最优的外汇储备数量问题上应首先考察自身持有外汇储备的诸多动机,在确定中国持有外汇储备动机的基础上建立模型,同时按照货币分析法的观点,在确定最优外汇储备量的时候也应充分国内货币市场失衡状况的影响；(4)中国应积极参与东亚外汇储备库建设,通过“俱乐部效应”减少东亚经济体之间的外汇储备竞争,增加抵御金融风险的整体实力,并且在东亚外汇储备库中的份额和影响力.既有的研究表明,人民币在东亚经济体中的影响日益增加,更多的东亚经济体选择(或者说“倾向”)钉住人民币,中国应进一步深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增加人民币在东亚货币中的“区域主导货币”的地位,减少东亚和自身对美元的依赖；(5)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应借鉴发达经济体成熟的管理模式,增加透明度和独立性,强化内控机制和外部风险控制的制度建设.

全文共九章,结构安排和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绪论,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研究思路和逻辑,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以及主要研究方法.

第二章是外汇储备管理理论简述,主要对外汇储备的内涵、功能、国际收支调节理论进行简介,同时综述了外汇储备最优数量、最优币种结构和最优资产结构的经典计算方法.

第三章首先介绍中国及世界外汇储备概况、外汇储备管理制度的历史沿革.在此基础上从直接性、政策性和制度性三个角度剖析中国外汇储备激增的成因,并对外汇储备未来走势进行预测.

第四章主要分析中国外汇储备激增对国内物价、人民币外汇市场、*银行独立性的影响以及货币当局冲销政策的效果和对外汇市场干预的效果.实证研究表明外汇储备激增与国内物价存在内在联系,面对外汇储备的“通胀渠道”,货币当局一直进行强力的冲销,尽管冲销效果不错,但冲销成本不容忽视.在外汇储备激增对人民币汇率造成压力的问题上,本文使用“模型依赖(Model Dependent)",的Weymark指数估计了1996年来我国面临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Exchange Market Pressure Index, EMP)和央行外汇干预指数(Exchange Market Intervention Index, EMI),并将其与其他7种“模型非依赖型(Model-Free Measurement)",模型所估计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和干预指数进行对比,实证结果显示1996年来人民币总体上面临着升值压力,但不同时期压力存在显著的差异：1996年-2000年期间货币当局的升值压力逐渐减少,也可以认为此间货币当局面临着一定的贬值压力,2000年-2006年间货币当局的EMP指数一直呈现下降态势,说明此间货币当局面临着较大的升值压力；2008年以后EMP指数再度上升,说明货币当局的升值压力逐渐缓解,甚至在2011年前后出现强烈的贬值压力.样本期间*银行平均干预指数1.155,说明我国央行实行的是强势干预政策.针对外汇储备增加与中国面临的“三元悖论”问题,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发现中国货币当局还是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保证自身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中国高额外汇储备对于货币当局政策独立性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第五章是从亚洲总体的角度探讨外汇储备增长的原因,对亚洲44个经济体分析亚洲外汇储备增长的共同原因以及在经济体不同发展程度(收入水平)、汇率制度和地域上持储行为的差异.本章构建了面板数据模型剖析亚洲经济体囤积外汇储备的动机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亚洲经济体外汇储备囤积行为存在着交易性动机、预防性动机、重商主义动机和攀比动机；从存量上看,交易性动机和基于预防资本外逃的预防性动机作用最大,但前者比较稳定,后者是驱动外汇储备变动的最重要因素.攀比动机和基于预防经常项目波动的预防性动机存在着上升的趋势,成为驱动外汇储备变化新的因素；此外,持储动机在不同发展程度和不同汇率制度经济体中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

第六章使用1992-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利用外汇储备动态调整模型从数量和持有动机角度考察了中国最优外汇储备的持有行为.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最优外汇储备持有行为体现着交易性、预防性、重商主义和攀比四种动机；交易性动机和攀比动机对最优外汇储备持有行为的影响最大,预防性动机在2006年以后逐渐强化,而重商主义动机和汇率因素的影响微弱,攀比动机呈现明显的危机驱动型特征；中国外汇储备的变动显著地受储备缺口和货币缺口调整的影响；中国的实际和最优外汇储备量自2002年起陡增,但后者始终低于前者；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资本管制和强制结售汇制以及汇率弹性不足导致中国的储备缺口调整系数λ较低并最终导致中国最优外汇储备量不断攀升.同时本章还对比了动态调整模型下最优外汇储备量与传统经验比率法、成本收益法下最优数量之间的差异.

