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强迫症状和认知灵活性、应对方式的关系》
本文是关于强迫症和大学生相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跟强迫症有关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摘 要：目的：探讨大学生强迫症状、认知灵活性和应对方式的关系,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性依据.方法：采用强迫量表修订版（OCI-R）、认知灵活性问卷（CFI）、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焦虑自评量表（SAS）和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DI）对687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①高强迫症状组和低强迫症状组在认知灵活性总分[（64.06±10.13）分vs（69.42±10.23）分]、可选择性[（41.23±8.38）分vs（44.01±7.95）分]、可控性[（22.83±3.93）分vs（25.41±4.07）分]、积极应对[（22.28±7.17）分vs（23.92±5.79）分]、消极应对[（11±4.37）分vs（9.19±4.22）分]、SAS[（46.84±9.8）分vs（37.85±9.09）分]和BDI[（12.57±8.83）分vs（5.94±7.28）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等于-5.192,P<0.001;t等于-3.354,P等于0.001;t等于-6.375,P<0.001;t等于-2.482,P等于0.013;t等于4.163,P<0.001;t等于9.379,P<0.001;t等于8.087,P<0.001）;②认知灵活性总分、可选择性、可控性及积极应对与强迫症状总分均呈负相关（r等于-0.199,r等于-0.121,r等于-0.263,r等于-0.130,P<0.01）;消极应对与强迫症状呈正相关（r等于0.163,P<0.01）;③认知灵活性的可控性维度、消极应对和积极应对对强迫症状有预测力（β等于-0.208,0.096,-0.087）.结论：认知灵活性水平越高、多采用积极应对方式、较少使用消极应对方式的大学生强迫症状越少.
关键词：大学生;强迫症状;认知灵活性;应对方式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60X（2020）02-0068-04
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精神疾病,终生患病率为2.3%[1].OCD是以无法控制的强迫思维或强迫动作为主要特征,其病程迁延,严重损害其社会功能.尽管该病在各个年龄阶段都可能发病,但是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是患病风险最高的时期.根据近些年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结果也发现,大学生心理问题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强迫问题[2].OCD患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比较僵化,认知灵活性障碍可能是强迫症重要的认知损伤[3].认知灵活性（cognitive flexibility,CF）也叫作心理灵活性（mental flexibility）或者是定势转换（set shifting）,指改变对问题的看法或方法,灵活地适应新的需求、规则,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4].青春期青少年面对压力所采取的应对方式是决定其心理问题易感程度的核心因素[5].关于大学生的强迫症状与认知灵活性、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还不多.因此,本研究就强迫症状与认知灵活性、应对方式的关系进行研究,为改善大学生强迫症状,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可参考性建议.
1 研究对象
于2019年3月-4月,从合肥市选取某两所高校,以班级为单位整群抽样.共发放754份问卷,回收699份,剔除无效问卷12份,有效问卷687份,有效率为91.1%.平均年龄（19.55±1.00）岁,男生260人（37.8%）,女生427人（62.2%）.独生子女226人（37.8%）,非独生子女461人（67.1%）.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
2.1.1 强迫量表修订版（obsessive-compulsive inventory-revised,OCI-R）[6]：是由Foa教授等人根据1998年的版本简化修订而来.国内有研究者进行过中文版修订[7-8].OCI-R共有18个题目,分6个维度,分别是清洗、强迫思维、囤积、排序、核查、心理中和,每个维度3个题目.被试者根据近一个月的情况,对自身强迫症状进行自我评估.每个题目有5个等级,0代表“从来没有”,1代表“几乎没有”,2代表“有时候有”,3代表“經常有”,4代表“几乎总是有”.本研究用该量表评定被试强迫症状的严重程度,Cronbach系数α为0.88,重测信度为0.690.
