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湖三上将和周恩来的密切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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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巢湖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也是大名鼎鼎的“巢湖三上将”的故乡.“巢湖三上将”指的是解放军开国上将李克农和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冯玉祥、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张治中.他们三人和周恩来都有过密切的交往,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李克农：曾使周恩来化险为夷
李克农作为和人民军队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与钱壮飞、胡底曾被称为我党情报工作的“前三杰”.李克农很长时期内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备受器重,两人在漫长的交往中也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李克农祖籍安徽巢湖（今巢湖市）烔炀镇中李村,1899年9月出生于芜湖市吉和街（原名鸡窝街）马家巷1号.1929年底,遵照时任政治局常委、领导特科工作的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钱壮飞、胡底3人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1931年4月,时任政治局委员、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钱壮飞得到消息,迅速设法通过李克农和陈赓,把顾顺章叛变的这个特急情报转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把警报分送各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应变措施,有效地保卫了党机关的安全,使党避免了一场大破坏、大灾难.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克农担任联络局局长（对外称苏维埃政府外交部长）.此时,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随后,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成立,周恩来担任主任,李克农担任周恩来的助手.1936年2月,决定以李克农为代表,和张学良在洛川进行谈判.在与张学良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后,派周恩来作为全权代表,同李克农前往延安与张学良再度谈判.西安事变爆发后,李克农任代表团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工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克农历任八路军驻上海、南京、桂林办事处处长,八路部秘书长,长江局秘书长等职,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了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克农经常陪同周恩来、叶剑英等会见国民党上层人士和高级将领,有时还与外国友好人士进行接触,影响不断扩大.
1938年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桂林成为同华南、华东、西南乃至香港、海外联系的重要通道.李克农奉周恩来指示去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在此期间,他积极开展对国民党桂系的统战工作,团结各方人士,使桂林出现了一个较好的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周恩来十分关心李克农及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的安危,连发数电,向李克农通报了形势,指示他在紧急疏散文化人士后,迅速撤回重庆.不久,李克农一行安全抵达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等的欢迎.
抗战胜利后,李克农担任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代表团秘书长,对外主持交涉和新闻发布活动,对内则统管代表团各项工作.同时,他根据内战即将爆发的严峻形势,对华北、东北、华东等地的情报组织布置工作.
1947年3月,党撤出延安,、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党的精干班子组成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个战场上的战事.叶剑英、杨尚昆、李克农等率领党与军委部分工作人员,组成后方委员会,到晋西北地区统筹安排各项工作.李克农住在山西临县三交镇,指挥各地情报系统,通过电台将重要情报及时报告给留在陕北的前委.周恩来后来深情地说：“在陕北战场上,天天有用得着的情报,使我们对敌情了解得很清楚.”在解放战争的大决战中,情报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克农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情报委员会书记、军委总情报部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调查部部长等职.在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时,他在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直接领导下,全力完成了外交部的组建工作.
1951年7月7日,李克农身负重任,抱病出征到达朝鲜开城,主持停战谈判.当时的很多谈判活动,都是在、周恩来电报指导下进行.电报内容不仅涉及原则问题的准备,甚至连谈判方式方法问题也给予具体指导,最终使停战谈判获得胜利.
1954年2月28日,由苏联倡议,苏美英法四国同意,定于同年4月举行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周恩来批示由李克农负责相关事宜,工作人员也由李克农决定.李克农积极协助周恩来,为会议达成协议做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战争环境艰苦,李克农身体状况一直不好.1957年10月,他不幸摔倒造成脑溢血而住院治疗.周恩来几次到医院与医生一起研究治疗方案,并数次表态：“治病就是打仗,有决心比没决心强.你们大胆治疗,出了事我负责.”1958年初,李克农大病初愈,组织上安排他和夫人赵瑛去广东从化疗养.恰巧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在那儿休养,两对老战友不时见面.他们畅叙往事,十分开心.1960年,李克农的妻子赵瑛不幸患上癌症.周恩来、邓颖超专程到李克农位于北京米粮库胡同的家中,看望慰问.
1962年2月7日,工作會议结束.这时,坚持参加会议的李克农健康状况已非常糟糕,2月9日下午病情急剧恶化,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周恩来闻讯含泪来到病房,向李克农遗体默哀告别,又和工作人员安排后事,研究治丧委员会成员名单.2月13日,首都各界在中山堂举行公祭,周恩来作为主祭人向李克农遗像敬献花圈.悼词中有周恩来亲笔加写的一段话,指出：“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李克农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领导机关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
冯玉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周先生
冯玉祥原籍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夏阁镇竹柯村,1882年11月生于直隶青县（今属河北沧州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也是中国的亲密朋友.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在南京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周恩来对冯玉祥主张全民抗战的立场十分赞赏,并认为国共再次合作是中华民族的幸运.由于当时国共合作基础尚不稳固,他希望冯玉祥在这方面多做工作.两人相识后,冯玉祥对周恩来极为佩服,他对身边的人感叹道：“真是有人才啊！”从这以后,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
1937年冬天,上海和南京先后失陷.冯玉祥撤退到武汉,住在武汉千家街福音堂里.此时的冯玉祥被撤销了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务,只保留了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常委等虚衔.当时周恩来作为代表,住在汉口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与冯玉祥是近邻.这样,两人的接触就愈发紧密.1938年春,在周恩来指示下,邓颖超和李涛、凯丰等人多次到千家街福音堂为冯玉祥的随从和营官兵上课.在邓颖超等人的启发帮助下,冯玉祥身边的工作人员思想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其中先后去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学习的就有30余人.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冯玉祥经常派部下赵力钧接周恩来到位于上清寺康庄自己的住所会晤.周恩来为他分析革命形势,鼓励他坚持进步.有时赶上饭点,冯玉祥便留周恩来吃饭,边吃边聊.遇到有重大事情,周恩来会及时与冯玉祥商量.在长期真诚的交往中,冯玉祥更加敬佩和信赖周恩来.
