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起英雄虎胆 吹响胜利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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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是战争的语言,是冲锋的号角,也是不变的军魂.革命战争年代,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那带着红穗的军号,是部队号令的象征,具有无比崇高和神圣的地位.军号声声,唤起多少英雄虎胆,吹响多少胜利之歌,演绎多少浴血荣光——
2019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施行新的司号制度,神州大地座座军营再次响起那熟悉的军号声.新的司号制度将原有的勤务类、名目类、战斗类、仪式类4类109种号谱,精简优化为作息类、行动类、仪式类3类21种号谱.
司号兵里出将才
有军号,就有号兵.电影《闪闪的红星》 中的潘冬子,就是红军队伍中的一名小号兵,他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男孩子心中的偶像.
小号手也可以成为大将军.以小号手的身份开始革命的军旅生涯,在烽火硝烟中成长为百战将星,这样的成长轨迹,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并不鲜见.
开国少将肖永银,13岁参加红军,16岁时调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司号员,在反川军的“六路围攻”中,自告奋勇,请求指挥两个连,随后他带着战士们如猛虎般地冲向敌军,打得敌军狼狈逃窜.开国中将中,当过司号员的将军有张国华、聂凤智、王辉球、邱创成、李成芳、蔡顺礼、刘西元等.1924年,13岁的阎红彦在陕北参军,成为一名小号兵.1955年9月,阎红彦被授予上将军衔.
中国军队的司号兵制度出现在清末.北洋新军引进了洋式军号,并编设号兵、号目、号长.从此,中国军队里有了号兵的编制.
人民军队的司号兵与人民军队同时诞生.1927年8月1日,中国领导南昌起义,起义部队连以上都编有号兵.正是在号兵们嘹亮的军号声中,我党领导的起义军奋勇冲向敌军.在松柏巷一带,叶挺麾下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一部与驻松柏巷天主教堂的敌军展开激战.起义部队将敌人包围后,一边猛攻,一边喊话劝降,敌军终于支持不住,在敌军号兵吹起的《敬礼号》 中缴械投降.
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1928年5月,根据的命令,各地起义部队成立的工农革命军正式定名为红军.红军初建时,为保障各级首长调动和指挥部队,在团、营、连分设司号长、号目和司号员.
红军创建初期,部队沿用的是旧军队的号谱.由于号谱相同,敌我双方常常发生误会.1930年冬,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中国工农红部着手编写自己的号谱.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員会（简称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在瑞金召开红军司号会议,根据部队在作战中反馈的意见,制定颁布《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发布《关于司号问题的通令》,要求红军各军团、各军的指挥员和司号员熟悉和掌握统一的号谱,以便全军统一的号令行动.
换用新号谱后,红军可根据敌人的号音掌握他们在战场上的新动向,而敌人对我军行动却摸不着头脑,军事主动权逐渐掌握在红军手里.
1933年3月,党在瑞金附近坪山岗设立红军通信学校,开设号兵班次,开始系统培训司号骨干.革命战争年代,军号为保障战争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在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的福建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内,珍藏着一件红军使用过的珍贵革命文物——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为保密起见,该书内页号谱均采用五线谱,共收录了反映红军生活、训练、作战及部队番号、职务、首长代号等方面的号谱340多首.
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的日常生活、训练、作战,基本都要通过军号来指挥,所以,从首长到新兵都必须把冲锋号、集合号、防空号、起床号、熄灯号等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号谱背得滚瓜烂熟.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名作《西行漫记》 （又名《红星照耀中国》）的封面照片上,一位英姿勃发的红军号手正迎着朝阳,吹奏进军的号角.他头戴八角帽、腰挎、手持军号,身旁的红旗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字样.这位红色军队小号手的形象传到了世界各地,成为中国“抗战之声”的象征,全世界的人们似乎都听到了红军将士冲锋的号声.
这位小号手名叫谢立全,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他13岁就参加红军,在江西苏区当过司号员,任过排长、连指导员.1936年8月斯诺到保安采访时,有感于正在创造新世界的红色将士的精神风貌,将他的形象摄入镜头.这张照片不仅让人们记住了红军号手的形象,也经典地诠释了我军在红军时期的精神风貌.1955年,当年的小号手谢立全被授予少将军衔.
联友退敌写传奇
战争年代,我军缺少通信器材,直到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时,缴获了半部电台,才开始组建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系统.大多数情况下,尤其在团以下部队,军号就成为战场上的重要指挥工具,同时也是最可靠的通信工具.司号兵不仅是吹军号,壮军威,在战场上还发挥着特殊的通信联络作用.
司号兵除了平时的严格培训外,战前均要统一司号联络方式和号谱,各部队的编制与番号,均熟记于心.据开国少将欧阳家祥回忆：长征前夕,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西征,一路转战5000里,最终与红二军团在贵州印江县木黄实现会师,靠的就是军号的联络.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在贵州甘溪陷入了国民党黔军、桂军、湘军组成的包围圈.经过一番血战,部队被敌军截为三段.
红六军团一部在第十七师五十团团长郭鹏、政治委员彭栋材率领下,于甘溪一带经过连续苦战,越走困难越多.最困难的是不仅红六军团部没有找到,红二军团在哪里也打听未果.没有通信器材,甚至日常行军所需的指北针、普通地图也没有.大家看着那盘亘无尽的群山,心中无比焦灼.走到江口县内的梵净山麓的苗王山半山腰时,战士们忽然听到后山上传来了“哒哒哒等”的号音.仔细一听,原来是四十九团在调号问话.部队一下子欢腾了.
时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通讯主任的欧阳家祥后来回忆说：“我又高兴又惊异,四十九团自从在甘溪被冲散后,由李达参谋长带领去找二军团,怎么会来到这里呢?是不是他们已找到了二军团?已经见到了贺老总呢?我迫不及待地找到司号兵,要他马上吹号问问.大概由于兴奋的缘故吧,他的号音又脆又高,一问一答,特别亲切.”随着号声,一支部队从山脚下朝山上走来.他们手里都拿着帽子、手巾,不停地挥舞着、喊叫着.五十团的部队于是欢呼着向山下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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