2.1.2 认知灵活性量表（Cognitive Flexibility Inventory,CFI）[9]：是由Dennis和Vander编制的.CFI中文版在国内也有研究者进行过修订[10].CFI共20个题目,分为可选择性（13个题目）和可控性（7个题目）两个维度.每个题目有5个等级.1表示“从不”,2表示“很少”,3表示“有时”,4表示“经常”,5表示“总是”.其中第2、4、7、9、11和17题共6个项目的计分是反向计算.总分越高,代表认知灵活性水平越高.本研究总问卷的Cronbach系数α为0.88,可选择性与可控性维度的系数α分别为0.85、0.83.总问卷的重测信度为0.74,可选择性与可控性维度的重测信度分别为0.73、0.65.
2.1.3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11]：一共20个题目,2个维度,分别为积极应对（由第1-12题组成）和消极应对（由第13-20题组成）,每个题目有4个等级,1表示“不采取”,2表示“偶尔采取”,3表示“有时采取”,4表示“经常采取”.本研究中,总问卷Cronbach系数α为0.90,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Cronbach系数α分别为0.98和0.78.总问卷重测信度为0.89.
2.1.4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由Zung于1971年编制,一共含有20个题目,每个题目均为4级评分,主要评定的是每个项目出现的频率.
2.1.5 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共21个题目,采用4级评分,从0到4程度逐渐增加.总分相加,分值越高,抑郁程度越高.
2.2 统计处理
采用SPSS20.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处理.主要的统计方法为一般描述性统计、t检验、卡方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研究结果
3.1 高强迫症状组和低强迫症状组认知灵活性、应对方式、焦虑和抑郁得分的差异
OCI-R总分结果呈正态分布,选取总分前27%的被试的为高强迫症状组（30～62分,n等于192,男生68,女生124）,平均年龄（19.53±1.01）岁;后27%的被试为低强迫症状组（0～16分,n等于197,男生81,女生116）,平均年龄（19.67±0.97）岁.两组在性别（χ2等于40.717,P等于0.571）、年龄（t等于-1.386,P等于0.167）、是否独生子女（χ2等于2.018,P等于0.155）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结果发现,高强迫症状组和低强迫症状组在认知灵活性总分、可选择性和可控性两个维度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P等于0.001,P<0.001）.高强迫症状组和低强迫症状组在积极应对方式得分、消极应对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等于0.013,P<0.001）.高强迫症状组和低强迫症状组在焦虑、抑郁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1.
3.2 大学生强迫症状与认知灵活性、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认知灵活性总分、可选择性、可控性和积极应对与强迫症状总分呈显著负相关（P<0.01）,消极应对与强迫症状总分呈显著正相关（P<0.01）.见表2.
3.3 大学生认知灵活性、应对方式对强迫症状的回归分析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以强迫症状总分为因变量,以可选择性、可控性、积极应对、消极应对为自变量,使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結果显示：认知灵活性中可控性（β等于-0.208,t等于-5.065,P<0.001）、消极应对（β等于0.096,t等于-2.413,P等于0.016）以及积极应对（β等于-0.087,t等于-2.260,P等于0.024）可能是大学生强迫症状的影响因素.模型决定系数R2等于 0.082（F等于20.233,P<0.001）,即可控性、消极应对及积极应对组成的模型可以解释大学生强迫症状变异的8.2%.见表3.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相对于低强迫症状大学生而言,高强迫症状的大学生的认知灵活性水平较低,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多采用消极的方法,较少采用积极方法,抑郁和焦虑问题更严重.认知灵活性、积极应对与强迫症状具有显著负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强迫症状具有显著正相关.认知灵活性的可控性维度、消极应对和积极应对对强迫症状有预测力.
