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七律的用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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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文艺理论的结合由来已久,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理论与中国诗学有相通之处,当中的核心概念就是对等原则,即包含相似或同义以及不相似或反义两种,在诗歌中将原本处于选择轴上的对等词语在诗中被横向组合最终构成联句,这与李商隐七律的并列铺排、无序组合的用典方式有所契合.研究两者间的关系,有助于解决诗学研究中的作者、文本和读者的和解问题,达到对文学语言的准确解读这一目标.
关键词：李商隐;七律;用典;诗语对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8-0-02
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理论经过多种实践的检阅,可以揭示诗之为诗的奥妙,这对解释中国古典诗歌具有相当的普适性.该理论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对等原则：“进行选择基于对等关系,即相似与不相似、同义与反义,而予以连接,即组建语句,则基于邻近关系.诗性功能就是把对等要素从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对等关系则被提升为组成语言序列的手段.”这与义山七律的并列铺排、无序组合的用典方式有所契合.随园诗话有评：“李义山诗稍多典故,然皆以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1],因而从诗篇结构的层面,将其用典分为两类：直观联想的并列铺排式和以典起兴的多典组合式.
义山的七律诗中常出现众多典故从不同侧面表现同一主旨的情况,典故与所咏事物通过直观联想相互作用,而典故之间则形成一种非常有序的共依共存的并列关系,使诗的内在结构效应通过历史与现实、现实与个人、个体与社会等关系表现出来.《潭州》便摄入与楚地密切相关的神话传说和先朝旧事,通过四个典故间的相互作用,在有限的诗歌结构中表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潭州官舍暮楼空,古今无端入望中.湘泪浅深滋竹色,楚歌重叠怨兰丛.
陶公战舰空滩雨,贾傅承尘破庙风.目断故园人不至,松醪一醉与谁同?
颔联的上句凭吊舜和湘妃,典出《博物志》卷八：“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泪挥竹,竹尽斑.”舜南巡死在苍梧,娥皇、女英二妃追到南方,在湘江边痛哭;下句凭吊屈原,多次歌咏到“兰”,譬如“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纫秋兰以为佩”等.“兰”寄托了屈原极其复杂矛盾的心情.颈联的“陶公”指的是陶侃,东晋将领,大力制造战舰,训练,击退叛变军队.“贾傅”则是早年受赏识、后被贬为长沙王太傅的贾谊.“承尘”语出《西京杂记》：“鸟集其承尘,俗以鵩鸟至人家,主人死,谊作《鵩鸟赋》”.此处凭吊长沙有名的两位历史人物陶侃和贾谊,陈永正认为当是作者自况[2].批评家们对诗旨众说纷纭,清人王鸣盛评：“吊古显然,伤今则无明文”,与其说是伤今,倒更像是伤己.屈復《玉溪生诗意》云：“自伤流滞于此”.
众多看似堆砌典故的诗歌表象后都隐藏着一个非常巧妙的秩序,义山正是通过这个秩序含蓄地抒发着自己的情感.看其晚年艺术境界最高之境的《筹笔驿》：
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
管乐有才终不忝,关张命无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
相传这是诸葛亮出师伐魏时,驻军筹划之地.首联说筹笔驿附近的猿猴飞鸟仍惧诸葛亮当年森严的军书命令,囤聚的风云仿佛在永久保护这军营壁垒.简书,指军中的文书命令.典出《诗经·小雅·出车》：“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颔联提及大将挥动神笔,筹划军事,不免见到投降的后主被驿车解送洛阳.上将指诸葛亮,降王是蜀汉后主刘禅,此指刘禅乘传车入魏.颈联称赞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才能与管仲、乐毅无异,无奈名将关羽、张飞早逝.尾联典出《诸葛亮传》：“亮躬耕陇畝,好为《梁父吟》”.本指诸葛亮好弹古琴曲.义山曾亲到成都锦里凭吊武侯祠庙,吟罢诸葛亮的《梁父吟》,心中怅恨无限.联想《梁父吟》写的齐国三位勇士被相国晏婴设计害死的故事,此时义山正被朝中小人的谗言陷害,故感触颇深.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七章里提出：“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或是任何由各部分组成的整体,如果要显得美,就不仅要在各部分的安排上见出秩序,而且还要有一定的体积大小.”[3]该诗把叙事、议论、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唱叹有情.一、二句赞词,笔力极重.三、四句忽转至诸葛亮的失败,笔势宕开.五、六句用 “不忝”与“何如”兜转,末两句以“他年”、“吟成”远意作收.全诗抑扬顿挫,纪昀谓之“离奇用笔”.诗中的典故都有着明确的安排,也遵循了直观联想的有序铺排顺序.
