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饭碗还端得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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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山东滨州,农民机械化收割小麦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世界而言,都意味着“吃饭”成了一个更严峻的问题.
6月9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当下共有超过8.2亿人正在挨饿,约20亿人处于“隐性饥饿”中.到今年年底,全球遭受严重饥饿的人口数量将会比去年翻倍.“我们的食品系统正在失灵,而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则将使情况进一步恶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在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也成了今年全国的焦点.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强调的“六保”,其中之一就是“保粮食能源安全”.而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针对社会关切给出了四句回应：“粮食连年丰收,库存比较充裕,口粮绝对安全,饭碗端在手里.”
全球危机通常伴随着粮食安全危机,这是被历史经验不断证明的.揆诸中国历史,粮食问题既是治乱之果,也是治乱之由,“国之大事,死生之地,不可不察”.
我们的饭碗,还端得牢吗?
“自给自足”的回潮
全球各地的粮食形势都深陷紧张状态.
天灾对生存资料的摧毁性影响,我们其实才见识过不久.2019年非洲猪瘟暴发,导致猪肉疯涨、猪肉CPI涨幅创三年新高的情形还近在眼前.
人可以不吃肉,但不能不吃饭.从当前形势看,吃饭问题绝非高枕无忧.
今年5月初攻袭南亚的蝗灾,给印度这个农业生产大国带来了致命性的一击.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预测,境外沙漠蝗如果得不到控制,夏季迁入我国境内的概率将大幅升高.
蝗虫所至,粮食减收,甚至绝收.
祸不单行.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疫情蔓延全球导致客观上的贸易停滞,都让全球化出现逆转趋势.过去对以贸易来保障粮食供应的信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动摇.
据预估,美国疫情至少将持续到七八月份.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全球疫情都还没有出现要结束的迹象.这必然促使各国增加粮食战略储备量,限制出口.
一些国家已经陆续发布了粮食出口禁令.越南、泰国、印度等主要稻谷农产国家地区都相继实施了粮食出口紧缩,进入了严格的贸易管控期.
粮食贸易问题只是“逆全球化”的一个局部,但它是一个关键的局部.“逆全球化”,既是一种嵌入时代的背景,又是一种剧烈的短期现象.而短期的剧烈,只要持续一个粮食生产周期,就足以让无数国家陷入生存困境.
疫情的暴发使各国普遍倾向于“自力更生”.6月8日,美国桥水投资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投资官瑞·达利欧便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断言,我们将会看到全球化转向“自给自足”.“疫后,我们所认识的资本主义将会彻底改变.”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更早期已指出“一个经济自力更生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也作出类似预测：疫情打乱的全球供应链,甚至可能倒逼自然经济复苏—回归到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
问题是,对于许多国家而言,自给,往往并不能自足.
如果“各人自扫门前雪”已成定局,那么中国人靠什么来支撑自己对粮食的信心?
首先,库存状况.一是目前的实量储备,二是贸易封闭下的粮食生产能力.
我国采用粮食收储政策,大中型城市通过米面油等成品储备满足10～15天的供应,从而实现应急保障.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2019年中国的稻米总产量接近2.1亿吨,稳居全球第一,而2020年,中国居民对大米的消费量预计为1.9亿吨左右.
此外,粮食安全的底气,还取决于耕作能力的“底线”.
“有土斯有粮”,耕地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早在2006年全国“”上就提出的“18亿亩红线”,曾是保障粮食生产能力的底线,且不论这条底线近几年摇摆不定,仅从算术概念上衡量粮食安全问题,对于特殊时期而言,底气还远远不足.
“逆全球化”,既是一种嵌入时代的背景,又是一种剧烈的短期现象.而短期的剧烈,只要持续一个粮食生产周期,就足以让无数国家陷入生存困境.
眼下春耕已过,能否保住今年的收成,稳住粮食后续供应,成为整个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剑拔弩张的贸易困局中,秋收冬藏的颗粒间,始终暗涌着无数风云变幻.
粮食与中国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粮食大国.
距今一万年前我们就进入了原始农业文明.古谚“民以食为天”的原话是：“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民为国基,谷为民命.在漫长的皇权专制时代,王朝存毁,国运起伏,政治明晦,几乎都与粮食的生产状况息息相关.
中国人在耕作方面也的确天赋异禀.比如间、套复种的多熟制度,比如根据气象水温规律摸索出的二十四节气规律.
黄河流域文明常受洪灾,却比长江流域更能代表古老中华文明,个中原因之一就是黄河流域沃土滋养了最早的农耕文明.美国学者将中国传统农业模式称为“永久农业（Permanent Agriculture）”,这个概念影响了后来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理论,人与土自成循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五谷不绝,百姓有余谷也.
但“风调雨顺”终究只是农业生产的理想化.农民靠天吃饭,也苦天灾久矣.
人为机制也不见得完美.纵有重农政策为支撑,土地占有制度的不合理、耕者无其田,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生产率低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营与自然经济相互掣肘,多数农民生活极端贫困,贫瘠地区常見饿殍满地.
饥荒,一直是中国社会进程中最具痛感的灾难之一,饥饿,则是国人经受过痕迹最深重的历史记忆之一.
