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危机中如何激活社会组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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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合法性 不对等合法性约束力 复杂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与各种疫病相伴随、相抗争,可却始终无法摆脱一个可怕的悖论——社会越现代,疫病却越多.按照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理论,现代社会是一个建立在高度精细化分工基础上的复杂系统,这意味着：自给自足原则被互惠交易原则所取代.这样,社会个体间互赖性得到强化,社会互动和社会密度会急剧增加.众所周知,当病毒不经过宿主而直接人传人的时候,疫情就形成了,复杂社会则为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和扩散提供了最好的温床.正如人类学者约翰·里德所言,“（疫病是我们）生活在大型、复杂和拥挤城市社会而付出的代价”.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告诉我们“当一场疫病袭击城市时,让人们存活下来的并不全是医疗手段,更多的是管理上的措施”.因此,在疫情防控上,医疗技术和制药工业的进步固然重要,高质有效的社会治理能力同样重要.
就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而言,病毒传播与经济社会双重失控风险对我国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现在,国家的强大动员和全面介入已经形成了应对疫情的举国能力,这体现了我们的制度优势.不过,虽然疫情防控过程中的权力系统、市场系统以及社会系统的运转日趋向好,但三者间的有效协作格局还有待形成.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以武汉急需物资处置而引发社会问责事件为切入点,探索我们在重大疫病应对上的治理短板,并延伸思考复杂社会的治理.
面对重大突发的社会治理问题,武汉基于部门逻辑考量的行动方式易与其公共角色发生冲突
近年来,以郭美美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丑闻”激起了公众对广泛的社会问责.虽然红会后来在组织透明性和公开度上进行了诸多信任重塑的改革,但其一直没有能够完全走出信任危机的阴影.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信任危机再一次被激发.社会问责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防护设备严重短缺,而大量捐赠物资却积压在红会仓库里;二是红会在资源配置上的区别对待,包括不同医院之间和资源配置规则上的区别对待.此事随即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应对行动：首先是参与防控的各类组织开始自寻出路,在网络上公开求助,其中有基层政府组织,也有抗疫一线的医疗机构.其次是社会力量迅速自发组织起来,绕过“”直接施援.此次武汉红会事件较以往有一个显著不同,即授权与民间认可之间发生正面冲突.疫情暴发后武汉市政府在物资捐赠方面要求统一归口当地红会.授权使红会取得了物资“独家”处置的合法性.但随后的事情证明,当地红会处置海量捐赠物资十分困难.于是,民间开始绕开自行其是,用脚表达不认可.
客观而言,湖北地方政府与当地的行动逻辑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一是行为惯性使然,政府信任托付与“义不容辞”应是双方合作的惯常样态.在政府处理疫情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过程中,作为长期跟随、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接受和处置捐赠是其当然业务.同时,组织体系完善且有法律保障,有助于规避“失序”风险.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马国强在2020年1月27日的记者招待会明确说明之所以如此“统一归口”,一个重要目的是防止“由于混乱被某些人钻空子”.由此可见,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湖北地方政府部门和当地红会的行动选择都符合组织自身的逻辑理性.政府部门主要基于便于管理、维护秩序稳定的行动逻辑;则主要基于服从执行的行动逻辑.然而,虽然组织架构完善,但能力不足的短板在此次事件中显露无疑,严格而复杂的物品查验、统计、归类、以及分发的捐赠程序难以适应疫情防控的应急需求.
现在看来,双方行动逻辑都是基于其部门属性作出的自然选择,在最大化地规避组织自身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这在平时尚可维系,但是在面对重大突发的社会治理问题时出现失灵,其中问题在于,获得政府授权的,在组织属性上已经具有了事实公共性,仅基于部门逻辑考量的行动方式则容易与其公共角色发生冲突.
理顺政府部门与之间的关系结构,改变合法性与民间合法性约束效力严重不对等格局,是红十会机构改革、重塑组织形象的根本议题
近年来,关于公信力问题的研究很多.不过,笔者发现,既往研究多关注民间信任对组织合法性的影响,这是一个重要视角.但却存在明显的盲区,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在本土情境下,政府信任与认可对的资源获取、行动方式,甚至组织存续都有着更为关键的影响.如果不把这一点纳入分析视野中,就无法准确把握行动逻辑,导致理论解释失败,无法触及信任重建的根本性议题.因此,笔者转换视角,将组织置入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中来考察,从而来分析的行动逻辑.
在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理论看来,任何组织都不是在真空中行动的,而是在经济社会情景中进行的,组织行动是社会性的、历史性的.因此,组织合法性对于我们理解组织行动就很关键.所谓组织合法性,是指组织行动在社会系统中被承认、被认可以及被接受的状态.对于一个组织而言,组织合法性是其存在与发展的必要资源,同时也是形塑组织行动的制度力量,它从资源获取、风险规避以及组织绩效三个方面影响组织的行动逻辑.在组织行动实践中,不同类型合法性机制都对组织行动选择产生影响,但各自的合法性效力是有差异的.学者周雪光将之区分为强意义合法性和弱意义合法性,所谓强意义合法性是指社会共享观念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导致组织无法自主选择其结构与行动,不得不采用外界环境所认可的组织行动.而弱意义合法性是指制度通过资源分配或激励方式来影响组织的行动表现和选择逻辑.传统组织社会学理论认为,基于社会共享觀念的强意义合法性更能形塑组织行为并导致组织趋同.但在社会生活中,社会共享观念往往难以形成一致性的现实作用力量,其强意义的约束更多存在于理论上.相反,弱意义合法性的实际约束力更强,可通过强迫、模仿、规范三种方式推动组织趋同.由此可见,新制度主义合法性作用效力是基于社会适用性来考量的,比较适合分析西方社会中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行为.但实际上,合法性也包括平行承认和“上”对“下”的承认.而且,中国社会的关系结构与西方国家是不同的,因此中国的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作用方式也与西方国家社会组织存在诸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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