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四政治论文范文参考 初四政治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初四政治论文范文参考：北宋校正医书局研究
2. 第二篇初四政治论文样文：《淮南子》许高二注研究
3. 第三篇初四政治论文范文模板：力追古法 厘为规范
4. 第四篇初四政治论文范例：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研究
5. 第五篇初四政治论文范文格式：王符《潜夫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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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初四政治论文范文参考：北宋校正医书局研究

北宋校正医书局是仁宗嘉祐二年(1057)由官府设置的临时性医籍整理机构,12年间编校医籍11部,使这些医籍成为宋之后的定型化版本,直至今天.它为保存和传承古代医学文献,及促进中医药学术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目前中医学术界对其全面系统的研究甚少.本论文采用历史文献学、目录学、考据学等研究方法,同时应用统计学手段,全面考察了校正医书局13位成员的生平事迹,并对校正医书局所校11部医籍的校语注文进行了系统整理与分析,力求厘清这一机构的历史面貌.这项研究对于深入了解中医知识与古籍文本在北宋的传承和变迁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对当今中医古籍整理亦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从校正医书局的成立背景、前后过程、组成成员、主要成就、不同评价及主要结论等六个方面来论述.

1.校正医书局的成立背景

校正医书局是在北宋前期社会和医学两大背景下产生的.北宋政府“右文崇儒”之政策从主观上为医学的发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而战争和疫灾又从客观上使北宋政府更多地关注军民的医疗和健康；北宋前期较强的财政实力为校刊医籍提供了经济保障；印刷、造纸及制墨等技术不断完善,从技术上有力地支持着医籍的大规模刊印；科举制度的改革、官私学校的兴盛、读书时尚的形成、校书传承的延续等因素又加速了人们对知识规范的渴望和书籍整理的需求.此外,宋初四朝的医籍整理,又积累了许多校书经验,为校正医书局大规模校书奠定了基础.

2.校正医书局的前后过程

校正医书局是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在枢密使韩琦的建议下,由官方专门设置的以编校、刊印为目的的临时性机构,初隶属于编修院.该机构从诏选校正医书官、制定编校计划、确定编校原则、布置编校任务等均有一套严格的工作流程.通过史料分析,校正医书官不在校正医书局编校书籍,而在自己家里校书；医书校正机构之名称当为“校正医书所”而非“校正医书局”.神宗熙宁二年(1069)校正医书之机构罢散,校正医书之事徒太学(国子监),校正医书局存在时间共计12年.

3.校正医书局的组成成员

校正医书局成员由两部分组成,一为提举校正医书局,由京朝官兼任；韩琦、范镇、钱象先等3位官员先后提任提举校正医书局一职；韩琦从国民健康、国防安全的角度建言置局校正医书,功劳最著.从仁宗嘉祐二年(1057)首任提举校正医书,至嘉祐八年(1063),任职6年；范镇于嘉祐八年(1063)接任,至英宗治平三年(1066)止,任职3年；钱象先从治平三年(1066)接任,推测最晚于神宗熙宁二年(1069)卸任,任职3年；他们三人虽非医官,但在任职期间,精心组织,积极参校,成绩卓著.二为校正医书官,由馆阁官员、知医儒臣、翰林医官构成.掌禹锡、林亿、张洞、苏颂为馆阁官员,高保衡、孙奇、孙兆、陈检为知医儒臣,秦宗古、朱有章为翰林医官.在10位校正医书官中,林亿、高保衡、孙奇参校医籍时间最长,参校医籍最多.儒臣在北宋医书编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4.校正医书局的主要成就

12年间,校正医书局全面系统整理了《嘉祐补注本草》、《本草图经》、《伤寒论》、《金匮玉函经》、《备急千金要方》、《金匮要略方》、《千金翼方》、《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脉经》、《针灸甲乙经》、《外台秘要方》等11部医籍,使这些医籍结束了手工传抄的历史,并成为宋之后的定型化版本,直至今天；此外,还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医籍校勘原则、方法和程式,为后世医籍校勘树立了典范.