新中国成立之际,发展工业成了当务之急,但用农业供养工业的路径行走得极其艰难,加上计划经济指导思想的偏颇,迨至50年代,农业生产开始耗尽其后劲,耕地和劳动力都负载不堪.
1960年,大饥荒犹如洪水猛兽席卷了中国大地,这次天灾人祸是近代史上最惨痛的饥饿记忆之一.
为什么千万年的历史经验,仍然不能让中国人摆脱饥饿?
传统农业之脆弱性的一大关键,还得回到土地里来.历来不断拉锯、催化的人地矛盾,既是人的困局,也是地的困局.
早在18世纪末,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就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概括了其中规律：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不相等—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会按几何比率增加,而人类所需的生活资料则是按算术比率增加的.
中国的传统农业是一种过密型增长（overdue increase）型产业,在劳动投入边际产量降到零点前,农民通常持续地投入大量劳动,很难取得效益的最大化,人口压力一旦激增,粮食生产极易捉襟见肘.
著名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也曾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过密化”的概念：迫于社会人口压力不断增长,虽然耕种产量总体上不断增加,但粮食生产的单位劳动边际效应却在递减,最终被锁定.
根据特殊国情,我国早就摸索到了终结饥饿的唯一解：必须靠提高单位面积粮食产量.而归根到底,是要靠科技,农药、土壤改造、种子改良,以及从政治高度保证耕地面积,缺一不可.
可以说,中国人普遍吃饱肚子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了.经历过60年代饥荒的袁隆平,在饥饿中苦苦思索：如何尽快研究出提高粮食单产的种植方法,让每个人都吃得饱饭.
1971年,袁隆平被调到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专门研究杂交水稻,仅短短2年的时间,可以亩产1000公斤的超级水稻問世了.
亩产1000公斤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在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模式下,农业亩产受制于人力、技术及自然条件诸种因素,依考据,唐朝盛时,拥有全国最肥沃灌溉农田的太湖地区,亩产不过都才100～160公斤.封关锁国的王朝生产力进步艰难,到了明清,这个数字也不过涨到300公斤/亩左右.
亩产1000公斤的理想,袁隆平已经实现了,而饥饿的深重记忆,潜伏于包括他在内的一代代人躯体里,暗藏在历史的体肤里.
某种程度上而言,正是对饥饿的深刻体验,推动了杂交水稻的突破.
这让人想起费孝通先生在著作《江村经济》里提出一个视角：“驱使（华产党运动）成百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
为拯救受控于未知天灾、有限土地的脆弱农业,袁隆平将毕生奉献给了杂交水稻.用世纪性的突破强调了：无论在盛世还是乱世,永远都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端牢饭碗”问题
从“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到“18亿亩红线”,从资源角度出发,吃饱饭的问题,依旧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国际战略性问题.
亩产1000公斤的理想,袁隆平已经实现了,而饥饿的深重记忆,潜伏于包括他在内的一代代人躯体里,暗藏在历史的体肤里.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相继制定和完善了《农业法》《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一定程度抑制了耕地面积锐减的势头,提起了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同时也有一些声音,认为在全球自由贸易条件下,守住耕地的重要性已大大减弱.这种自信,本质上是对中国既有耕地及劳动力“比较优势”,及国际自由市场分工的过度信任.
过度寄望于市场流通和国际分工的一个关键性漏洞,在于没有意识到粮食作为生存资料的特殊战略性.而这几年的贸易纷争,以及突袭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终于以一种惨烈的方式揭示了这一点.
愈加严峻的贸易保护风口下,驱动型进口不断增长,进口对农业造成的冲击也一直存在.另一方面,农业生态因资源的过度开发也面临着危机,透支、农业人口缺乏等硬伤像一直未曾熄灭的红灯.
据国家统计局提出的有关部门研究,早在2010年我国平均达到小康水平时,人均粮食需求量就有了420公斤,全国粮食需求总量则为5.88亿吨；2030年人均粮食需求量应为440公斤,全国粮食需求总量为7.04亿吨.
可以说,未来30年中国将依然面对粮食压力.
从市场主义的观点出发,粮食供求波动依循自然规律,短缺、过剩都是必然.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因过剩而销毁粮食的故事并不陌生.然而着眼我国,耳熟能详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宏观视角的粮食生产与消耗方面,也同样适用.
这提醒我们,再完善的市场体制、再发达的国际分工和全球化,也不可能从源头解决吃饭问题.
生活在城市里,在手机里看世界,为疫情恐慌,为身边世界里渺小而用力的个体而动容,但看起来,我们似乎,“永远、暂时、不必”为吃饭的问题担忧.
可预见的贸易保护锐增也好,短期储备与长期耕地紧张的实况也罢,疫情给全球带来的余震尚不可测.如何应对粮食供应的不确定性、粮食市场升级为更严重危机风险的可能性,如何保障一个足以从容应对的粮食安全体系,是“后疫情”时期的当务之急.
真正的粮食安全问题,需要离开手机,回到饭碗里.而饭碗的问题,更要从餐桌上,回到土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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