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困境》
本文是关于资本主义类自考开题报告范文跟中美和贸易和摩擦和世界和体系类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摘 要：资本主义的去工业化与金融化使得当前世界体系的经济增长模式建立在全球贸易失衡的基础之上,并且需要一些发达国家以持续的加杠杆和信用扩张为前提.这就决定了世界体系的不稳定性与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进而也就构成了美国推动贸易再平衡,高举贸易保护大旗,针对中国制造贸易摩擦.因此,对于中国而言,长期解决贸易摩擦的根本出路在于降低本国经济增长对美国市场出口的依赖,而短期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则需要充分考虑为经济结构转型调整创造必要的时间与空间.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资本主义矛盾;世界体系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1-0027-12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并且“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近年来,美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特别是2018年以来针对中国多次出台贸易限制政策,引发中美贸易摩擦.美国这种逆全球化的政策选择给世界经济复苏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美贸易关系,如何理解中美贸易摩擦呢?本文认为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进与内在矛盾入手来加以分析,进而找到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短期策略与长期策略.
一、中美贸易关系
(一)从世界贸易维度审视中美贸易
中国与美国均在世界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以2017年为例,表1显示中国的出口额与进口额分别达到2.26万亿美元与1.84万亿美元,美国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达到1.55万亿美元和2.41万亿美元.中国的出口额位居世界第一,进口额位居世界第二,而美国的进口额位居世界第一,出口额位居世界第二.中美两国的出口额共占世界总额的21.49%,进口额共占世界总额的23.59%.因此,中美两国无论是在贸易体量方面,还是在贸易占比方面,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
(二)从中美经济维度审视中美贸易
根据一国的出口与进口,可以计算出贸易总额与贸易净额.前者可以反映一国经济的辐射能力,而后者则反映出净出口的特征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首先,观察贸易总额.表2显示,中国的贸易总额在2006年比美国低1.13万亿美元,而到了2012年则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这意味着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逐渐加深,并且伴随着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贸联系也愈发紧密.2006年至2017年间,中国的贸易总额占GDP的比例呈现递减趋势,而美国贸易总额占GDP的比例则波动较小.从贸易总额的增速来看,2006年至2011年间,中国的年均增速高达22.48%,而2012年至2017年间,年均增速则降至7.23%.上述变化说明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快速融入”到“逐步稳定”的过程.其中,2008年和2009年的贸易总额增速下滑则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特征也反映在美国的贸易之中.
其次,观察贸易净额,正值与负值分别表示贸易的顺差与逆差.表2显示,中国此间一直保持着贸易的顺差,对比2006年和2017年,虽然贸易顺差的金额增加了1.37倍,但是占GDP的比例却下降了3.01%.反观美国则一直保持着贸易的逆差,其贸易逆差值占本国GDP的比例相对较为稳定,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过后,这一指标长期处于4%至5%之间.
(三)从贸易结构维度审视中美贸易
贸易结构可以反映出一国产业结构与国际分工的特征.表3-a给出了两国主要商品种类的贸易情况,而表3-b则专门给出了数字经济商品的贸易情况.两张表格列出了中国与美国各自的进出口在世界贸易中与本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贸易收支.
从贸易收支来看,2017年中国的机械设备、纺织品等商品貿易拥有巨大顺差,化学产品、大豆、矿物燃料等则有不同程度的贸易逆差;而美国的机械设备、化学产品、杂货以及矿物燃料、钢铁等产品均有显著的贸易逆差,谷类、大豆则有贸易顺差.从贸易占比来看,机械设备不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均在两国的国际贸易中占据了较高的比例,中国的机械设备贸易在其进口与出口总额中占比分别达到46.7%与51.4%,美国的占比则分别为47.3%与47.0%.此外,两国不同产业的商品进出口在该商品的世界进出口中所占比例也体现出了不同特征.在出口方面,中国的机械设备,尤其是纺织机械,以及电气设备、摩托车、纺织品与钢铁产品的出口在这些商品的世界总出口量中占据了较高比例;矿石、矿物燃料、谷类以及大豆等商品的出口占比则较低.美国的谷类与大豆的出口占比均达到较高水平,其中大豆出口量在世界总出口量中的占比高达37.4%.在进口方面,中国进口的大豆与铁矿石在世界总进口量中占比分别达到64.0%与66.8%,而美国的原油、缝制产品、汽车等商品进口则占比较高.
