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纲要论文范文参考 近代史纲要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近代史纲要论文范文参考：胡绳与马克思主义
2. 第二篇近代史纲要论文样文：基于课程标准的历史教科书编写研究
3. 第三篇近代史纲要论文范文模板：清末学校教育政策研究
4. 第四篇近代史纲要论文范例：新桂系县政改革研究
5. 第五篇近代史纲要论文范文格式：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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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近代史纲要论文范文参考：胡绳与马克思主义

本文研究的是胡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今天,在西方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不断涌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实施的背景下,研究和探讨胡绳与马克思主义的不解之缘,既能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别人提供不了的经验教训和人生智慧,又能为我们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艰辛历程以及了解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搭建一个良好平台.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着力从研究的视角和研究的内容两个角度进行创新.在研究的视角上,突破个案研究；在研究的内容上,做到章章有新意.本文拟采用原著解读法、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着眼于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适当兼顾影响学术生长的社会、政治语境.具体做法是按照胡绳怎样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怎样宣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他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探索和回答的脉络,系统研究胡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胡绳走进马克思主义不是偶然的,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而且在走进马克思主义时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早年胡绳生活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这样的国际环境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革命实践问题的错综复杂,社会史论战的激烈论争等理论问题也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发展.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涓涓细流汇为滔滔洪流,各种马克思主义论著报刊铺天盖地,这为早年胡绳学习继而走进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条件.而求知好学的学术品格和深沉炽烈的爱国情怀是胡绳走进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条件.他于博览群书中,逐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他所寻求的正确认识中国和世界的思想指南；他于革命实践中,逐渐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积极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战争中.主客观条件的相互作用,使早年胡绳走进马克思主义之巅峰.中年胡绳由于国际上的“去斯大林化”,国内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及本人的困惑与迷惘,曾一度偏离马克思主义.晚年胡绳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低、世界经济全球化愈益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全方位纵深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经过长期的深刻反思,走出思想藩篱,最终完成了回归自我,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

胡绳不仅宣传经典马克思主义,还及时宣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抗战时期,为了唤醒民众肩负起“救亡图存”之重任,胡绳及时撰写了五本哲学通俗读物.这些读物针对当时形势和民众思想状况,用民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把深刻的理论寓于中国的具体实例中.不仅如此,他还以“答读者问”的形式与读者谈心,谈他们所关心的种种社会问题,甚至谈私人生活问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八年抗战结束,人们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胡绳为了打破人们心中的种种谜团,及时有效地宣传了*的新*主义论.群众路线是*思想的灵魂之一,是党的生命线.胡绳详细阐发了这条路线的深刻内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根据我国思想文化界的具体情况,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论辩证法原理提出来的.胡绳从“双百”方针是探求客观真理的需要,是求得完全知识的需要,是不同学派自身发展的需要与是改造世界的需要四个方面宣传了其现实意义,使大家确实感觉到该方针是我国科学事业中的一个积极可行的重要方针.胡绳还主要宣传了*思想中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问题.*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并在该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胡绳以设计图纸、造桥等为例浅显易懂地阐明了这一思想路线,同时宣传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这两条路线之间的辩证关系.通过胡绳的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这些科学理论不仅走进中国更多民众的心中,而且加深了民众对这些理论的认识.

