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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第一篇古代文学文化论文范文参考：山*传的读本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接受研究
2. 第二篇古代文学文化论文样文：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
3. 第三篇古代文学文化论文范文模板：木兰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内涵
4. 第四篇古代文学文化论文范例：对全球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若干问题的思考
5. 第五篇古代文学文化论文范文格式：诗人冯至的创作历程及其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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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古代文学文化论文范文参考：山*传的读本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接受研究

读本是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中、后期的小说样式,发端于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翻改,以劝善惩恶为思想根基.山*传(1761-1816)是江户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在读本创作领域的探索对读本这种文学样式的发展、成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论文以山*传的读本为个案,探讨日本读本向“前近代型”小说转型的过程中,从中国古代文学和传统文化中吸收了哪些要素,这些要素使日本古代叙事文学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在读本中的变异反映出中日文化间的哪些异同点.

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由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章主要对山*传读本创作转向的背景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山*传对读本创作的探索.十八世纪,日本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变,社会转型期特征在文化领域表现为文化的商品化,文学成为商品.十八世纪后期“文运东渐”,读本的中心转移至江户,推动读本向通俗化、趣味化转变,以满足文化的主导群体町人阶层的阅读需求,是江户读本作家所面临的课题.宽政年间(1789-1801),德川幕府对文化领域的控制加强,山*传的文学创作重心转向读本.在这些特定的文化、地域、社会背景下,山*传将日本传统戏剧中的历史题材与中国章回小说相结合,树立起后期读本的基本模式；模仿中国小说主、副线相结合的叙事方法,探索出“稗史类”后期读本的结构样式.

第二章以山*传的读本观为切入点,在江户时代学术思潮背景下,论证中国文化要素对贯彻其读本观的重要作用.受我国乾嘉学派影响,江户时代形成“汉学”学统和“实学”学风,在此背景下山*传将中国典故与考证融入读本之中,以贯彻其“多用典、重考证”读本观.后期读本沿袭前期读本取材于历史的传统,虽然故事实为虚构,作品却极力展示其真实性.山*传利用中国史书中关于天文的记载,化解史实中英雄人物的悲剧结局与劝善惩恶思想的矛盾；效仿中国史传的人物传记式叙事,以此强化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山*传根据中国小说中的济公形象,塑造出符合江户时代儒家*道德要求的“奇僧”一休形象.

第三章将研究焦点置于山*传读本的长篇叙事,运用叙事学理论,从后期读本的长篇叙事结构、叙事方法、叙事技巧等方面,考察山*传读本对中国古代小说成熟的叙事经验的借鉴.后期读本的长篇结构是区别于前期读本短篇集形式的特征之一.山*传通过对中国章回小说的回目名的命名方法、各章回间内部咬合的组合方式、首尾呼应的封闭式结构的模仿,促成了读本稳定的长篇叙事结构的形成.此外,章回小说伏线、预叙技法的运用使读本在整体框架之内形成相对较小的封闭式结构体,锁紧其中的章回.山*传将中国小说中才子佳人故事的叙事模式应用于读本的婚恋故事叙事,使读本的叙事方法更加丰富.

第四章考察山*传读本的通俗化特征,从读本的教化作用、文体变革、描*法、图像叙事四个方面,论述山*传读本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接受.山*传利用中国诗句的警醒作用,叙事中穿插议论,以此强化读本的教化作用；将白话语言引入读本,汉语白话语言、熟语、比喻的模式化应用,使读本的叙事语言发生了变革；叙事语言的模式化引发了描写的程式化,*外貌描写、战斗场面描写、环境描写融合了中日两国的描写语言和描写方法,呈现出立体的人物形象、富于节奏感的战斗场面、具有指向意义的场景：对中国小说插图中的“绣像”、博古器物、诗句的借鉴,使读本插图的人物形象刻画功能、图像叙事功能得以强化,展现出文人情趣.

在山*传等江户读本作家的探索下,后期读本在长篇叙事结构、通俗化性格等方面较前期读本发生了转变.这些转变是在文化商品化的背景下,为适应后期读本的町人读者群的文化享受需求而引发的.江户读本作家在探索变革途径的过程中,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中国晚明小说引起了他们的共鸣,经过千余年积累的中国小说成熟的叙事文学经验,为江户读本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和可供借鉴的摹本.江户读本的转变是日本古代小说迈向“前近代型”的进步,对日本近代小说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日本读本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关系在中日两国乃至东亚文化交流史上写下绚丽的一笔,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典型实例.