在重庆,针对冯玉祥和人的密切关系,社会上风传冯玉祥身边有员,会对他有影响云云.冯玉祥听到这种传闻后,直截了当地问周恩来：“我身边有几个员?”这真是个不大好回答的问题.如实相告的话就会暴露党的机密,拒绝回答的话又可能伤害冯玉祥的自尊心.周恩来稍微想了一下,十分巧妙地回答：“像这样具体的事情,我得回去查一查,才能搞清楚.”几天之后,周恩来派人送了一张纸条,上面开列了3个人的名字,并且表示：“如不方便,也可以调走.”冯玉祥当即表示：“不必了,心中有数,今后办事就更方便了.”
彼时尽管国共合作抗战,但国民党政府仍残酷迫害人和爱国人士,甚至连在广西工作的越南革命运动领导人胡志明也遭到逮捕.胡志明被捕后,周恩来请冯玉祥设法营救,冯玉祥一口应允.后来,冯玉祥就胡志明一事专门去找,质问道：“第一,胡是否是姑且不论,即使是,也是越南,我们有必要和有权逮捕外国人吗?苏联顾问团成员不也是吗?怎么就不逮捕他们呢?第二,越南是支持我们抗战的,胡志明应该是朋友,怎么成了罪人?第三,假使把赞同我们抗战的外国友人称罪人,那么,我们的抗战就是假的了,就会失掉国际间的一切同情.第四,究竟我们的抗战是真是假?”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得说马上叫人调査.不久,胡志明就获释了.
在冯玉祥与周恩来的长期交往中,应周恩来的要求,冯玉祥先后营救了不少员和爱国志士出狱,如：王伯阳、张申府、华岗、浦化人、楼适夷、骆宾基、沈钧儒等.
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平息下去后,在国统区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促使一度消沉的各种进步力量活跃起来,借以发动民众奋起争取抗日的权力,并扩大在大后方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为进步和知名人士祝寿是统战工作的一种好方式,每逢有这样的机会,《新华日报》版面就显得十分活跃.冯玉祥是一位全国瞩目的人物,国内外舆论对他的一言一行都很重视.1941年11月14日是冯玉祥六十大寿（虚岁）,重庆《新华日报》特辟出专版祝贺,在“庆祝焕章先生六十大寿”的标题下,刊登了各方面的祝电、贺词和寿文.
当时,、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等领导人都从延安发来贺电.周恩来也为《新华日报》撰写了《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的专文,以示庆贺.贺词中说：“焕章先生六十岁,中华民国三十年.单就这三十年来说,先生的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等这正是先生的伟大处,这正是先生的成功处.”冯玉祥没想到周恩来对自己的经历、志向、抱负、性格了解得那么透彻,他不止一次感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周先生也.”并感慨道：“自从接触了人,认识了周恩来先生之后,我心里才开始亮堂起来.我算是认准了,中国的希望,就在周先生他们身上啊！”
重慶上清寺“特园”是民盟元老鲜特生的公馆,冯玉祥的住所康庄也属“特园”的一部分.周恩来经常到这里活动,引导团结各党派和抗日爱国人士,揭露以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劣行,宣传团结抗战的主张.除周恩来外,邓颖超、董必武、林伯渠等人也经常出入特园,人士如冯玉祥和郭沫若等也常到特园参加活动.因此,特园经常是高朋满座,谈笑风生,后来大家便把特园称为“之家”.冯玉祥还专门为特园题写了“之家”的门匾.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因不满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遭到的嫉恨和排斥,被迫赴美“考察水利”.冯玉祥出国前住在上海.1946年8月,周恩来和邓颖超不避危险,亲自登门看望冯玉祥夫妇.在美期间,冯玉祥高举和平的旗帜,坚决反对美国援助打内战的错误对华政策,并在政治上与彻底决裂,从而书写了他一生中最光辉的篇章.
1948年7月,冯玉祥响应“五一”号召,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阻挠,终于在纽约登上了苏联轮船“胜利号”回国.但不幸的是该客轮在黑海失火,冯玉祥遇难,未能实现他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心愿.