胡绳运用马克思主义撰写思想文化评论文章、中国近代史论著、编著*党史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20世纪40年代初,随着爱国主义热潮的掀起,思想文化领域又一次涌现出一股反理性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思潮.针对此,胡绳写出一系列思想文化评论文章,着重批判了当时学界有名的冯友兰、贺麟和钱穆的几本著作.他在《评冯友兰著<,新世训>,》一文中指出,冯先生标榜尊理性,又主张理智要服从道德；标榜“以理化情”,又主张“天人合一”；标榜“为无为”,又主张“无所为而为”,这些都开了反理性主义的大门.在《评冯友兰著<,新事论>,》一文中,剖析了冯先生把一种生产方法生产制度的转变看作只是生产技术改进的片面的、机械的错误观点.在《一个唯心论者的文化观——评贺麟先生著<,近代唯心论简释)》一文中,批评了贺麟作为一个公开的唯心论者将辩证法神秘化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在《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联》一文中,批评了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反映出来的历史研究的复古倾向.胡绳的这种批判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也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运动的深发展.胡绳还运用马克思主义写了大量近代史论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近代史纲要》、《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从*战争到五四运动》与《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等.在这些论著中一分为二的观点和方法、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人民群众的观点和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等常常相互交织贯通内里.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工作需要胡绳主要转向党史研究.他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上卷)与《中国*的七十年》两部权威性*党史读本,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始终坚持运用实事求是的重要原则、运用矛盾分析法和运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分析评价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80年代以来的胡绳又倾注热情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发表了多篇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这些文章曾以视角的独特、论述的深刻和见解的新颖而震动学界,特别是1998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时的回顾和前瞻》与《*的新*主义论再评价》.在前一篇短文中,胡绳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指出,*“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即说*有段时间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后一篇长文中,胡绳从*是否带有民粹主义的思想说起,对建国以后我们党犯一系列“左”的错误作了最为深刻的理论剖析.他以直面责难的勇气进一步指出,中国*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始终存在着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即是用民粹主义思想还是依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处理这个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顺利,反之就会遭到挫折,甚至失败.

胡绳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指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路径：要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要科学地总结实践经验；要充分利用前人的思想理论积累；要有繁多的复杂形势；以及要树立好学风.还一定程度地具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第一,关于科学技术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科学技术的快速跃进使人类对自然界达到亘古未见的新认识,而这新认识恰好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提供有力证据,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过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先进哲学,吸引一批自然科学家用它作为观察与认识自然界的工具,而且这些科学家以此为工具进行的科学研究,又可以促进科学的大发展.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统一.自20世纪,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所要研究的已不再是如何推翻旧社会,而是如何建立新社会的问题,即它的内容不能只限于原有的革命的科学,而要发展为不但是革命的科学而且是建设的科学.第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西方国家状况所提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经过160多年的发展,西欧各国的生产力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变化.这些大变化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原来的认识水平上,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简单化、公式化,而要根据新的现实情况,对此问题进行新的研究,给出新的论断.第四,关于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胡绳针对以前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两种形式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水岭之说法,指出今天的时代已非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而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求和平、求发展是西方各国人民的普遍诉求.现在如果我们还认为主张“暴力革命”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和平过渡”的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了,有悖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胡绳一生在走进、宣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两个方面来探索和回答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胡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是科学；是发展的理论；是一个开放的、高层次学派；调查研究的方法是其根本方法.关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胡绳指出,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国实际生活的密切结合；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胡绳之所以能够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中国具体实践的深刻总结.

在梳理、评析了胡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后,我们总体评价了胡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并指出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有的一些可商榷之处.胡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具体表现在：胡绳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锋；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具体实际的倡导者；是具体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者；树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当然,胡绳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在研究领域也存有一定的不足和缺陷.比如胡绳在评价中间势力时,说中间势力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评价现代化时,胡绳仍未完全突破传统的阶级框框.同时,在胡绳的性情中,也存有一些不足和缺陷.如他性格拘谨,不敢越雷池一步；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等.

第二篇近代史纲要论文样文：基于课程标准的历史教科书编写研究

我国的课程改革顺应世界教育改革的潮流,是基于标准的课程改革.课程标准规定的目标与内容是学生学习的最低目标要求,它规定了学生必须要达成的学习结果,教科书内容与课程目标要求应该一致,否则会影响课程实施的效果.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历史教科书内容与课程标准之间出现了偏差,教科书内容设计不利于课程目标的实现,导致历史课程改革效果受到了影响.

对于教科书内容编写与课程标准一致性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刚起步,尚无学者从基于课程标准的视角系统研究历史教科书内容编写问题.教科书内容编写是否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将影响到课程目标的实现.探寻基于课程标准的历史教科书编写的方法,减少教科书内容与课程目标要求之间出现的偏差,有助于找到问题解决的根源与方法.

本研究具体探讨三个基本问题：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历史教科书编写的理论要求是什么?基于课程标准的视角,历史教科书编写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基于课程标准去编写历史教科书?本研究运用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内容分析等方法回答上述问题,进而提出了如下的主张和结论.