认知灵活性与前额叶-纹状体环路具有密切相关,尤其是前扣带回.前扣带回在消极情绪、认知控制和疼痛的相关活动中被激活[12].尾状核与腹外侧前额叶皮质之间功能连接的减少与认知灵活性的降低有相关[13].一项关于OCD患者的事件相关电位研究结果显示,在脑电成分上,OCD患者组N2与P3的波幅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OCD患者的认知灵活性受损[14].关于强迫型人格障碍的研究中发现,强迫型人格障碍组在Stroop色词任务中干扰效应大于正常对照组,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试结果也显示持续性错误数低于正常对照组[15].不仅强迫症患者的认知灵活性低于正常人,而且强迫型人格障碍的个体认知灵活性也低于正常人.本研究与以上两项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高强迫症状的大学生的认知灵活性的水平比低强迫症状的大学生水平低,认知灵活性与强迫症状呈负相关,认知灵活性越高,强迫症状出现的频率越低,认知灵活性越低,强迫症状出现的频率越高.但有研究结果表明,认知灵活性水平与强迫症状不具有这样的相关性[14,16].这可能是因为认知灵活性的测量方法不同,研究的对象不同.本研究测量的认知灵活性使用的是问卷测量的方法,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有些研究使用的行为学的方法或神经电生理的方法.在样本量上,本研究样本量较大,针对的是大学生群体.其他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小,大多针对的是强迫症患者.
有研究发现,应对方式对焦虑和抑郁有预测作用,积极应对有助于降低消极情绪,消极应对则容易增加消极情绪[5].另一项针对强迫症的研究发现,相对于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大学生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以降低患强迫症的风险[17],较少消极情绪[18].本研究结果与此一致,积极应对方式与强迫症状呈显著负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强迫症状呈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在遇到问题时,大学生若采用消极逃避的方式应对问题,可能会使自己处于更加冲突的境地,加重问题的严重程度,进而也更容易产生强迫症状.大学生如果能采用积极的态度、合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可大幅度减轻强迫症状的干扰,对自己起到积极的保护作用.
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不良情绪与强迫症状具有密切关系.不良情绪既是强迫症状产生后的不良结果,也是强迫症状产生的因素之一.而强迫症最易产生的不良情绪结果就是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19].与本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强迫症状出现频率较高的大学生抑郁与焦虑情绪较为严重.其他关于大学生情绪问题研究中,结论与本研究基本一致[20].大学生情绪问题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严重的心理问题,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需要注意提高重视程度,在大学生普通的抑郁焦虑问题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强迫问题.
根据回归分析的结果,认知灵活性的可控性、消极应对、积极应对均进入回归方程,可选择性未纳入方程.大学生如果觉得自己面对困境觉得自己是可以控制局面的,有能力应对这些困难,就会减少强迫症状的频率,因此可控性进入方程.大学生的可控性越高、多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减少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其强迫症状出现的频率越低.三者组成的模型解释大学生强迫症状变异的8.2%,解释的比重较低,这也说明个体的强迫症状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现象,其影响因素较多,且复杂.以往研究者也从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对个体强迫症状的成因进行过研究.这里仅仅研究了一部分对强迫症状产生影响的因素,其他的因素待以后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为大学生心理教育提供一些参考性意见.首先,认知灵活性、应对方式对大学生强迫症状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认知灵活性的可控性、积极应对方式对其具有负向预测作用,消极应对方式对其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其次,高强迫症状的大学生易产生一系列的情绪问题.需要提醒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对大学生强迫现象进行关注,要重视大学生情绪障碍问题,鼓励他们在生活中保持乐观健康的生活态度,改变僵化的思维模式和不合理信念,促进其养成积极应对的生活习惯,在生活中以积极的应对方式解决问题.本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调查的学校较少,代表性不强.其次,此次研究使用的是自我报告方法,有很大的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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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总结：上文是关于强迫症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强迫症和大学生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强迫症和大学生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强迫症和大学生引用文献:
[1] 强迫症和大学生毕业论文提纲范文 强迫症和大学生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8000字
[2] 大学生学位论文题目集 大学生学位论文题目怎样取
[3] 大学生本科类论文题目 大学生本科论文题目哪个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