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日公使李经方外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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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经方（1855-1934）,字伯行,号端甫,安徽合肥人.光绪十六年（1890）,出任驻日本国钦差大臣[1].李经方自年轻时,便受到李鸿章外交谋略的耳濡目染,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整个外交生涯.本文主要以初探其外交思想以及对中日关系影响为目的,采用史料收集和文献分析等方法,通过对李经方驻日期间的典型实践活动,探索李氏的外交思想.
关键词：李经方;驻日公使;外交思想
一、上书请派理事官驻扎函馆
随着1853年《日美和亲条约》的签订,日本逐渐打开了与世界各国贸易的大门.《大日本外国贸易年表》中1874年——1894年期间关于主要外国贸易港口贸易额的比例数据显示,横滨、神户、长崎、大阪占据当时进出口贸易额的90%以上.清政府驻日本港口的办事地主要集中在上述几个地方.另外,据《北海道出入口贸易年表》数据显示,1874年——1894年间,函馆主要出口海藻、水贝、海参等海产品,与当时清政府沿海地区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虽然函馆出口贸易额仅占全日本贸易额的1%左右,但其中对清政府的出口贸易额所占比例却不在少数.然而,函馆虽有监管副理事,但副理事官远在,处理事务不便,因此,李经方到达日本不久后,光绪十七年（1891年）便上书请求专员入驻函馆,同年二月得到了朝廷的准奏,1892年正式任命黄书霖为箱馆、新泻两地的副理事官.附请奏原文如下：
数月以来,查看情形,箱馆、新泻、夷港该三口商务,以箱馆作为最盛,虽人口货物有限,而出口海味甚多,中日人民交易银数,每年约至二百余万,以故钱财交涉案件,时不乏有.该副理事官远在,相距海程数千里,势难因寻常案件随时往办,积压愈久,纠葛益多.
惟东语翻译官,現以员数不敷,无可分派,拟酌调略通东文人员暂行,随同该副理事官前往驻扎.俟以后该处商务益盛,与横滨、神户、长崎等处局面相同,再行奏请改设正理事官,前往驻扎.至此次派员专驻,经费无多,当核实拟定,咨呈总署核办.[2]
由于函馆清日贸易频繁,往来摩擦必不可少.1892年黄书霖副理事官入驻箱馆长川之前,代管的副理事远在,往来不便,会因处理不及时而损害函馆的清日贸易.因此,从李经方奏请增设专员入驻函馆一事,可以看出他对函馆清日贸易、在日清商权益以及对清日民间交流的重视.该外交思想不仅对函馆的清日民间贸易有重大促进意义,而且对于该时期的清日民间交流,乃至当今的中日友好交流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赞助“东邦协会”
1891（明治24）年5月31日,东邦协会正式设立.为了响应发起者们的号召,众多政治家、新闻记者、军事相关人员、驻日本公使等成为东邦协会会员.其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协会创立之时,正是李经方任日本公使期间.可以说自东邦协会成立开始,李氏就积极关注.同年,《东邦协会报告》创刊,1891年7月东邦协会第一次总会召开.
李氏积极支持东邦协会最具代表性之一的便是向其捐赠大额钱款.1892年以松方正义和伊藤博文为代表的爱心人士,向东邦协会捐赠钱款.捐款人除李氏外其余全部为日本人,且大部分为东邦协会的评议员,有着较高的身份地位.李氏捐赠金额为100日元,当时日本年人均消费支出约为25日元,可见李氏绝对是大额捐赠.那么为什么李氏会大额捐赠呢?我们可以试从东邦协会的创办主旨中探索答案.东邦协会的主旨是由川崎紫山起草,陆羯南润色.由于篇幅较多,笔者简单翻译如下：
如今的世界下,我们更应该将视野拓宽.国家兴亡与兵力强弱无关,而与士气强弱有关.西洋由于机器工业的发展,导致无数劳动者失业,为了销售大量的工业品,西洋诸国不断开拓殖民地,开拓贸易渠道.而当西洋诸国趋于饱和时,势必会将眼光投向东洋.日本和清国是重要的东洋国家,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此日本要探明近邻诸国的状况,将实力延伸至外部,以求在东亚与西欧诸国保持均衡状态.因此有必要探明东洋诸国、南洋诸国的状况,将他们的贸易、航海、政治经济等情况告知广大人民,以此来为国家王道的实践和全体东洋人尽微薄之力.
从上述的翻译中,可以大概了解东邦协会的创设初衷.其中特地提到了日本和清国在东洋中的重要位置.笔者相信李经方被其中“国家”、“人民”、“王道”、“东亚人”、“东洋诸国”等关键词深深感染,进而大力赞助东邦协会.李氏的大力赞助和成为会员等举措,表明他对东邦协会在东亚地区发挥重要作用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从中不仅可以看出李氏爱国爱民的外交家情操,更能从侧面彰显出清政府为东亚地区和平稳贡献的大国形象.
通过以上李经方驻日期间的二个典型实践活动,可以看出作为驻日公使的他,心系国家和人民.不论是上书请派理事官驻扎函馆、大力赞助东邦协会,都体现出他的爱国爱民的个人高尚情操和卓越的外交能力.理事官入住函馆后,众多两国贸易争端问题得到快速解决,清商利益得以保障[6].赞助东邦协会,为东洋地区的和平稳出贡献.另外,李氏驻日期间重视与日本官僚贵族阶层的友好往来,充分展现了他作为外交家的个人魅力,为当时的清日友好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同时,也对当今的中日友好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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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彦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第84卷[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3]方堃.北洋舰队1891年访日及其影响[J].安徽史学,1996年第3期.
[4]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5]尾崎三良.尾崎三良日记[M].：公论社,1991.
[6]陆奥宗光.蹇蹇录[M].伊舍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清末早期驻日公使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研究”（SK2018A0681）.
作者简介：
张楠（1990-07）,女,汉族,安徽省合肥市,硕士研究生,安徽外国语学院,助教,主要从事中日历史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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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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