在数字经济方面,美国2017年的数码零件与数字最终产品均有较大的贸易逆差,而中国虽然在数码零件贸易上有逆差,但其最终产品贸易却有较高的顺差.此“一逆一顺”也基本反映出中国在一些关键零部件以及核心技术领域还需要依赖进口的客观状况,进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还有待进一步升级.
(四)从双边贸易维度审视中美贸易
以上数据从不同维度对中美两国整体贸易情况进行了刻画,表4则进一步展示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关系.从中国的角度观察,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例较大,在危机前曾高达21%,危机后则有所下降;同时,其占中国GDP的比例则持续降低,从2006年的7.39%下降到2016年的3.44%.另一方面,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贸易额占进口总额的比例则不如出口占比那样高,且危机后有所上升,到2016年该比例已经达到8.5%,高于危机前的7.5%;但与出口额情况相类似的是,其占中国GDP的比例保持着持续下降的趋势.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占本国GDP比例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中美贸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变化.从美国的角度观察,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并不高,同时其占美国GDP的比例也较低,但近十年来二者均保持着上升趋势,危机前总出口占比仅为5.3%,GDP占比仅为0.40%,而到2016年,总出口占比提高至8%,GDP占比变化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但也提高到了0.62%.另一方面,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金额占总进口的比例不但数值较高,且在近十年中经历了大幅增长,从2006年的15.5%提高到了2016年的21.1%.这一数值已经超过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例,并且在GDP中的占比也呈现出上升趋势.
（五）从全球价值链维度审视中美贸易
随着分割生产的不断发展,加工贸易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在本国进行生产加工并出口的产品价值中,往往包含着部分进口于其他国家的中间产品价值.由于这一部分价值并非本国创造,所以其将导致贸易总值与贸易增加值二者之间的偏离.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就说明贸易总值将被高估,相反如果后者大于前者,则意味着贸易总值将被低估.
表5将2000年至2014年中美与日美双边贸易的总值与增加值数据进行了对比.1在2000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值高达5百亿美元,而按增加值计算的出口额则减少至3.25百亿美元.在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价值中,包含了较多的进口中间产品的价值,数值之间的对比显示出了中国目前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加工贸易的依赖,同时也揭示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与贸易顺差并没有贸易总值数据所反映的那么大.
此外,从2000年至2014年的数据变化来看中美与日美双边贸易的贸易收支总值与按附加值计算的数额的变化情况,并对中国与日本所面临的不同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按附加值计算的贸易收支（对于中国来说是贸易顺差）的变动趋势与总值相近,但在数额上则有显著的差距,贸易顺差的总值要远高于按附加值计算的贸易顺差.如表5所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总值在2006年就突破2千亿美元,若按附加值计算则是在2013年才突破2千亿美元.反观日本,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关系中,其贸易顺差虽然小于中国,但其按附加值计算的贸易顺差却始终大于按贸易总值计算的顺差.这充分反映出在全球价值链维度,中美贸易与日美贸易的不同特点.
二、中美贸易摩擦
(一)美国是国际贸易摩擦的主要制造者
在分析此轮中美贸易摩擦之前,有必要对近年来国际贸易摩擦的整体情况有所了解.表6展示了世界主要国家在2009年至2018年6月间出台的贸易限制政策情况.从中不难发现美国是国际贸易摩擦的主要制造者.按照累计数量从高到低进行排位,美国赫然居首,此间累计出台贸易限制措施高达1503件,占比达到18.37%.仅2018年上半年发起件数就已达92件.中国在2009年至2018年6月间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件数为374件,其数量不仅低于美国、德国、英国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印度、阿根廷以及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因此,上述数据充分体现出中国与美国近年来对待国际贸易所持有的不同态度.中国秉承开放理念,积极推动自由贸易,而美国则根据自身利益,不断制造贸易摩擦与争端.