5.对校正医书局的不同评价

古今中外学者对校正医书局所取得的成就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校正医书局的校书方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校正医书局的评价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才能客观、公正.

6.主要结论

(1)校正医书局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是北宋前期政治、经济、科技、文教、医学等因素综合发展的产物.其中,与仁宗朝校书重心的转移有极大的关系.

(2)校正医书局的设立与韩琦的建议有着直接的关系；校正医书官在自己家里校书,不在校正医书局办公；校正医书机构之名称当为“校正医书所”而非“校正医书局”.

(3)在校正医书局成员中,提举一职负责组织、协调及详定工作；儒臣在北宋医书校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除医官之外,参校者均在书序后署名.

(4)校正医书局原计划整理8部医书,最终编校了11部；其中《灵枢》、《太素》、《广济》三书,目前未见校刊记载；《本草图经》、《千金翼方》、“仲景三书”及《脉经》等6部医籍,未在原计划中,后纳入校正范围.

(5)校正医书局这种以儒臣、医官等不同专业背景成员相结合的校书组织和校书模式,在当今中医古籍整理中值得学习和借鉴.

第二篇初四政治论文样文：《淮南子》许高二注研究

《淮南子》是一部文采绚烂、义理精深的著作,东汉许慎、高诱相继为之注解.历来有关此书的研究文献也称得上汗牛充栋,但专门针对许高二注的所占比重很小.而学者研究许高二注,不外乎版本校勘、注文辑佚、注文疏补以及训诂成就等方面,对其所蕴含的思想、学术等深层次意义则忽视不置.本文既要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一步,又要努力尝试从新的视野展开探讨.

第一章,对《淮南子》许高二注的文献状况作一番较为全面、系统的调查与考校.虽然清代学者在这个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有不少地方值得修缮和补充.关于二注的相杂及区分,则是首当其冲的问题.根据历朝史志和私家书目,同时参以历代著述所引二注的情形,我们发现,许高二注相杂一书应是发生在北宋太宗和真宗朝,起因可能是缘于一场宫廷大火,而此前两者一直并行别传.二注相杂不久,即被苏颂发现并区分,但他的成果掩没不闻,大约过了八百年才重新为清代陶方琦等人辨别.清人的区分主要立足于苏颂《校淮南子题序》,其实从注文内容如互见法的使用、重复释文的出现等方面,也可以得到有力的支撑.二注相杂及区分这一问题得到清理后,其两千年的流传历史就比较容易勾勒了.同时,二注残缺也为清代学者辑佚留下很大空间,但他们只注重许注而忽略了高注.通过搜罗和考究历代文献所引《淮南子》注文,我们认为大概有70余条引文应属高注佚文,还有100余条引文疑是许注佚文,为清人所遗漏.

第二章,主要从问世时间、训诂特征、思想性以及与《说文解字》的关系等方面,对许注八篇展开集中讨论.许慎为《淮南子》作注皆因机缘所促成,因为习读《淮南》既非他的家学师承,又非他的兴趣所在.汉安帝永初四年,许慎以太尉掾属的身份被征诏参加盛大的东观校书活动,即是以校注《淮南子》为务,一年后书成并上呈朝廷.虽然许慎的《淮南子注》已无完本,但现存八篇也能管中窥豹.总的说来,许慎注《淮南》,重视对原书各篇大意的概括,偏重字词、名物、史事的解释,比较注意原书楚语的使用,而且行文追求简朴明了,很少使用训诂术语.由许注八篇的一些相关注文看,许慎对于《五经》有很多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既相信明经致用的经学传统,又敢于正视原书中批判《五经》的言论,同时不排斥诸子尤其是老庄的观点,表现出通达的思想认识.更为重要的是,《说文解字》与《淮南子注》之间还存在相融互补的关系.两者互相取用,共同促进了许慎学术的发展.