第二篇古代文学文化论文样文：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

中国文学是中国历朝历代民族国家文学的总和,是一个复杂存在,其性质、构成、所指和能指在不同语境下有所不同.这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突出.受世界多种文艺思潮影响,中国文学在20世纪经历了反复多次全面重建,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阶段特征,不同文学流派、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现象纷繁多样,阐释五花八门.各阶段文学既相互关联,又迥然不同,相互竞争,交相辉映.

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学主张和艺术规范,形成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与新的民族国家建设紧密相连,密切互动,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质,围绕其主体性有诸多相关理论阐释和探讨,如文学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大众与精英、民族化与世界性、中国与西方等,但却由于多种原因始终未能切入正题,主体性长期被忽视.论文是《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共60万字)的上篇,联系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争取民族国家自由解放的历程,以现代政治的视角,把文学重建的大历史与文学发展的细节结合起来,比较系统集中地探讨了在多种文艺思潮影响下,现代文学的生成、演变和发展道路选择,以此为线索,整理把握文学的本质及其历史走向,评估现代文学重建的价值意义,分析其缺失和不足,鲜明提出现代文学作为现代中国新的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论题,并作了比较系统深入的阐释论证.

第一章通过扫描古代文化,从专制国家与文化统治的关系*中国数千年专制主义统治的精神实质.民族国家的思想文化是该民族国家实践和创造精神成果的总和.隋朝开科取士,中国建立起了文官统治制度,自此后,封建国家以文治国,文化国家化.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家”、“国”、“天下”是一体的.“天人合一”、以“德”“孝”治天下、“三纲五常”等道德*观念,与封建国家统治要求高度一致,是封建国家统治的思想基础和政权建设的重要部分.中国古代文化有“道统”传统,以吏为师、文以人传、尊重传统、重视传承,有影响的文学家大多又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在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不分,习惯上将“文学”当作文化思想的主要载体和核心内容,文学体裁序列等级森严,功能分工严密.各文体都有严格的艺术规范,创新创造空间狭小,表达受到极大限制.诗文等是文学正宗,讲求遣词造句和音韵声律,备受推崇；小说、戏曲等为“邪宗”,不登大雅之堂.在朝向近代的进程中,正统文学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严苛禁锢,因循守旧,缺乏创新,走向穷途末路；“邪宗”的小说、戏曲虽受到民间大众欢迎,获得较大发展,但却不被认可,发展遭遇困境.民族国家与文化思想的生命力逐渐丧失,双双进入衰亡阶段.

第二章阐述近代文学思潮和社会变动引起的文学新变.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的自然延续发展,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是文学重建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自*战争起,中国遭遇了东西方列强持续一百多年的侵略掠夺,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国家危亡,呈现末世景象,“经世致用”成为主导性的思潮,引起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的一系列变化.近代诗歌承续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热情歌颂国家民族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揭露侵略者的残暴,与明清诗文的纯文学风格相比有明显变化,走在了变革前列.这种转变由于受到诗歌严重的形式化桎梏,难以转向现代,文学的重心由诗歌向“文界”、“小说界”转移.晚清民初,进步学人在西方思想文化影响下,大力推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多方面探求救国救民道路,都以失败告终,继而深刻反省传统文化,倡导用文学“新民”,开启民智,改革社会人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20世纪初,中国报刊业迅速发展.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文官体制废弛,知识分子进入国家体制的通道被阻塞,被排除在体制之外,只有通过写文章、办报刊介入国家政治,传播现代文明,获得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各派势力纷纷涉足文学,以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文化观念阐释文学,推动文学为改良社会政治服务,梦想新国家的美好未来,文学观念理论和实践开始朝向现代,文学作为传播思想工具的作用更加突显,极大地矫正了明清以来严重的纯文学倾向,为现代文学重建作了重要铺垫.但是也带来了对文学作理念性阐述、文学的艺术特征被忽略等问题.