教科书编制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我国此次课程改革所持的是一种综合性的课程观,教科书编写应遵循经验课程观、人本主义课程观等的要求,以学生为中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应遵循历史学科的特点,遵从目标模式理论的要求,满足学生能力发展与学习方式转变的基本需要,使教科书成为学生探究历史、体验历史的文本.

从课程标准的要求出发,历史教科书编写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教科书编写未能处理好“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原则,未能生动再现历史的场景,文本抽象、干瘪,某些内容没有尊重历史,不利于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达成.造成教科书编写不理想的原因是：编写者受意识形态教育的约束,为了减轻学生的学习与考试负担,课程标准缺失行为标准,教科书编制理论的不成熟,编写者习惯采用“教本”式编写方式,等等.编写者主要根据内容标准编写教科书,历史教师过于依赖教科书文本进行教学.教科书编写存在问题,自然会影响到课程实施的效果与课程目标的达成.

在对教科书编写存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建构了基于标准的历史教科书编写策略与方法.传统历史教科书编写重视内容的落实,忽略了课程目标与内容之间的关系,从课程目标视角出发探寻历史教科书编写的策略,有利于课程目标的达成.文章结合课程目标的三个维度,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探讨了历史教科书编写的策略；并初步研究了如何处理好意识形态教育与历史课程目标之间关系这一棘手的编写问题,具体从意识形态教育、公民素养教育、历史认识形成等层面分析了历史教科书编写的策略.为了使教科书编写时刻围绕课程目标的达成,编写者可以采用逆向设计的编写方式.逆向设计原是一种教学设计方式,本文将其迁移到对教科书编写的研究上,并对教科书逆向设计的编写方法做了一定的分析.编写者一般从整体编写的角度思考教科书编写问题,本文是从三维目标的视角提出编写策略,需要编写者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结合具体的内容标准,采用逆向设计的编写方法,围绕课程目标的实现,灵活将它们落实在编写中.

教科书内容编写是落实课程目标要求的重要环节,论文第一次从基于课程标准的视角研究我国历史教科书编写的策略与方法.历史课程目标强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转变学生学习方式,塑造健康向上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要求教科书应是“学本”,利于构建“儿童的历史”,关注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文章探讨了基于课程标准的历史教科书编写的策略与方法,目的是为编写者提供一些编写方法上的建议.

第三篇近代史纲要论文范文模板：清末学校教育政策研究

清末学校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标志着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以及教育的法制化.它不仅在近代教育历史中居于重要的地位,而且因其作为从教育制度通向教育实践的*而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就其研究现状来看,研究成果颇丰,主要体现在教育政策理论、教育政策背景、教育政策制定及推行等方面,这些研究将有裨于对近代新教育政策演变的进一步认识并加深对其思想内涵的理解.新形势下,从当代教育政策学及相关学科的多元视角出发,实现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突破,将推动对清末学校教育政策的进一步研究.

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是以科举制度为核心,以儒家经典为教育内容,官学、私学、书院并存的教育模式.*战争后,随着传教士的到来和西学的传入,近代新型人才培养成为教育改革的目标.洋务运动中,教育问题涉及了社会各个层面的矛盾与冲突,需要政府通过教育政策来进行制度的规范.维新运动中,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清政府扩大政府职能,加大社会管理的力度.在此过程中,早期改良派、维新派和绅商阶层进行了教育思想与实践探索,促使公众议程得以建立,从而使学校教育问题进入政府议程.清末新政改革时期,全国掀起了书院改学堂与创办新式学堂的兴学*.学校体系以及学堂管理中的教育问题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学校教育问题终于成为了教育政策的核心领域.

清政府快速地建立了教育政策规划的日程,仿效日本,组织专门的力量来进行学校教育政策的制定.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由于各种原因,初次规划的学校教育政策方案未得到全面推广.嗣后,清政府诏令张之洞等人厘定学堂章程.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正式获得颁行,清政府督饬各省推广新式学堂,掀开了清末学校教育政策实施的序幕.学务处作为学校教育政策实施的专门组织机构,对教育政策推行进行规划与安排.各地督抚积极向学,采取了多种措施,各地在办学数量和质量方面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直隶省和湖北省的政策实施过程就是典型的案例.但是,由于教育问题的社会关联性,以及所涉及的影响因素的多元复杂性,清末学校教育政策推行过程遇到了各种问题和困难.基于国民素质对于宪政改革的决定性意义,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建立了学部,授予学部一定的决策权力和执行权力.学部在自身权力范围内,将学校教育政策推行作为当时的中心工作,进行了全面布署,并根据新教育推行中的情况,对学校教育政策及时进行修补,进行政策推行中的再决策,从而使清末学校教育政策得以增订.