第七章主要就东亚外汇储备库的成因、制度缺陷和绩效评估进行分析.首先阐述东亚外汇储备库建立的经济动因,随后利用“保险指数(Coverage Ratio)",方法具体测算了东盟10+3在参与东亚外汇储备库建设中的收益和成本问题,随后探讨了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制度性缺陷以及在在外汇储备库建设过程中中国的角色扮演问题.

第八章主要分析中国外汇储备管理模式的改进.该章首先概述了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总体框架,并对中国持有的以美元标价的外汇储备资产收益状况进行实证估计,结果发现2002年-2010年中国持有的以美元标价的外汇资产整体名义收益率为2.59%,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并考虑汇率变动带来的收益后,实际收益率仅为0.27%.随后本章对中国所持外汇资产的管理绩效通过“变异系数”指标进行考察,发现中国的外汇资产管理效率低于比利时、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但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文中对这一“吊诡”现象进行深入的剖析.针对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设计了“财政接管”的外汇储备管理框架,并对财政部门与货币部门的协调分工进行细化.就外汇储备本身的管理而言,本文提出按照外汇储备功能分层管理的思想,并对投资、管理思路进行细化.同时,就外汇储备管理的治理结构、透明度和外部监管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第九章是全文总结.

本文存在的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有：(1)在分析思路上,针对外汇储备成因从制度上、政策上和直接诱因三个角度剖析外汇储备激增的成因,使成因分析更全面、深入,(2)系统的考察了外汇储备对国内物价的冲击、对外汇市场造成的压力以及对*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产生的影响,同时估计了*银行货币冲销的效果、外汇市场干预效果；(3)在分析最优外汇储备量时,突破了以前线性模型中“外汇储备均衡”的缺陷,利用动态调整模型确定中国最优外汇储备量,使分析更加贴近实际.同时对持有外汇储备的不同动机进行静态和动态分解,并从调整系数的角度分析中国最优外汇储备高企的成因.这在以前研究中鲜有涉及；(4)不同于以往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角度论述减少中国外汇储备的路径,而是从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设角度分析其对减少中国乃至东亚外汇储备囤积的作用,(5)在分析方法上不仅有亚洲整体的横向面板数据分析,也有针对中国的纵向时序分析,所用数据不仅有年度、季度的低频数据,也有月度的乃至周、日的高频数据,从而使研究更加全面和稳健,(6)首次论述了“财政主导,央行配合”的外汇储备管理思路、框架.

文章的不足之处可能有：(1)在分析中国最优外汇储备量时使用的是1992年-2010年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考虑到变量比较多但时间维度相对较短,有可能会影响自由度.对于进口倾向m出现与逻辑和经验不吻合的系数符号,文中解释不足；(2)对于外汇储备的投资途径,由于数据限制,本文并未考虑投资于黄金这个重要的渠道；(3)限于篇幅,本文仅围绕着外汇储备最优数量展开分析,但外汇储备管理不仅包括数量管理,还应涵盖结构管理(币种结构、资产结构、地域结构)、风险管理(汇率风险、违约风险等)这两个方面.

第四篇亚洲经济论文范例：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决定因素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与科学技术革命的不断发展,国际分工从产品层面延伸到产品内工序层面,产品内分工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贸易形式开始日渐增长.这种贸易形式以产品生产过程的分散化为基础,根据不同国家与地区所存在的资源禀赋、生产技术、交易成本、制度等因素的差异,将原来生产的过程拆分为不同的生产阶段并分散到不同的国家与地区进行生产,形成以生产工序、环节为对象的分工体系.