(二)美国的贸易限制政策多数针对中国
既然美国是国际贸易摩擦的主要制造者,那么其主要针对哪些国家进行贸易限制呢?以反倾销为例,表7给出了1995年至2016年6月末发动国家与被发动国的统计情况.从中可以发现,中国一共遭受了840起反倾销贸易限制,其中107起来自美国;而在这期间,美国共对世界其他国家发动过368起反倾销贸易限制,其中对中国所发动的贸易限制占比将近1/3.因此,在美国出台的反倾销贸易限制中,中国遭受的起数位居首位,远超世界其他国家,是位居第二位的日本的4倍以上.尽管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体量庞大,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确实针对中国出台了大量的贸易限制政策.
(三)此轮中美贸易摩擦涉及的领域及其影响
2018年,美国高举贸易保护的大旗,已经出台了多项贸易限制政策.2018年3月至6月间,美国通过宣布对钢铁和铝分别加征25%与10%的关税,上述贸易限制政策波及了很多国家,但部分国家却得到了豁免.中国作为美国主要钢铁与铝的进口国承受了上述贸易限制政策的影响.因此,中国宣布对从美国进口的水果、干果、坚果、胡萝卜与钢铁制品加征15%的额外关税,对猪肉与铝制品加征25%,从美国进口的该类商品总额占中国该类商品进口总额的17.2%,其中猪肉、铝与胡萝卜占比均超过20%.
在美国贸易代表公布了针对中国贸易所进行的“301条款”调查结果之后,中国就与美国进行了多轮磋商.中方为避免贸易摩擦而做出了必要的让步,但仍然遭到了美方的漫天要价.如表8展示,2018年7月6日,美国实施了对从中国进口的包括通用机械、电气设备、汽车等818项商品征收25%的额外关税的贸易限制措施,受到该项措施影响的进口额在美国对应商品的总进口额中占比达到7%,在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总额中占比达到6.38%.而在这两项指标中,占比最高的则分别是铁路车辆等商品与通用机械.另外,中国也对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畜产品、渔业产品以及汽车等共计545项商品征收25%的额外关税.受到该措施影响的美国商品进口额在中国对应商品的总进口中占比达到28.6%,而在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总额中占比达到22.61%.在前一项指标中,棉织物等产品占比最高,达到44.1%,而在后一项指标中占比最高的则是大豆等产品,达到了9.59%.此后,美方在2018年9月18日宣布,将从2018年9月24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约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而从2019年1月1日起这一加征的关税税率将会提高到25%.作为反制措施,9月24日起中国开始对美国5207个税目、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或5%的关税.此后的一段时间中美双方针对贸易问题展开了多轮磋商,12月1日,两国元首会晤后达成共识,提出将朝着停止、取消互相加征新的关税的方向共同努力和加紧磋商,美国则取消原定于2019年1月1日开始的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加征更高的关税.然而,自2019年以来,双方的谈判多有波折.2019年5月9日,美国宣布自10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由10%提高到25%,而中方則决定在开展排除工作的基础上,自2019年6月1日起,分类别地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5%到25%不等的关税税率.目前,中美仍在就取消加征关税进行磋商,并谋求协议的达成.
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困境
(一)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进
前文的分析显示,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其贸易在全球贸易中居于重要地位,并且中美贸易也自然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一组双边贸易关系,其中中国拥有顺差,而美国存在逆差.这样的贸易结构与特点,其本质反映出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所面临的困境.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全球经济增长就是一个持续进行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并且这一过程需要在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中来完成.因此,理解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就是搞清楚价值生产以及价值实现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在二战之后,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角色是负责价值生产,并向其他国家提供资金以解决价值实现.美国凭借着本国的工业优势,大量出口商品,获得贸易顺差.此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确保进口国有能力来持续购买商品.为此,可以通过向进口国提供美元信用来加以解决.其好处是,一方面可以帮助美国将本国的产品卖出去,实现价值;另一方面则是持续输出美元信用,以巩固提升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之中的核心地位.