清末学校教育政策过程具有一定的规范性,政策制定和政策推行都是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步骤来进行,通过政策实施环节来检验政策的内容,从而使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内涵,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政策史的开端.通过清末学校教育政策实施,学堂教育为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培养了大批人才,基本发挥了教育政策的社会功能.

清末学校教育政策是统治阶层意愿的表达,课程设置的条文体现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决策者过分依靠日本教育政策经验,缺少政策方案的可行性论证,教育政策制定步入了教育救国的误区.在教育政策推行过程中,各种程度的利益冲突使清末学校教育政策表现了自身的能力限度.由于险恶的社会政治环境,清政府缺少应有的政府能力,未能及时调整教育与社会结构层次中的各种利益关系.随着清朝的灭亡和清政府权力的丧失,清末学校教育政策终成历史资源,让位给民国及后继者不断探索的征程.清末学校教育政策这一专题的探究,仍然是当今中国近代教育史、教育政策学相关学科亟需进一步加强并深入展开的一个未尽领域.

第四篇近代史纲要论文范例：新桂系县政改革研究

本文以新桂系治理广西时期的20世纪20～40年代县政改革为研究对象,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层面阐述新桂系地方实力派20多年来的县政改革实践的过程和内涵,以期对新桂系县政改革历史因缘、具体内容、客观成效、历史特点及作用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研究.本文认为,新桂系开展的县政改革,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践孙中山先生的三*义理论,发展广西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增强广西的地方实力,以达到“自卫”、“自治”、“自给”的重大社会变革,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各省中县政改革和建设推行时间最长、受益人数最多、推行地区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地方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的综合性改革运动.

清代末年广西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在各省中成绩较大,对县政有了初步的触动,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在民国初年对广西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有所兴革,为后来广西地方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桂系进行的县政改革,分为酝酿、启动、全面推行和衰败四个阶段,在各个阶段改革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其深刻的思想原因、历史动因、经济动因、政治动因和社会动因.

新桂系县政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对基层传统政治的改造.首先是开展县级行政区划的整改,新桂系第一次统一广西后,依次将旧桂系时期遗存的土属行政建制一律改土归流,单独或合并而置新县,对历史统治空白地带——瑶族聚居地金秀大瑶山———设置由省直管的设治局,依据政治、经济、文化标准,对全省各县依次设置县等,积极开展县界整理工作,并在全国率先实行“裁局设科”,结合省情创新地推行“三位一体”制.以上举措,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管理成本,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同时也为其他改革事业的开展提供了条件.

在改造基层传统政治过程中,新桂系确立“行新政,用新人”人事方针,建立和健全具有现代公务员性质的县人事选任、管理、考核、奖惩与保障等系列规章制度,将上至县长下至乡镇村街长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轨道.威权体制下县人事改革的生成背景及其基本模式,虽然使得县人事管理中存在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呈现严重的不对等状态,但在客观上建立起了一支较为廉洁高效基层公务员队伍,极大地提高了组织的行政效率,同时也密切的官民关系,推动了各项事业的进展.

新桂系县政改革的另一重大举措是“唤起民众”,集聚人力,力求“三自政策”的实现.思想较开明的新桂系践行“三*义”理论,在全国首创村街民代表大会制度,率先成立县参议会,为民众尤其是“新地方精英阶层”开辟了一条参政议政的渠道.为办好县参议会,新桂系制颁系列关于参议员选举、参议会职责、参议会经费等的法令、规则.作为县政治生态领域的一种重要议事机构,县参议会虽然与现代性质的民意机构有相当大的差距,并最终异化变样,但自从它成立那一天起,就成为了汇聚民意、关注民生的重要场所,同时对县行政权力起了一定的制衡作用.

