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官场小说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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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傅小平,1978年生,祖籍浙江磐安.著有对话集《四分之三的沉默》《时代的低语》、随笔集《普鲁斯特的凝视》,获新闻类、文学类奖项若干.现居上海,供职于上海报业集团文学报社.（右图）
杨少衡,1953年生于福建漳州,祖籍河南林州.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有长篇小说《相约金色年华》《金瓦砾》《村选》《底层官员》《海峡之痛》等,中短篇小说集《秘书长》《林老板的》等,长篇报告文学《天河之旗》,儿童文学作品《危险的旅途》.曾获《人民文学》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文艺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小说奖等奖项.（下图）
我不侧重写“场”,侧重写“官”,即场中人物.我更关注的是这一“场”里的人物,他们的命运、情感和思想.
傅小平：到目前为止你的创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恐怕还是学界所谓的“新官场小说”系列.无论传统还是当前,写官场的小说并不鲜见,比如晚清、民国以来的谴责小说,比如当下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等作家写的小说.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你怎么看待自己在这方面的创作?
杨少衡：我近几年写的中篇小说几乎都以官员为主人公,这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熟悉领域有关.我对晚清《官场现形记》等小说挺喜欢,印象最深的是其嘲讽描绘.你提到的当下几位作家的主要作品我都读过,他们对我确有影响.我觉得他们把一个读者愿意了解的领域展现给读者了,我可以跟他们做同一件事,同时应当也可以写得与他们有所不同.我觉得自己更多的注目点是人物,这一场合里的人物,他们的命运、情感和思想.这一领域故事可以有多种侧重,你可以侧重于“场”,也可以侧重其“官”,即场中人物.我可能比较倾向于后者,因此曾自称不是写官场,是写官员.我试图把这里边的人物写得真切可感,不流于概念和脸谱化.这与其他作家处理其他领域人物时面对的情况没有太大区别.同样写农民工,你可以写得有如模子倒的,也可以写得自有个性.
傅小平：总体看来,你写多数官场中人,都写出了他们鲜活的个性.在你的新官场小说系列中,学界普遍认为《林老板的》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也是你的小说中被谈论得最多的.可否谈谈这部小说写作的缘起及过程.
杨少衡：《林老板的》缘于我的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该朋友到县里当书记,到任之初恰逢春节,县里一位农民企业家派人送来红包,包有一万元.该朋友为人严谨,即婉拒,让来人把红包取回.隔日,县里宴请企业界名流,那位企业家在敬酒时表示不满,称书记不给面子,时人已半醉.后忽然不见人,不久有冲锋声自院后空地砰砰响起.座中人偷偷告诉他,那企业主颇好武,曾当众从一麻袋里拖出一把冲锋.我这位朋友把故事告诉我,我觉得有东西,透过时下基层官员与私营企业主间的关联与互动,可以表现人物,也能感觉权力结构的某种变化,因此写了该小说.
傅小平：看来你小说写得戏剧性,也是因为生活本身就充满戏剧性.《尼古丁》这篇小说也显得比较特别,感觉你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某种困惑.
杨少衡：《尼古丁》写作中的困惑,主要是自己情感取向的矛盾.这小说的两个人物都很執着,一个看住一片红树林,一个看住一个围海项目.我力图尽量设身处地为他们各自着想,表达各自的道理,结果让自己左右为难,难以取舍.最后主人公之一葬身大海,另一个泪流满面.理智上我要红树林,感情上则偏向那位死者.这可能就是你感觉到的作者的困惑.
傅小平：从我最直观的阅读看,你的小说叙述有三个独特的地方,一是叙述视角的把握,在《钓鱼过程》中,你让小说主人公现身说法,类似的小说你大多使用全知视角叙述；二是你善于使用意象,比如、比如钓鱼、比如尼古丁等,让人过目难忘；三是你笔下的主人公往往有自己的人生哲学,这很符合官场中人的特点.你的优长之处在于能抓住其中一两句格言,就让一个人物的形象呼之欲出.不妨可以结合这些特点,谈谈你一般是怎么构思人物?
杨少衡：我写小说时喜欢把自己设想成一个讲述者,我要把某个故事某个人物告诉你,我得设法讲得有趣,让你能跟着我走,听下去.我倾向于用这种叙述视角来完成小说,这种角度让我感觉比较自由,这是一种个人习惯和偏好.我也很喜欢读其他视角写作的小说,但是自己一用就觉得不顺手,踩不到点,所以到头来总是还走自己的老路.我觉得一个合适的意象确实有特殊作用,能有助于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也揭示和丰富作品中的人物.我曾经写过一个中篇叫《金粉》,构思时比较混杂,想装入一些东西,把自己印象中的几个人物的相关片段组合在一起,但是总觉得乱,不知道从何入手.后来想起我的家乡一句俗语,叫“粉得擦在脸上”,忽然就觉得有了.我把这句话反向改造了一下,叫“有时候就得把粉擦在屁股上”.为什么这么讲,什么道理?叙述和故事从此展开,感觉很顺手.我体会,有时小说构思的要点是找一个叙述角度,或者一句话,或者一个意向,找到它小说就呼之欲出了.
傅小平：在我们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获得写作素材不是多大的问题.但当下确实有很多作家陷入缺乏写作素材的困境中.照一些批评家的说法,就是从前不成问题的“写什么”的问题,现在成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作为一个侧重从日常生活经验切入写作的作家,对此,你有何感触?
杨少衡：我觉得作家生活经验同化的情况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但是似乎不必太介意.这些人不行了,会有另一些人出来.这大概是一种机制、一种自然规则.批评家谈到的“写什么”问题,似乎更多的像是一种警告.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感到每个作家在成为作家之前之后都有各自的生活,他们之所以写作与其生活经历有关,同样的生活体验也能有不同的感受和表达.如果说某一些作家表现苍白贫乏,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他们还没有充分领悟自己的生活,不知道其中什么可以表现,怎么表现,没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子.这方面我有体会.我有二十余年的机关工作经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我所经历的所谓文山会海迎来送往没有什么意义,是一种无法表现的生活.到了一定的时候,忽然明白了,其实这也是财富.我写过一个中篇叫《秘书长》,写一个机关“老秘”在官场规则里游刃有余,这人在会议室里翻开笔记本认真记录,做一副异常虔诚悉心聆听领导重要讲话之状,其实是在本上胡乱涂抹,写他的所谓格言或做对联.以前让我觉得十分乏味的一些机关景象在小说里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所谓“处处有生活”自有其道理,你经历的东西都是你的财富,主要是怎么发现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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