第三章,以高注十三篇为对象,主要讨论高诱的生平著述、高注的内容及特色、高注的思想性、高氏群经之学等问题.与许慎正好相反,高诱为《淮南子》作注,既是承继马融、卢植的家学师法,又是自身兴趣和责任所在.从仅存的十三篇看,高注涵盖非常广博,但着重于解释字词、训解名物典章、考述史传典故和阐发文句义理.同汉代其它注书相比,高注还体现出注重篇名解题、细化注音方式、广罗方言俗语以及校勘、阙疑并重的训释特色.作为一位具有忧患意识的经学家,高诱还有意把大量富有儒家色彩的思想言论植入到《淮南子》的注释中,以期将原书纳入辅翼儒家经传的范畴.而且,他疏解字词文意又多以儒家经传为准的,对原书批评儒家的言辞也有意曲解,用以维护和尊崇儒学,由此表现出强烈的宗经、崇儒意识.这种意识直接导致高诱在注解《淮南》道家派言论时有意将其导向儒家义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以儒解道的倾向.除了能够窥测高诱的思想外,高注十三篇还为我们了解其学术状况打开了入口.通过分析高诱引述儒家经传的情况和论述《五经》的言论,其经学架构和受学渊源都能得到疏理,从而探知他的群经之学.

第四章,从社会及学术背景、注解体例、诂训异同等方面对许高二注进行比较研究,并综合评价其学术地位和价值.许注产生于东汉中期,高注出现在汉之末世,整整相隔百年.虽然这一百年依旧是经学一统,但社会机体的内层却在悄悄发生转型.就政治面貌看,国家正由平稳兴旺转入混乱衰败.就学术格局看,经学正由昌明鼎盛转入昏暗式微.就社会思潮看,老庄思想正由微弱潜伏转入渐强显豁.时代背景的不同,造就士人治学方向和态度的不同.许慎忽子书,故注解疏阔；高诱重子书,故注解精详.相对《淮南子》来说,这一百年又是幸运的一百年,不但流布甚广,而且不乏研究者.许慎即是始作俑者,高诱则是总结者.这种情况决定了高注对许注存在直接的承袭关系.高诱毕竟是一位卓出的注疏家,与许注相比,高注的体例更加丰富,解题、释义、注音、引书、存异、校勘、阙疑一应俱全,并且形成了一套较为固定的训义体系.这反映出汉末学术重视集成、总结和求变的特点.尽管许高二注存在诸多差异,但从学术发展的历史看,两者皆有承上启下的学术地位,在文献、训诂等方面也包含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第三篇初四政治论文范文模板：力追古法 厘为规范

16世纪,中国文化史中崇尚的就是摹古的风尚,普遍将师古当作追求个人新变的唯一途径.独主坛坫二十年的文坛巨擘王世贞解释说：“合而离,离而合,有悟存焉.”因而需要创造性地“离”以此超越师法的古代典范.这一法门被清初“四王”有效地延伸到了绘画艺术之中,以“背临”、“追忆”的绘画方法演绎着以“摹古”为宗旨的艺术活动,藉以养性自遣但不韬晦避世,并“图以授之”挞伐异端而尊于儒家教化之功,成就了一代山水正宗,几乎统领着有清一代的山水画坛.“两宗设教宇内,法嗣蕃衍,至今不变宗风.海内绘事家,不为石谷牢笼,即为麓台械杻”其言不虚.

在摹仿古人时,“四王”整饬梳理并提取其摹仿对象的典型图像特征,不断重复、发展和完善这一特征,使他们之间的作品相似度远大于其所摹仿的对象.他们在“摹古”中精研刻求地是他们自己如何化解摹仿对象的图像风格.由此,“四王”的“摹古”中既有“貌合”的趋同性,又有重组的创新性,以不断的自我重复构建独属自己的艺术风格.“四王”以“惟求宗旨,何论宋元”的画学新思想为纲,使他们的绘画“摹古”具备以摹仿的途径集大成、整饬梳理、拓展推进的整体特征,构筑了熟后熟的笔墨体系,完成了理、气、趣兼到的山水画笔墨技法程式.他们以“出宋入元”的笔墨宗旨最终将前人的笔墨转化为由淡入浓、以笔见墨、色中有墨、墨中有色的笔墨规范.其次,“四王”以“平中求奇”、“奇中求正”的体用之法规范各自法门,恪守“南宗正脉”的画学思想和参以己意的主体个性在绘画“摹古”中强调神韵精妙又复超逸的绘画艺术,合士气作家一格.提出“于行间墨里,能人之所不能,不能人之所能,方具宋元三昧,不可稍自足也”的儒家教化规范.为此,“四王”的绘画“摹古”己经将托古改制的本义蜕变为构建后学法门的山水画技法程式.但时时叮嘱：“林壑位置,云烟渲晕,皆可学而至,惟笔墨之外,别有一种荒率苍莽之气,则非学而至也.”使之走向程式化时利与弊共存.但其后学却逐渐背离了清初“四王”绘画中的“摹古”本质,“四王”“摹古”中“不脱不粘”、“法无一定’“以气韵生动”为宗而得“六法秘笈”的艺术成就已经被其后学“牢笼”、“械纽”的形式主义挥霍一空,呈现出陈陈相因、腐朽的艺术气质,其恶果之因,须得明辨之.