县民团和县教育的改造,既是新桂系县政改革的亮点,更是新桂系“唤起民众”、集聚人力的重要管道.通过新民团的组建,广西省内所有18～45岁青壮年集体纳入组织严密、纪律性较强且具有相当战斗力的新型乡村防卫组织,从而真正实现了广西乡村防卫主体上的民众化,二是新桂系在这种新型的乡村防卫组织中,对青壮年为主的广西民众施以政治上的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自治”知识和业务的培养,生产生活上的技术技能教育与识字教育,民团团丁军事与生产、军事与政治相连接,在广西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乡村的武装防卫力量”与“乡村建设的骨干力量”合一.通过实施国民基础教育运动,新桂系在全省乡(镇)村(街)普遍设立国民基础学校,将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合办,将课堂识字教育与课外生产技能、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紧密联系,在广西乃至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乡村与城市的界限,年龄、性别的界限,以及民族的界限,实现了绝大多数人享有基础教育的权利,刷新了历史上开启民众智识的任何努力.新民团与国民基础教育因此成为推动广西近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两大助推器.

凡事非财不行.在各种建设事业的要求和推动下,县财政改革成为必然.新桂系自1931年重新底定省局后,除旧布新,先后建立经征、保管、审计机构,整理税捐,建立健全预决算制度、会计机构和制度,以及实行财政上的调剂分配办法,从而建立起了具有现代性质的县财政体系.从1930～40年代广西县财政收支状况,及三江县具体个案来看,“选择性治理”下的县财政改革的积极成效主要表现在三十年代减轻农民负担同时,使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为其他各项事业的推进提供了财力支持.其最大缺陷之处在于:县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一方面是税源的单一和畸形,及“虚增长”下县财政经济能力的日益薄弱.另一方面是支出结构上的硬化和僵化,政府既不注重能增强财力、开拓后续性财源的经济与建设活动的投入,也不注意“适当比例的政府自身支出”的追求,大部分财政主要投向了非生产领域.

巨大的压力产生强大的动力.作为偏隅广西穷省的地方实力派,新桂系在20世纪20～40年代开展的县政改革,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对广西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习俗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产生了积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由军事强人主政推行的县政改革,军事强制手段与军事管理方式弥漫,政治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新桂系的县政改革在政治上距离*政治目标遥远,在经济上结构失衡、人民群众始终处于亏累状态.因此,在多种历史因素叠加下,自40年代中后期开始,新桂系县政改革不可避免地走上萎顿之途,带给我们深刻的历史教训.

第五篇近代史纲要论文范文格式：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研究

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政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关于国民党在华北的党务活动最早可上溯至同盟会时期,此时国民党以一个革命党的身份出现在华北这一君主专制基础浓厚的地区.民国初建,由于华北这一原清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军阀势力雄厚,南方革命军始终未能进入,国民党仅有少数人潜伏活动,党务影响薄弱.伴随着北伐的胜利,国民党于1928年底逐步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政党政权,“党治”体制确立,华北地方党部由秘密逐步转向公开.然而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华北的政治社会环境,却又迫使地方党部由公开转向秘密.国民党党部在华北昙花一现的过程,反映了全面抗战爆发前党部在与华北各地方实力派及日本势力角逐中的边缘化境地,也是国民党弱势“以党治国”在华北地方社会实践中的尴尬现状.

完备的组织系统是国民党进行政党领导的重要前提,而战前由于日本的压力和地方实力派的抵制,国民党在华北的各级党部基本陷入停顿.抗战初期国民党*决定恢复华北各级党部.经1938年4月国民党临全大会及五届四中全会之决议,华北沦陷区各级党务机构纷纷重建.但是不同于大后方的国统区党部,华北沦陷区各省党部在沦陷区特殊环境下不断迁徙流动,成为流动的省党部.严格说来,国民党党务组织只有省县两级党部,为加强华北沦陷区党部在地方抗战中的领导,国民党*指示各省依军事地势及交通等情形,实行党务分区制,以解决省与县之间存在的脱钩现象,同时还致力于完善各级县党部组织.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省、区、县*党务机构的建立与完善是其领导华北沦陷区党务的重要组织前提.