第三章论述在现代思想文化催生下文学最初的重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文学为切入口,从革新文学的思想、内容、语言形式和传播方式、对象等方面,否定旧文学的主体性,将文学革命与改造社会、塑造新的国民精神、建设现代思想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呼吁建设新文学,掀起了文学革命思潮,确立了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朝向,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声,彰显了文学的极端重要性.五四运动前后,现代文学以西方文学为正宗,崇尚科学*和理性精神,呼唤人的自由解放,重视对文学语言、形式、主题思想等文学表层的革新,用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创作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社会矛盾,激发变革热情.人文主义思潮兴起.文学各派探讨文学与人生、艺术的关系,重建适应现代要求的新文体、新内容、新形式.文学从古代中庸的文学、文人雅集的文学转向批判的文学、战士的文学,从抒情转向叙事,写实、真实成为创作基本要求,现代特征日渐鲜明,形成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最初的重建是彻底反传统的,是以引进西方观念和模式为目的的,有种种偏颇偏激的认识和操作,导致源流被遮蔽,传承被割裂,带来了政治化简单化的传统,产生了民族化与西化、国家与世界的分歧与对立,文学的民族国家主体性严重不足,必然在随后的发展中得到弥补修正.

第四章论述随着民族国家危机加深,现代思想理论不断引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不断生成,民族自尊和文化自觉自信持续增强,现代文学日益成熟,积极追求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重建需要作大量理论与创作实践准备,过程注定曲折漫长.现代文学与世界多种文艺思潮互动,弘扬人道主义,倡导个性解放,书写新思想,描绘新人物,营造新意境,拓宽了艺术空间和审美范围,作了多样探索实践.由于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激烈对立中转向现代的,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是被强行植入的.中国社会对此充满了异己感和强迫感,在多个向度上展开批判.受世界左翼文学运动影响,现代文学经历了最初的狂热后,复归理性,摆脱对西方文学的亦步亦趋,在文学上实践中体西用,扬弃五四时期的“欧化”倾向,系统地批判西方和资本主义,从混杂西方、日本、俄苏等多种观念,转向认同苏俄,追求民族国家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复古与进步,民族民间形式与欧化、世界化,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等理论与实践的争执.现代文学社团蜂起,文学各派分裂对立,奉行不同的文学宗旨和主张,形成了不同阵营,激烈争夺文学的阐释权和话语权.现代政党迅速壮大,积极介入文学,文学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使清晰地划定文学与政治的界限客观上很难做到.文学主流在严酷的环境中始终保持坚定的民族*立场,从革命文学向左翼文学递进.现实主义一枝独大,以鲜明的反传统特征、富于激情和浪漫色彩,被当作五四文学的正脉.

第五章阐明由于现代文学基本上是在战争环境下产生发展的,形成了文学的战时体制,党派文艺政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党从不同时代要求出发,规范引导文学创作.现代文学受到各派政治势力拉扯,不是以统一的国家意志为基础的,现代政党主导了文学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一致对外,国家完全统一和民族解放出现了曙光,国共两党提出“民族文学”、“国家文学”、“民族形式”、“大众化”等观念,规范文学发展.分裂的文学各派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趋向融合.文学面向民族、面向大众,重视对传统文学进行研究和转换,集中关注民族国家反帝爱国、救亡图存的伟大抗争,为文学重建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和传统资源,形成新的创作潮流,更多地具备了统一民族国家文学特征.进步作家投身民族国家独立解放运动,激情书写人民的觉醒抗争和理想的英雄,促进了文学民族形式和内容生成.文学倡导集体意识,排斥批判个人意志,向着形成民族国家文学的方向疾行.文学的主体性追求进入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受战时体制规范,暴露和讽刺、批判的文学在国统区、解放区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批判的文学与文学的批判日渐萎缩,文学多样化发展的宏大局面渐趋结束,单一文学的局面初现端倪.