义山诗中有不少采用多个典故的组合方法,这就不仅是直观的联想,诗中本体和喻体都非常明确.每个典故对应比喻所咏之物一个侧面,《对雪二首》其一就结合比喻、联想、衬托等艺术手法运用多个典故从多侧面、多角度表现雪花的美丽.
寒气先侵玉女扉,清光旋透省郎闱.梅花大庾岭头发,柳絮章台街里飞.
欲舞定随曹植马,有情应湿谢庄衣.龙山万里无多远,留待行人二月归.
首联写了下雪之前寒气逼人、清光折射的场景.“玉女扉”典出庚信《哀江南赋》：“倚弓于玉女窗扉,系马于凤凰楼柱.”“玉女”指仙女,给人以美好的感觉.颔联以大庚岭头之梅花比高处的飞雪,以章台街中的柳絮比低处的飘雪.颈联上句说的是浪漫多情的才子曹植在漫天飞雪中策马长驱,典出不一;下句典出《宋书·符瑞志》：“大明五年正月戊午元日,花雪降殿庭,时右卫将军谢庄下殿,雪集衣,还白,上以为瑞,于是公卿并作花雪诗.”正由于诗中咏雪的典故极具情韵之美,才会使读者产生以雪喻人的美好联想.
张明非曾指出：“变传统比兴的以比为主、以比统兴为以兴统比、以兴为诗,既是李商隐比兴手法的特色,也是对比兴传统的突破与超越.”[4]而诗语对等原则是将对等要素“从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义山诗有大量由對等要素并置而构成比兴的诗句,被称为千古诗迷的《锦瑟》就是例证之一.以中间两联为例,“庄生晓梦迷蝴蝶”典出《庄子·齐物论》,庄子梦中幻化为“栩栩然蝴蝶”,忘记了自己是庄子,梦醒才惊觉了自己是人.这里隐含了庄子对人生的困惑,究竟人世间是真实,亦或梦幻是真实?“望帝杜鹃”典出《华阳国志·蜀纪》：“望帝使鳖令治水,与其妻通,惭愧.且以德薄不及鳖令,乃委国授之.望帝去时,子啼方鸣.”望帝本为蜀王,西山修道时化为杜鹃鸟,每逢春天悲鸣至啼血而止.后经鲍照、杜甫、雍陶、白居易等人的辗转引述,逐渐包含一种人生无归宿的失落感,苦求却无所得的悲凉感受.颔联两个典故有个共同的主旨,即表达对人生的困惑迷惘和虚妄感.因此,“庄周梦蝶”和“望帝杜鹃”是具有相似性的对等要素.它们本是选择轴上的并列要素,现在却在诗歌中横向结合,组成了诗句.第五句“沧海月明珠有泪”典出《博物志》卷九：“南海外有蛟人,水居如鱼,不废绩积,其眼泣则能出珠.”《礼记》云：“蚌蛤龟珠,与月盈亏虚.”此取“泣珠”的伤感情绪,珍珠本为蛟人泣泪之物,泪中含泪寄托着无限的哀怨.“蓝田日暖玉生烟”中的典故原型难以考察,《汉书·地理志》载“蓝田出美玉”.古人常以玉象征美好事物,而“生烟”预示美好往事如烟消逝.颈联的两个典故传递出一种缥缈迷离却又刻骨铭心的感觉,属于相似要素.颈联与颔联看似并无非常严密的逻辑关系,各联中具有相似性的对等要素组合后又表现为联间对立.然而这一对立却恰好表明了两联间的必然联系,四个典故构成一个飘忽朦胧的画面,围绕诗中爱情的悲剧这一主线,填补了联间逻辑脱节的空缺.
义山七律用典的特殊之处在于典故与主旨之间被媒介物所中转两者的间接对应关系,运行的机制先是由典起兴,引发读者的联想和想象.联想和想象的产物即是媒介,媒介可虚可实.这是以典起兴的首次作用,形成飘渺迷离的媒介物.而后由媒介起兴,再次引发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并对文本的终极意义或作者写作意图的进行探究,最后回归诗旨本身,使七律成为开放式文本,多义性就此产生.
注释：
[1]袁枚：《随园诗话》卷五,第1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刘逸生主编,陈永正选注：《李商隐诗选译》,第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第25、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4]张明非,李翰：《以兴为诗—李商隐对传统比兴艺术的开拓和深化》,见《唐代文学研究第九辑》,第67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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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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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商隐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 李商隐方面在职开题报告范文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