第二个阶段,美国逐步脱离价值生产,转而依靠加杠杆和信用扩张向世界提供消费市场,扮演价值实现的角色.美国的工业优势不再一枝独秀,受到利润率下降与外部竞争的影响,开始加速去工业化,即通过跨国公司向生产成本更低的其他国家进行产业转移.[1]（P20）并且,伴随着去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其国内的消费需求必然依靠商品进口来加以满足,而且这也为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提供了消费市场,解决了价值实现问题.此时,美国保持贸易逆差对世界的再生产过程就变得至关重要.只有美国的逆差不断扩大,其他国家所进行的生产才有持续扩大规模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要美国不断扩大贸易逆差,那么如何来弥补其国际收支的缺口呢?这就要求美国经济必须持续加杠杆,扩大债务规模,同时吸引贸易顺差国家将其所获得的贸易盈余再投资于美国,进而实现美元回流.
上述世界体系中美国角色的变化,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换言之,即产业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在去工业化的作用蜕变为金融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2]（P38）对此,最为直观的体现就是全球失衡.所谓的“全球失衡”是指一些国家持续扩大贸易逆差与另一些国家持续扩大贸易顺差二者长期并存的现象.之所以会出现全球失衡,意味着在金融化资本主义时期,世界上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的角色分化.
(二)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
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将导致工人的消费无法覆盖全部产品的社会价值,于是就会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3]（P350）
那么,为了延缓危机的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出现了“银行转型”的现象,即银行加快了从商业银行业务向投资银行业务的转型.前者主要依靠吸收存款,向工业企业发放贷款,赚取利差,而后者则主要向工薪阶层提供信贷额度,然后通过抵押贷款的资产证券化模式出售债券,进而赚取金融*的服务费与金融产品的溢价.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前一种业务模式主要服务于产业资本,为企业扩大生产提供了必要的资金,解决了资本积累与价值生产的问题,后一种业务模式主要针对工人这一消费群体,以“寅吃卯粮”式的金融创新提升了相对贫困化工人的短期消费能力,解决了大量商品的价值实现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以资本的形式积累财富视为社会的最高目的”“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4]（P177）,因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银行转型所谓解决价值实现问题,仅仅是暂时性的,而非永久性的.银行转型的意义在于延缓危机的爆发,其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使得家庭部门的负债率提升,进而支撑起美国70%以上的消费主导下的总需求;其次是金融、保险、房地产等产业部门的发展以及金融产品的创新与不断膨胀.[5]（P24）
在上述两方面的影响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关于利息率的悖论.对于家庭部门而言,利息率的提升会造成贷款人还款压力的增大,这是导致抵押贷款违约率攀升的主要风险.对于金融部门而言,大量抵押贷款证券化的金融产品需要出售,利息率不仅是上述证券化产品收益的基础,而且从利息率平价的角度来看,高利息率也是推动汇价走强,吸引国外资金,特别是贸易顺差国的资金回流美国的前提.[6]（P128）回顾美国的金融危机,与美联储基准利率的U型翻转密不可分.“9·11”事件之后,为了刺激经济,13次降息使得基准利率由6%下降为1%.这期间美国的抵押贷规模迅速膨胀,尤其是次级贷款与Alt-贷款大幅增加,为随后的危机爆发埋下了种子.从2004年6月开始,直到2006年6月,美联储又连续17次加息,将联邦基准利率从1%提高到5.25%.随之而来就是自2006年起抵押贷款违约率急剧攀升,进而在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申请破产,标志着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此外,从利息率悖论出发,也容易理解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当利息率升高引发房产抵押贷款违约率大幅攀升之时,应对危机最为有效的措施显然是降低利息率.这时,经济的低迷、信心的崩溃以及收益率的下降,使得国际资金逃离美国成为必然.那么,为了度过危机,就需要以国内的信用创造来替代国外的资金回流,以提供充足的流动性,维系极端条件下利息率悖论的平衡.这也是美联储大量购买长期国债与两房债券,导致其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的根本原因.需要格外注意的是量化宽松是形式,财政扩张才是本质.这相当于以政府部门的加杠杆去支持家庭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去杠杆.1982年至2010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从0.396上升至0.457,联邦总债务占GDP比例则从35.3%上升至93.2%.