基于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理论和建立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前提下的新贸易理论仍可以解释该分工与贸易的成因.但由于产品内分工的一些问题难以用贸易理论来解释,比如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组织形式选择问题.所以产品内分工理论亟需一些新的理论加入,以完善贸易理论对产品内分工现象的合理解释.2000年以后一些经济学家从产业组织、契约理论方面分析了国际贸易理论涉及的微观基础,和世界范围产品内分工的原因及其对世界贸易模式的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Grossman-Hart-Moore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相结合,在Dixit-Stiglitz(DS)垄断竞争框架内建立理论模型,从不完全契约的角度分析产品内分工的出现及其组织模式选择,并讨论不完全契约对产品内贸易的影响.同时还考察企业对一体化即FDI、非一体化即外包生产的选择问题,及产品资本密集度和企业剩余控制权等因素对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影响.

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导论部分首先对产品内分工与贸易及相关概念作了界定,并介绍了文章的选题背景、理论现实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结构安排、创新点和有待研究的问题.第一章为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文献综述,对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成因及企业组织方式选择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归纳了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度量方法.第二章为本文的理论基础部分,首先,在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下分析产品内分工的成因.其次,在Dixit-Stiglitz(DS)垄断竞争框架内建立理论模型,从不完全契约的角度分析产品内分工的出现及其模式选择,并讨论不完全契约对产品内贸易的影响.第三章首先对亚洲经济体参与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根据出口竞争力RCA指数和出口相似度指数,对各经济体产品内贸易情况进行比较.其次,研究中国参与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主要形式——加工贸易的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再次,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计算我国工业行业出口的垂直专业化指数,从而进一步对我国参与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程度进行分析.第四章为本文的实证部分,首先利用1996-2007年亚洲经济体的产品内贸易数据建立模型,分析国际产品内贸易的决定因素.其次在计量模型检验结果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动态评估.第五章为结论和政策建议部分,根据以上分析对全文进行总结,并针对我国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现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产品为资本密集型时,企业会选择一体化即FDI的方式进行生产,产品内贸易表现为一体化的FDI的形式,若产品为劳动密集型,企业选择外包的方式进行生产,产品内贸易形式以非一体化的外包形式.第二,与完全契约条件相比较,不完全契约会使得中间产品的资本和劳动投入不足,而且提高了产品的价格,扭曲了收入分配结构.第三,开放条件下,不完全契约不会改变传统的分工和贸易模式,资本密集型的中间产品通过一体化即FDI的方式从资本丰裕的国家获得,劳动密集性的产品通过非一体化即外包的方式从劳动丰裕的国家获得.第四,亚洲经济体内部的零部件贸易量已经大大超过了与区域外的零部件贸易.而且发展中经济体实现了产业升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产品内贸易结构上雷同.第五,利用投入产出法对我国参与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程度表明,近十年中我国参与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程度不断加深,2007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略有下降.分行业计算VS指数结果显示,机械类行业参与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程度较高,纺织和服装行业参与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程度相对较低.第六,产品内贸易出口国的要素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契约环境等因素是吸引国际生产转移的持续动力,也是产品内分工与贸易发展的基础和动因.

本文主要创新在于:第一,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从研究对象和概念涵义上进行延伸和扩展,这种新型国际分工的研究使标准贸易理论的研究视野由产业间、产业内分工扩展到产品内分工,概念涵义也进行了扩展,如契约环境、交易成本、基础设施等因素也纳入到比较优势范围,形成了广义的比较优势的概念.第二,对产品内分工的微观基础——企业的组织形式进行深入研究.由于原有的贸易理论难以解释产品内分工的微观问题,在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中引入不完全契约理论,能够更好地分析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成因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微观基础.第三,在Dixit-Stiglitz不完全竞争、差异产品模型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将比较优势、规模经济理论与不完全契约理论相结合,对企业的组织形式选择和贸易模式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第四,利用回归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法,对亚洲10个经济体的产品内贸易的结构及其变化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因素进行动态评估和比较.