受时代社会的现实制约,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纷繁复杂、理论争鸣层出不穷、创作实践多种多样,有多个走向、多样理论、多种派系,取得了辉煌成就,也产生了一些不足和问题.文学是变动的.现代文学适应中国现代革命的要求,与民族国家争取独立解放的奋斗密切相连,在近代文学自新的基础上*旧文学,从语言形式入手,通过系统引入外国文学理论,学习借鉴外国文学的思想艺术形式,张扬个性,反映国家现代化进程,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方面,获得了现代性,取得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主体性；又通过关注现实,走民族化大众化发展道路,描绘本国本民族集体和个体的生存状况,书写民族国家的苦难与奋斗,形成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国家特征,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和再造,实现了从旧文学到新文学,从文人文学到大众文学,从社团文学到党派、阶级文学再到民族国家文学的跨越,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重建,获得了区别于西方文学的主体性,成为世界文学中独特的“这一个”.

从旧文学到新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一次重建,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重建,形成了深厚传统.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文学实现了思想理论、内容形式的全面更新,与文化日益分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规范了随后的多次文学重建,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基石.

第三篇古代文学文化论文范文模板：木兰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内涵

木兰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女英雄,她易装改服替父从军的传奇故事广为流传,对中国文学与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历经千余年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当代价值.在历史上的各个朝代中,每一时代都会有一些受到表彰的女性道德模范,比如历代列女传中的的贞女、烈女、孝女等等,但随着时代的变更和价值观的改变,很多曾经得到赞赏和崇拜的偶像被人们渐渐遗忘,而木兰则是极少数能够继续留存在当代文化中并影响当代人精神文化的偶像之一.木兰故事中的孝文化、易装故事、女英雄主题和婚恋故事这四个文化主题都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中永恒的主题,而集合在这一个故事中就使得木兰故事有了穿越千年的魔力.

从北朝的《木兰诗》到唐宋元时期的诗歌、笔记,乃至明清的杂剧、传奇、小说等,木兰故事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文体中不断的演变,其叙事规模、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也随之变化.研究木兰故事,梳理故事的形成演变轨迹,将木兰故事放到整个古代文化的总体中考察,对挖掘分析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搜集古代以木兰为中心的各种文本,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对文本的发展和演变的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木兰故事中的各个文化主题在故事演变过程中的表现出来的文化演进脉络和轨迹进行分析,挖掘导致情节演变和人物变化背后的文化内涵.论文共包括六个部分：

绪论部分是对研究对象、现状和研究方法的阐述.首先明确选题目的和意义,界定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进而综述二十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介绍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阐明本文的创新点.

第一章为文献综述,旨在梳理与木兰故事相关的文献材料的基本情况.

第二章以孝文化主题为分析中心,这是木兰形象成为文学文化史上的典范人物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在千余年的故事流变中,始终受到关注、较为恒定的主题.在孝主题的笼罩下,木兰易装出走、进入男性世界获取功名的“越界”行为不仅不是对礼教秩序的背离,而且成为近似于奇迹的英雄传奇,被主流文化接纳并歌颂宣扬.本章分析木兰故事中孝文化部分的演变轨迹,首先追溯历史中孝女文化和发展脉络,归纳各时代中孝女文化的时代特色；然后按时代分节,分别梳理从北朝到清代的木兰故事中的孝文化书写,分析其时代特色和流变轨迹,进而揭示出影响其演变的文化动因.

第三章从易装文化角度分析木兰故事.木兰的易装从军是整个故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对通俗文学和现当代戏曲影视创作影响较大的文化主题.本章首先梳理易装的文化渊源,总结易装故事在文学中的发展脉络；然后通过木兰易装历代的演变轨迹,考察其文化内涵,进而揭示影响故事生成和演变的内在文化动因.

第四章从女英雄故事主题切入木兰故事,木兰一直是我国历史中著名的女英雄形象,她的英勇和功勋使得她在后人的叙述中逐渐成为传奇女英雄的楷模,这种完美的功绩让木兰在古代众多受到赞美的女性典范中成为比较引人瞩目的一位.木兰故事中的巾帼英雄主题一直存在于北朝到清代的故事流变中,是故事中比较恒定的主题.但随着历代政治经济背景、女性观以及文人心态、社会风尚等因素的变化,这个比较恒定的主题也会在叙述方式和关注重点等方面发生变化.