由于地处沦陷区域的特殊环境,华北地区国民党党员的吸纳机制和党员群体的构成形态不同于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在国民党*及各方努力下,沦陷区党员数量曾一度增长,但由于取消了预备党员制度,党员的吸收没有经过预备期的考察和甄审,直接发展为正式党员,致使党员素质下滑,加剧了国民党在沦陷区基层党组织的涣散无力,以致于国民党在沦陷区只能依靠地方党部委员群体支撑着党务在地方基层的发展.然而华北沦陷区形势错综复杂,处于日伪、地方势力及*等多方杂处的境域,党务运作异常艰难.战时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群体,在国民党*的派任与管理下,蛰伏于山东敌后担负发展党务及领导抗战建国的工作,为抗日御侮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最终受恶劣环境、本身素质及内外纷争等因素的影响,国民党党务工作推进缓慢无力,不仅无法抵御日伪的进攻,就连自身的生存都难以保障.

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的训练、宣传及经费管理构成了国民党党务运作的重要内容.鉴于华北沦陷区特殊的环境及国民党组织机构的流动性,沦陷区人员的教育及训练,除国民党*所属训练团轮流调训外,还专门在战区筹设*训练团分团就近训练,华北各战区及省市亦根据自身沦陷区的实际情形,相应成立各级训练机关训练党务干部及国民党党员.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十分脆弱,加上日军的打击,愈益潜伏不张.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开始逐步恢复华北地区的宣传工作,在建立省县各级党务宣传机构的基础上,采取多种宣传途径进行宣传.华北党务经费由国民党*直接划拨与分配,这些经费对于党务活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汇转困难、紧缺与管理不善的弊端.

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党政、党军、党团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华北党部在地方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华北沦陷区地方党政关系发展基本态势在表面上是党政分开到党政领导一元化的过程,具体到各地情形也多有不同,但实际上地方党权难以撼动地方政权,战区及沦陷区的党政纠纷二直未曾中断.党军关系体现在军队党务与政工机构的设置与实际运行上.抗战军兴,国民党*开始重设政治部与军队特别党部,同时党务由军队政工兼办,党军关系仍然是“以军统党”的形态.三*义青年团直属于国民党*,团务即是党务.华北沦陷区特殊政治生态下的三青团在发展组织、争取青年、普及教育等方面进行过一定的努力,但却一直停滞不前,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其与地方党部既有某种联系,又有组织人事上的冲突,反映了国民党*派系斗争在华北地方上的延伸.

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对外的党务活动还表现在与日伪、*、民众等势力或力量的关系处理上.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沦陷区国民党针对日伪的军事打击、情报调查、策反活动及思想清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给予日本侵略者及各地伪组织一定程度的抗击,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其对日伪的打击程度与国民党当初的设想还存在很大差距.抗战初期国共的合作抗日在很多方面都卓有成效.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对待党外政治团体,尤其是*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屡屡挑起反共摩擦,在华北沦陷区对*态度起伏较大.此外,国民党在华北沦陷区建立各种*机构,组织和训练农民、工人、妇女、青年等民众团体,并发动和指导民众在敌后进行破坏、情报、劳军等活动,这些对取得民族抗战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其党务运作的薄弱性、动员程度的不平衡性和指导思想的反共性,逐渐被华北民众所抛弃.

战时平津党务系统的运作,展现了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城市党务的拓展.抗战期间,平津党务系统渐次恢复,处于沦陷区的党务人员借助天津租界及秘密技术潜伏活动,处境备极艰危.虽然组织松懈、党务人员附逆等不良情形所在多见,但也有许*务人员能不计危险、奋力完成各种工作.新建的天津党部依托于天津租界为掩护,其负责下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是以国民党原设于天津英法租界和由华北其他地区移于英法租界的单位为班底,联合平、冀、绥、察、热、鲁等日占区的机构而设立的一个隐蔽性的联合组织,直属于国民党*秘书处,主负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党政军的联络与协助.

总之,华北沦陷区的国民党代表了国民党地方党务中一个特殊的形态,其组织运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及地域特点.因应抗战需要,国民党在党务组织,党员吸纳,干部选拔,日常的训练、宣传与经费管理,处理政党内派系间、党军间、政党间及与民众的关系方面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为其在狭促的沦陷区环境的发展赢得了一定的政治空间,这对于争取抗战的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国民党在沦陷区的种种失利,除了局势艰危之外,也是国民党自身固有弊端合乎逻辑的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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