1949年9月1日,在冯玉祥遇难一周年之际,在北平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周恩来到会致辞,高度评价了冯玉祥为实现的新中国所做的努力,称：“冯玉祥先生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的军人,他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了新主义的中国.”1953年10月,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冯玉祥的骨灰被安葬在山东泰山.
张治中：告诉恩来行动务必小心
张治中,1890年10月生,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黄麓镇洪家疃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张治中是颇为倚重的心腹重臣,长期活跃在国民党最高决策层.他于1924年在黄埔军校任职时与周恩来结识.此后,经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两人虽分属和国民党,但党派的差别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好交往和真挚情谊.
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到黄埔后,两人一见如故.张治中要求进步,还一度申请加入中国.周恩来对此十分高兴.过了一段时间,周恩来回复张说：“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两党曾有约定,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现在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保证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张治中对要发动政变有所察觉,他非常关心周恩来的安全.恰在此时,黄埔一期生、张治中的老部下陈赓秘密来见他,说是要到上海去需要旅费.张治中立刻问陈赓：“恩来先生现在何处?”陈赓答道：“已到上海.”张治中随即为陈赓提供了旅费,并一再叮嘱说：“情况不好,你到上海告诉恩来行动务必小心！”
此后,张治中长期在国民党军校任职.其间,他多次被派去带兵与作战,但总是设法回避.10年中,张治中先后5次带兵打仗,其中2次是抗日,2次是军阀混战,还有1次是对李济深、蔡廷锴领导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作战,从未与军队交过手.正因为如此,人们称颂张治中为“和平将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日军侵占湖南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把长沙这座历史名城烧成一片焦土,此事件震惊中外.为此,国民党政府毙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3人.张治中作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也受到了革职留任听候处理的处分.张治中在湘执政期间,周恩来是驻武汉代表团负责人,同时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经常到长沙办事,与张治中的交往也十分频繁.周恩来在全面、详细地了解到事件的原委之后,一方面指出张治中应负的责任,一方面通过《新华日报》社论对国民党当局单纯军事抗战,不依靠和发动群众,实施所谓“焦土抗战”的错误方针给予严正的批评.周恩来还在国民党和军委政治部联合发表的关于长沙大火的真相说明中,对文稿字斟句酌,修改了多处,特别是对起火原因作了中肯的分析.对此,张治中由衷感激.
1945年8月,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周恩来先期抵达重庆.作为国民党首席代表的张治中主动把全家搬到一处极其破旧狭小的院子里住,让出其位于重庆中山四路上清寺的住处桂园,提供给、周恩来作为办公会客之用.他还特意把老管家留下负责招待,用宪兵替换了警卫班加强安全保卫.于是,桂园便成为、周恩来在重庆的主要活动场所.
1945年10月13日,张治中送回延安后返回重庆.此时,新疆发生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區“”事件,委派他以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的身份飞抵新疆进行调处.行前,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到桂园张治中家当面嘱托：“我们有一批同志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至今生死不明,情况不详,释放政治犯是到重庆时提出并且写进‘双十协定’的,你到新疆后,务必请设法将他们放出来.考虑到新疆情况很复杂,回内地路途遥远,请你派人护送回延安.”张治中都一一应允.之后,张治中为这件事费了许多周折,并多次发电催促,最终复电勉强同意.1946年6月6日,100名获释放人员在张治中周到细致的安排下由迪化出发,7月9日到达延安.
1949年初,面对三大战役失败的现实和内外交困的局面,国民党政府推举张治中为与和谈的首席代表.与此同时,也公布了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名单.4月13日,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团提交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4月21日凌晨,李宗仁、何应钦复电,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原则条件,北平和谈破裂.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南京获得解放,而国民党代表团的去留问题随即摆在面前.当时,张治中心情十分苦闷,思想斗争也很激烈.对于多年来对他的赏识和重用,他念念不忘.囿于从一而终的观,他反复强调：“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对此,周恩来坦诚指出：“你这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为一个人着想,而不为全国人民为革命着想?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4月24日,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张治中的夫人及子女乘专机到达北平与张治中团聚.
从此,张治中的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之后,他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协助彭德怀领导陕、甘、宁、青、新西北5省的工作.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9年8月,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中被打倒,正在广州休养的张治中得到消息后很是震惊,立即写了一封上万字的信给.这封信被周恩来截收,周恩来还特派自己的秘书到广州,转告张治中说：“你给写的信我收到了,请放心.但你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好好休养.”实际上,周恩来是在保护张治中.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张治中也受到冲击.为此,周恩来帮助解释说：“张治中是我们党的朋友,他曾经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亲自接送,保证的安全.”后来,周恩来特派解放军战士到张治中住所门口站岗,对其一家人加以保护,随后又安排张治中入住北京三〇一医院.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在北京病逝.张治中去世后,当时统战部的领导提出不搞告别仪式,周恩来则指出一定要搞个仪式,并强调：“我参加,再通知其他张治中的党内外的老朋友.”4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了张治中遗体告别仪式.周恩来向这位老朋友深深鞠躬告别,表达沉痛的哀悼.
（责任编辑：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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