第五章分析婚恋主题,婚恋主题是木兰故事中唯一一个原始故事中没有涉及到,而是后世的故事演变中新增加的主题.木兰故事的婚恋情节出现较晚,但却是对后世故事,乃至于现当代的木兰故事影视作品影响较大的故事主题.木兰的婚恋和女性的情感在明清的通俗文学中得到了重视,也使得故事的情节人物等元素得到了补充和丰富.

结语部分总结以上各章的观点,归纳出木兰故事文本演变过程中的特殊节点,从情节内容和文化内涵的结合上,总结出四个文化主题的演变轨迹,指出木兰故事在文学文化史上的特殊意义,以动态的视角梳理文献和情节脉络,并揭示出暗含于文本之中的文化内涵.

第四篇古代文学文化论文范例：对全球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若干问题的思考

本文的主旨是研究和阐释全球化语境下当代文艺学的建设发展问题.一方面,研讨和阐述全球化语境在当代中国现实中该如何理解,全球化语境给我国文学及其研究带来了哪些主要影响,这些影响引生了哪些文论“新”现象等问题.譬如文中侧重分析和研究了文论“传统”问题、文论“失语”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文学研究和文论终结论、文艺理论泛化说、文艺学的教学实践问题等当前文艺学中所出现的一些现象或问题.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这些文论“新”问题进行阐释和应答,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根本途径.它既在实际应用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也使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我国民族文化文论、当代文化文论进一步融合,使马克思主义文论进一步中国化.全文分导论、四章和结语.

导论在对全球化进行界说及对全球化在中国现实中的具体理解作出概括的基础上,剖析了无论从现实或发展的视角来看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全球化都对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由此,导论接着评述了全球化这一当代文论新语境,进而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意义深远.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顺应了全球化语境下我国当代文艺发展的新现实、新要求,这既是当代文论建设不断汲取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精华、自我扬弃和不断充实的过程,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不断发展、不断促进中西文论创造性融合和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体系创新建构的过程.

第一章重点阐析了全球化语境与本土文艺理论建设的问题.首先,从全球化视角出发,对“世界文学”一说作了相关考辨.这一考辨指出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既有全球性因素,又有民族性因素.在全球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这一命题既体现出对文学、文艺理论世界性因素的重视,又体现出对民族性因素的强调.其次,论述了全球化语境下我国文论的“传统”问题.这里主要阐释了我国文化、文论传统有其独特性,并且由传统的生成性视角出发,强调了当代文论的“接着说”正是建立在近百年逐步形成的现当代文化、文论传统基础上的,同时指出这一传统又是由中国古代文化、文论传统不断生成的.再次,对文论“失语”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进行了反思.这一反思指出,近百年来中国现当代文论是应现当代文艺实践而产生的,它一直在努力切近文艺发展的具体现实,已形成了一个现当代文论新传统.这些都是“失语”说所无法否认的事实.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我国当代文艺学建设,不能直接回到“中国古代文论母体”,而应当立足于现当代文论传统,并积极从古代和西方汲取资源,促进当代文艺学的理论创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这一理论命题和实践探索的基本内涵.

第二章主要研讨了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研究终结说.我们首先从历史发展观的角度,指出全球化语境会引起文学研究地位的某种变化,当然这种变化绝非人们所说的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等发展趋势必然会导致文学、文学研究地位遭到削弱(甚至消亡)的那种“变化”.其次侧重论析了全球化语境下,视像、网络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冲击.对麦克卢汉、鲍德里亚、丹尼尔·,贝尔等学者观点的阐释,旨在梳理学界有关视像(或媒介)必将给文学、文学研究造成重大冲击之类学说的理论来源,进而显示文学及其研究会走向消亡这一观点(另一“泛化”观下章论述,故此略.)的内在形成逻辑.由此,论文接着*了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终结论,在对我国“文学研究终结论”的相关争论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指出文学和文学研究并不会终结.文章最后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看当今文学研究地位变化问题,指出物质生产作为艺术生产的终极原因,必然会给艺术发展带来影响,但这种影响决不是一种简单的进步或终结.论文也指出文学终结论,绝不是整个文学的衰落或消亡,甚至整个文学的历史结束了,相反在其背后我们看到了某些文学范式和思维方式的革新,或者要求文学范式和思维方式进行新的革新.因此,对文学研究终结论者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这些论述并非真正论证文学研究“终结”了；其二,这些论述的潜在立场是要求“提升”文学的研究地位.

