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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奥多·冯塔纳（Theodor Fontane,1819-1898）是德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被誉为社会批判性最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年近六十才发表第一部長篇小说《暴风雨前》,而后创作多部作品,开辟了批判现实主义道路,带领德国现实主义迈向新纪元.

一、冯塔纳与批判现实主义

冯塔纳能够成为德国批判现实主义先驱,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及其个人经历脱不开关系.

1848年三月革命,冯塔纳站在工人阶级一边、支持力量兴起,他在报刊发表文章,拥护共和政体和国家统一.然而革命失败,德国虽在之后走上统一道路,但贵族阶层实际享有各种特权,他们以个人出身而非个人能力与魅力决定人的价值,“这种扼杀人的个性自由、否认人人平等意识的社会等级观念完全有悖于法国大革命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类崇高理想.”[1]冯塔纳对现实失望,试图寻找新方向,他认为：“在各个角度上体现了我们这一时代特点的便是它的现实主义”,“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和艺术本身一样古老,甚至更为古老：它就是艺术.我们现在所说的新方向其实就是向那条唯一正确的道路的回归”[2],从而开始开辟新道路.

多年记者生涯及游记撰写经历,造就了冯塔纳独到的观察力及对细节的把握,使他能真实描摹现实.但冯塔纳所理解的现实主义绝不是对现实的机械再现,他将后者和真实的现实主义与未加工的矿石和冶炼过的金属对比——“缺少了提纯的过程”[2],即需经由艺术者加工创作.他强调,“一切艺术创作首先需要原料,或曰需要真实”,现实主义“要的是真”,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剔除“谎言、做作、模糊和麻木”[2].

二、批判现实主义在小说中的体现

(一)人物塑造

在《混乱与迷惘》中,冯塔纳对现实的“提纯”首先体现在人物塑造上.

普鲁士军官博托享受贵族优待,居住在布置高雅的住宅里,出入俱乐部和沙龙,对交际应酬从善如流.但他推崇自然,厌恶贵族圈里的逢场作戏.他有着强烈的平民意识,认为“每个社会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荣耀”[3],待人平等友善.他与马车夫贴心交谈、将花农狄尔称为朋友、与狄尔太太共舞,放弃尊位而坚持坐在老洗衣妇尼姆普迟夫人旁的小凳子上,同时念赞美诗向其表达敬意,在尼姆普迟夫人去世时如约亲自为她送上花环.

洗衣女蕾娜虽出身平民、无甚文化,但勤劳善良、率真质朴.她对博托怀有好感便欣然接受其送她回家的提议,对贵族聚会中的客套敷衍毫不掩鄙夷.

(二)自然景物

崇尚自然的博托爱上了真实不做作的蕾娜,冯塔纳也为二人的恋爱设置了相应的自然场景.

小说开篇如是道：“这是圣降临节后的一周,白天的时间很长,炫目的日光似乎不愿意告辞.然而,今天的太阳已经沉没到威尔默尔斯村教堂钟楼的后面.照射了一整天的日光此时已经隐去,暮色笼罩着屋前童话般幽静的小园子.”[3]这样的描写赋予了小说田园牧歌般的氛围,也为这场“并非门当户对的联姻（Mésalliance）”披上了浪漫梦幻的色彩.他们在月夜的花园中散步,“园子里处处弥漫着沁人心脾的清新芳香等林中悄无声息,只有萤火虫嗡嗡地在空中飞舞”[3],他们在乡间小路欢跳高歌,“两侧的杨树正吐露着新绿,雪花状的杨絮撒在草坪上,像摘下的棉花一样,铺在上面.”[3]一切都体现着自由恋爱的真挚美好,表达着“有情人心心相印,拥有着人们所能拥有的最好的品质：真诚、爱、自由”[3]的美好诉求.

(三)爱情悲剧

然而现实主义不管经过怎样的提纯,要反映的始终“是所有真实生活、所有真实力量和利益”[3],二人的感情终究冲破不了社会等级秩序的束缚.

小说第一次提及蕾娜和博托时便介绍道：“现在两人正往威尔默尔斯村方向转悠;走的是小道,那里是不会有人走的.”[3]从而昭示二人关系违背社会等级秩序、不能为人所知为人接受.蕾娜也对二人的关系和阶级有着清醒的认识,与博托外出郊游时选择了“鳟鱼号”而非“希望号”游船,不抱“希望”.所以博托提出分手时,她虽难过仍坦然接受.博托在提出分手前也曾内心挣扎,但他软弱,“并不想挑战世俗世界,向它的偏见公开宣战”[3],于是选择遵守秩序与表妹结婚.一段真诚而自由的恋爱被社会等级秩序抹杀.

小说最后二人都坦然接受现实,却都不幸福.博托的婚后生活平淡无奇,肤浅的妻子对他来说就像“玩偶”,他时常回忆起与蕾娜等人度过的美好时光.而蕾娜在街上偶遇博托及其妻子后,痛哭搬离了伤心地,之后嫁给了同阶级的工人吉戴翁,只留下小说最后博托“吉戴翁比博托好”的喟叹,指示出顺从社会规范的代价便是牺牲个人幸福的无奈.在这看似平和的结局下,体现着的是作者对于社会“温和的及隐蔽的批判”[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