第四篇初四政治论文范例：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研究

“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概念,指清光绪、宣统以及民国初年的宗宋诗人群体,主要代表人物有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陈衍、陈宝琛等.本文有意突破以理论探讨为主的研究模式,主要以人事、文学活动为研究对象,将其从道光、咸丰宋诗派的脉络中独立出来加以研究,故采用“清末民初宋诗派”的说法.另外,本文认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这是一个松散的文学流派,而是一个人员固定、联系密切、在一定程度上有意识利用现代传媒来扩散影响的群体.本文从收集、梳理第一手资料出发,详细分析了这批诗人在1895—1921年的文学活动.论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初步梳理了几个后来成为宋诗派重要成员的诗人的早期文学活动.其中陈三立在湖南和王闿运、郭嵩焘等结碧湖诗社,频繁雅集,多数诗社中人与陈三立一生保持着密切联系.郑孝胥早年有过在京师生活的经历,经由好友王可庄、黄绍箕、张謇、沈曾植和当时文坛优秀诗人建立了广泛联系.陈衍1882年左右在福建结福州支社,他这是只是一个地方性的籍籍无名的诗人.1886年丙戌会试对宋诗派诗人来说意义非凡,这一年,陈三立、郑孝胥、陈衍同时到京师参加会试,郑孝胥初晤沈曾植,郑、沈一见如故,成为挚友；郑孝胥也第一次见到了陈三立,虽然两人在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实质*往,但他们有一个互相交叉的朋友群体.

第二章着重探讨了宋诗派文人群体与张之洞幕府的关系.甲午战争的爆发,深刻改变着文学的面貌,几个宋诗派诗人进入张之洞幕府,在幕府内频繁接触、切磋诗艺、探讨诗歌理论,宋诗派的重要理论“三元说”就萌生在这个时期.同时,幕府交往也为宋诗派和全国优秀诗人的交往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平台,宋诗派诗人的诗名开始扩散.

第三章梳理了和宋诗派有关的雅集和结社活动.1907年,宋诗派理论家陈衍来到京师,和京师诗人时常雅集,尤其是以宋诗派诗人为主体的辛亥诗社的活动,在京师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陈三立在南京和其他诗人频繁雅集、唱和,逐渐成为诗坛领袖人物.辛亥革命爆发,多数宋诗派成员来到上海,和其他关系较亲密的遗民结成超社、逸社进行唱和.从这些诗社和雅集活动都可看出宋诗派逐渐成为诗坛的主流.

第四章通过亲缘、地缘、学缘的研究来探讨宋诗派的影响是如何扩散的.以前的学者也注意到了宋诗派的地缘关系,但对亲缘和学缘的描述较少.本文从阅读原始文献出发,展示了宋诗派文人群体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并尝试用关系网络的理论来分析人物之间的亲疏离合.

第五章重点探讨宋诗派和现代传媒的关系.1912后,陈衍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上发表《石遗室诗话》,是近代宋诗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的标志.1915—1920年宋诗派以《东方杂志》为阵地,发表了大量作品,“同光体”成为席卷民国时期古典诗坛的一种文学思潮.在《东方杂志》诗文栏内发表的1700首诗中,其中百分之七十属于宋诗派诗人的创作,本文初步分析了宋诗派力量是如何占据和利用这样重要的文化传播资源的.