第三章以全球化语境与文艺理论的文化学转向论为论述中心,首先分析了文化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被引入文艺理论的现象.这种引入,对文学研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据此而鼓吹文学、文艺理论泛化说则失当了.该章接着对文艺理论文化学转向说进行了反思,重点论析了文艺理论文化学转向与文学研究范式的变化、我国文艺理论泛化说等问题,指出文艺理论泛化说并不适合我国文艺发展的实际,也不利于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真正寻找到理论创新的突破口.论文最后用马克思主义相关观点、方法阐析了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认为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决定了文艺理论不可能真正被泛化.

第四章简单地梳理了全球化语境与文艺理论教学实践问题.大致从三个维度来谈：一是全球化给文艺理论教学带来的挑战,主要指出全球化语境下文艺理论体系建构和教学实践现状,如文艺理论教材有着某种滞后性、现行文艺理论的普适性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不少文论教材中存在着某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二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文艺理论教学实践,我们认为可以从历史化和地方化、专业化和理性化、重视阅读和写作的训练等几个实践取向上进行某些尝试.三是指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尚处在探路阶段,强调当前我们应当在教学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

结语部分,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是我国当代文艺学创新的根本途径.首先,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有利于应对全球化给我国文艺学所带来的挑战.其次,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有利于促进我国当代文艺学的创新和发展,为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第五篇古代文学文化论文范文格式：诗人冯至的创作历程及其成就

本文以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为中心,主要采用历时性的文本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冯至的诗歌创作历程及其成就.冯至是我国20世纪的重要诗人,他近70年的诗歌创作之路与中国新诗发展同行.创作中他一方面受到我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熏陶、滋养,另一方面又从西方文化、尤其是德语文学里汲取养料,糅合本土与异域、传统与现代,在其基础上创变、发展,从而形成他独特又富于代表性的诗歌特征与文学审美.

在对冯至诗歌进行历时性的关注与梳理时我们发现,中西文化并非一蹴而就地在其创作里显现强大直接的作用力,而自有逐渐渗透、由表及里的过程；冯至也不是全盘接受,把二者加以简单拼接,他立足于20世纪的中国、立足于自身生命的需要,有选择地学习、吸收、使用,创造,使它们统一于他的诗笔,焕发出属于诗人本身的光彩；光彩的获得亦非一帆风顺：在漫长的诗歌生涯里,冯至经受了跌宕、挫折,困顿等甚至三度长时间停止写诗,停滞不是放弃,是思索与等待,每一次辍笔与每一次重新提笔都不是没有缘故的,而是由他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律性决定的,是由他对诗歌的审美要求决定的,它们与冯至之融合、处理我国与西方的文学遗产息息相关.

冯至的诗架起了沟通新诗与古代文学的桥梁,也架起了沟通新诗与西方文学的桥梁,同时架起了西方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间的桥梁,从诗里我们不但能看出两方面养分怎样影响着他的创作,还能发现本土与异域的传统并不是全然异质的文化,尤其我国古代文学与德语文学间更具有不可忽视的相似性与共通之处.这是交融与沟通的基础,两者的差异则使沟通、交流有了更丰富、复杂的内涵.正因为对此有深入认识与妥当把握,冯至才成就了他的诗歌艺术.

可以说,不了解我国古代文学的传统,不了解西方特别是德语文学的背景与特征,就无法了解冯至怎样一步步达到与完成他的诗,也无法对冯至诗的个性美及其成就予以正当评价.我们还能通过冯至的诗进一步发现,我国新诗文学性、现代性之取得,并未与我国古代文学传统割裂联系；相反,新诗前进完善的过程,正对应着它怎样越来越深入、真实地认识到古代文学的价值与美并予汲用和创变的过程,这也正是文学发展的需要与要求.另一方面,我们评价包括新诗在内的现代文学,还应走出单纯的本土文化的渊源,具有世界性的观照目光.20世纪是中西文化积极交融的百年,只有把我国新文学放入世界文学的范畴加以考察与评价,才能对其成因与价值做出得体的评估,这对指导我国新文学的持续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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