约翰·罗默曾在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中引入了政府为失业的工人提供社会保障的假设,进而得到一些非常有趣的结论.[7]（P177-199）假设社会中存在着N*个工人,但是其中只有N个工人被雇佣,而其余的N*-N个工人则成为产业后备军中的失业者.失业者的数量将影响到工人与资本家的谈判能力,进而会影响到剥削率的高低.显然,就业者越少,失业者越多,工人的谈判能力就越弱,剥削率的水平就越高,反之亦然.在短期内,技术水平一定的条件下,由资本的技术构成所决定的并反映其变化的资本有机构成也是确定的,进而与由就业率所决定的剥削率可以共同确定出一个资本家的税前利润率水平.需要注意的是税后的利润率水平才是资本家的实际利润率水平,而税率又取决于政府所面对的失业者数量.就业率越低,失业者数量越多,政府为他们提供必要社会保障的财政压力就越大.那么,在不考虑政府扩张财政赤字的条件下,所需要给利润率设定的税率就会越高.于是,在低就业率的情形下,与高税前利润率对应的高税率会压低税后利润率水平.相反,高就业率虽然有利于解决产品价值实现的问题,但是也提升了工人的谈判能力,降低了剥削率,使得资本家的税前利润率水平被压低,从而减弱资本家的投资意愿.由此可见,就业率（失业率）实际上对于资本家而言就是一柄双刃剑.上述逻辑的意义在于,当引入政府部门之后,就会发现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可以转化为政府政策选择取向的矛盾,即当政府的债务负担非常沉重甚至难以为继的时候到底应该向资本家征税还是减税.这一点在美国的金融危机与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之后表现得异常明显.
四、结论与启示
中美贸易失衡是美国针对中国制造贸易摩擦的导火索.当然,不可否认美国制造贸易摩擦还有更為深层次的原因与目的,但是原本由去工业化与金融化所导致的中美贸易失衡却成了美国选择贸易保护政策的口实.因此,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前景进行分析,就必须要回答以下问题,即当前建立在贸易失衡基础上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到底能否持续存在下去?本文认为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具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所以金融资本主义通过加杠杆和信用扩张所支撑的贸易逆差不可能持续扩大.于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当前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必然面临着深刻的变革.这不仅是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时代背景,而且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根本原因.基于上述判断,就长期而言,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降低对美国出口的依赖,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策略选择,为此中国需要进行系统性的经济结构调整.显然,结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短期之内,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必要的时间与空间,将成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则.
参考文献：
[1] 乔晓楠,何自力.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与中国的工业 化道路[J].经济学动态,2016（9）：17-28.
[2] 乔晓楠,张欣.美国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启示——反思配 第-定律[J].高校理论战线,2012（12）：32-42.
[3]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何自力,乔晓楠.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增强我国经济 创新力和竞争力[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2）：22-25.
[6] 乔晓楠,何自力.理解《巴黎协议》——一个产业变迁与 碳排放的双层分析框架[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3）： 118-143.
[7] Roemer,J. E.,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an Eco- nomic Theory [M]. Cambrigde University Press,1981.
本文汇总：该文是关于对写作中美和贸易和摩擦和世界和体系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资本主义本科毕业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资本主义引用文献:
[1] 资本主义论文题目大全 资本主义论文标题怎么定
[2] 优秀资本主义论文参考文献 资本主义英语参考文献哪里找
[3] 资本主义论文大纲格式 资本主义论文提纲怎样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