第六章研究宋诗派文人群体和清末民初其他文学群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宋诗派与“诗界革命”者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分歧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大；通过对南社1917年唐宋诗之争的重新梳理,我们会发现这是一次文学场域之争,是柳亚子等面对宋诗派的强大压力的一次反击；学衡派是一个精神渊源上和宋诗派很相似的团体,人事上也有诸多纠葛.通过宋诗派与这些文学群体的研究,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凝聚力很强、对民初其他文学力量有较大影响的团体.

本文力图超越“新”与“旧”的进化论模式和意识形态决定论的立场,将这一群体放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来加以研究.通过大量的资料梳理和细心考论,本文的结论是：清末民初宋诗派是一个介于传统文学流派到现代文学社团之间的过渡性文人群体,体现了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过渡的复杂性.

第五篇初四政治论文范文格式：王符《潜夫论》研究

本文是对王符《潜夫论》写作年代、流传版本、作者生平、引用文献等问题的考辨和对其治道思想、文章义法、文学史意义的综论.文章的中心论旨是：王符治道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元气本原论”.王符充分认识到了人性问题的复杂性.在对董仲舒天人关系理论的改造中,他张扬了民权,同时也保留了神权.王符治道思想以民本主义政权合法性为基础,但同时又承认“君权神授”的政权合法性.他希望以“天”的神权保障民权,但也授予了君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前者让他在论述自己的风俗改善、经济本末论、治边安民等思想时能够以民为本,后者使他在国家治道上主张礼法兼施,保证君主的权威以达成治政.王符治道思想虽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对改善当时的弊政是切实可行的,具有很高的实践价值.王符《潜夫论》的文章是东汉中后期政论文的代表,既保留了含蓄、醇厚的汉文本色,又在局部上体现出积极要求突破的自觉意识,是东汉文章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本文的研究分上、中、下三编：

上编是对王符及《潜夫论》相关文献问题的考辨.第一章对王符与马融等四人交游的时间、地点等问题进行详细考索,并在此基础上勾勒王符生平行迹.同时,考订《潜夫论》各篇文章的写作时间,重新推定《潜夫论》的成书时限.第二章对《潜夫论》的版本谱系、文字差异进行考察勾勒,厘清《潜夫论》一书的版本及流传情况.第三章对《潜夫论》的引书情况进行全面的统计分析,考察王符知识结构,发掘《潜夫论》文献价值,并将此作为进一步研究其治道思想和文学价值的基础.

中编是对王符《潜夫论》治道思想的阐释.第一、二、三章主要阐释王符治道思想的哲学基础,包括对王符“元气本原论”,人性论及天人关系新义的重新诠解.第四、五、六章主要阐释王符对君、臣、民三者关系的处理,以此来对其治道的基本框架进行勾勒和梳理.第七、八、九章是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考察王符治道思想在具体施政过程中的实践方针,包括了对王符的风俗改善、经济本末论及治边安民等三方面主张的阐释.

下编是对王符《潜夫论》文章风格及文学史意义的考量.第一章主要考察王符的著作意识及文学观念,作为后文考察其文学风格的基础.第二章首先是对《潜夫论》文章文法的具体阐释,包括对其篇法、章法、句法、字法的文章学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文法的角度考察其“含蓄”的文风特征及成因.第三章着重论述汉代经学与《潜夫论》文章的关系,主要包括汉代经学对《潜夫论》文章“醇厚”风格形成的巨大影响及王符对这种文风的突破.借此阐明王符文章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第四章是在与王充和仲长统文风的对比中,进一步阐释王符《潜夫论》含蓄、醇厚的文风,并指出其对后世文学发展的积极影响.

最后是文章的附录,主要包括《王符年谱》、《<,潜夫论>,佚文辑录》、《<,潜夫论>,历代著录考》、《<,潜夫论>,历代序跋》及《王符<,潜夫论>,治道思想图示》五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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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四政治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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