第五篇亚洲经济论文范文格式：澳大利亚亚洲融入研究

自1901年联邦政府成立以来,孤悬于南太平洋一角的澳大利亚就始终面临着身份定位的困惑.从历史和文化方面来看,无论澳政治制度、民族文化、种族宗教还是价值观念无不移植于英国,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西方国家,应归属于西方世界；然而,从地理和现实来讲,它紧靠亚洲,是东南亚地区的自然延伸,与亚洲国家日益增强的外交和经济往来使其又是亚太地区一员.随着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亚洲地区持续转移,澳大利亚的地区身份认同困境变得愈加严重,一方面,英帝国“夕阳西下”、欧洲一体化使澳俨然成为西方世界的“弃子”,澳大利亚与欧洲关系已是渐行渐远；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虽已难解难分,其未来也越来越系于亚洲,但澳大利亚始终缺乏亚洲意识与地理身份的认同感.在此情况下,融入亚洲增强地区意识、抛弃“欧洲海外延伸部分”的传统观念,加入亚洲成为此地区的一部分就成了化解历史与地理矛盾、缓解澳地区身份认同困境的最佳途径.澳大利亚的“融入亚洲”政策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发展过程,它是由二战前的“隔绝亚洲”、20世纪70年代的“面向亚洲”政策发展而来,其融入亚洲的进程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由追寻经贸利益的单一目标到增强地区影响力、塑造有利安全环境、重塑新地区身份等多元目标扩展.继1983年提出“亚洲化”口号后,90年代初,基廷政府时期澳大利亚加快了脱离西方世界而靠拢亚洲的步伐,明确提出融入亚洲、成为“亚洲地区一部分”的政策目标,并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采取了各种推动措施.2012年10月,澳政府发布《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明确将自身定位为“亚洲地区一员”,至此,融入亚洲正式上升到澳国家战略层面,也具有了地区身份认同的内涵.本文将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归纳为：政治融入、经济融入与安全融入三个方面,分别阐释了融入的背景、融入途径以及融入的主要表现.澳融入亚洲的动因并非单一的经济利益因素所推动：第一,亚洲松散的地区特性为澳提供了融入空间,亚洲崛起大趋势与欧洲、北美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对澳融入亚洲起到了强大的吸引力和外推力.第二,追寻国家利益是每个民族国家对外行为的起点、最终归宿,融入亚洲也是澳大利亚维护自身经济、安全、文化价值观利益的天性使然.第三,澳亚频繁的交往、互动不仅造就了彼此的相互依赖、紧密相连,双方的偏见误解、错误感知也日渐消减,信任和共识不断扩大,澳对亚洲的“群我感”日益增强.澳由欧洲向亚洲身份认同的变迁以及彼此传统观念的转变构成了其不遗余力融入亚洲的重要基础,也为亚洲国家提升对澳亚洲地区身份的“接纳度”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融入亚洲是澳大利亚明智而富有远见的选择,符合其国家未来发展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对亚洲地区秩序与一体化发展具有积极效应.未来,澳融入亚洲的进程任重而道远,需要澳与亚洲国家为之付出努力.首先,文化价值观念的异质性是阻碍澳融入亚洲重要因素.为此,澳应抛弃西方文化的自我优越意识,尊重亚洲地区的多元文化、传统和观念,克服狭隘的民族意识,吸收多元文化的有益之处.亚洲国家也应放弃长期秉持的传统偏见,向澳传达不存在修正澳自身民族价值、观念原则的意图.其次,亚洲国家的接纳度是决定澳融入亚洲的关键.作为一个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在亚太事务中具有独特的倡议能力,是亚洲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合作的重要推动者.亚洲国家应从战略的高度看待其地区作用,并从长远的眼光审视双方现存的文化差异,重视澳大利亚的安全关切与自身利益需求,发展囊括边缘群体、包容他者的豁达胸襟.最后,美国是澳融入亚洲的重要障碍.澳与亚洲国家走近,而与欧美世界走远,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地区利益.美国一边搅乱地区局势,加剧澳自身的不安全感,一边又许以安全承诺,增强其对美国的军事依赖.近年来,澳美军事同盟关系不断强化,美国于2011年高调宣布作战部队进驻澳北部城市达尔文就被认为有防止澳“变节”、脱离美国的意图.澳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损害了其中等国家的独立形象,稀释着澳融入亚洲的意愿和努力,也加剧了亚洲国家对澳大利亚的提防意识,无益于彼此信任感的培育.澳大利亚亲近亚洲、融入亚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阻碍因素都不会永久性的横亘于双方之间.澳大利亚与亚洲的融合也将为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互补共生、互利共赢提供有意的参考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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