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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论文摘要：基于文化差异的中西方历史纪录片创作研究
世界各国都拥有自己的文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国观众有着不同的审美心理与审美期待.中西方的历史纪录片在文化差异的影响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在全球化背景下,从文化差异的角度认真地了解与比较研宄中西方历史纪录片,不仅是中国历史纪录片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促进文化融合、抵制文化一体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
本文先是从历史纪录片的概念及分类、文化的内涵及文化差异来说明历史纪录片与文化的相关理论,然后从文化差异的历史根源、文化形态、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时间取向、审美取向这六个方面对中西方历史纪录片的文化语境做深入的分析,作为案例比较研宄的理论铺垫；接着以《1405,郑和下西洋》与《伟大传奇再现一一郑和下西洋》两部历史纪录片作为分析案例,从案例选择依据、创作观念、内容与主题、价值观表达、叙事方式、影像语言这六个方面对历史纪录片的创作进行分析和比较研宄.最后论述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与借鉴对我国历史纪录片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对我国的历史纪录片如何才能既让中国观众喜爱、又能走向世界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第二篇摘要范文：试论西方历史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
在外语课程中进行文化教学是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内容之一.但是,我国外语教学实践中普遍存在忽视目的语国家历史文化教学的问题.国家教育部于2003年颁布的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把文化意识培养作为一项教学内容,其中包含有关西方历史文化的教学内容和要求.本文围绕英语课程标准关于文化意识培养的理念和目标要求,讨论如何积极发挥西方历史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
本文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西方历史文化和英语教学的关系,二是西方历史文化在中学英语课程中的地位,三是积极发挥西方历史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每个方面围绕若干问题展开讨论.前两个方面是理论探讨,在前人有关理论基础上进行新的思考.第三方面是实践策略,提出了“增强课程标准意识,重视西方历史文化知识的教学”,“吸取西方历史文化精华,改革英语教学组织形式”,“把西方历史文化的教学融于语言实践活动之中”三个重要观点,除引用的部分资料外,主要是作者本人的观点.为了避免过多的说教,本文选取了一些案例,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可操作性.
由于话题是西方文化与外语教学,本文没有追求西方历史文化概念的系统全面,而是着重讨论和英语语言教学关系重大的文化教学问题,探讨如何发挥西方文化,特别是英语国家历史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积极作用.
本文的意义在于,能够引起外语教育工作者和有关教育部门对英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关注,了解在英语教学中进行西方历史文化教学的必要性和实施策略,以便在英语课程设置、教学活动和教学评价等方面为文化意识培养创造良好的环境,切实贯彻课程标准的目标要求,提升中学生的文化素养,全面实现中学英语教学的教育目标.
第三篇西方历史文化论文摘要：儒学本位 据旧开新—钱穆文化观研究
钱穆的文化观,在其学思历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他的子学、经学、理学、清学、史学等研究相互贯通.钱穆从文化学角度,先界定文化是人生大群的生活整体,是民族在历史中形成的大生命,厘定了文化与文明关系,提出了民族、历史、文化三名一体论.他还通过分析文化的七要素和三类型,三重目的和运转机制,建立了一套文化学观念.这成为他认识中国文化的理论框架,也是其文化观的基础理论.
钱穆考证了中国文化产生的独特地理环境,揭示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进程,进而阐释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钱穆强调中国文化史,是以道德和政治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史,提出了三阶程论和四阶段论,并指出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人文精神,体现在以道德为中心的人道精神,以融和为特征的民族精神,以自强为主导的历史精神三个方面.中国文化的人道精神,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根本方面,包涵乐观务实的宇宙观、崇善仁爱的人生观、和谐包容的天下观三大内容.钱穆突出说明中国文化,是以儒学为主干的文化,取得了可大可久的伟大成绩.他严厉批驳了“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为封建专制文化”的独断论,指出这种观点抹杀了中国文化的合理价值,阻碍了中国文化的正常更新.
为了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化,钱穆又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阐释中西文化各自独特的个性和优长,揭示未来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钱穆提出,在民族主体上,中国是中华民族自根自本的；西方是各民族诸流竞汇的.在历史流变上,中国文化是在一以贯之框架下的绵延与展开；西方文化历经了多次的冲突与转换.在文化弱症与病症上,中国文化是安而不强；西方文化是富而不足.钱穆还对中西文化的七要素分别做了比较.他最后总结中西文化的差别,指出中西文化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中国文化是农业型；西方文化是商业型.中西文化有不同的心理气质,中国文化是内倾型；西方文化是外倾型.中西文化的思维模式也不同,中国文化的中和性更强；西方文化的分别性更强.总之,钱穆认为,中西文化都不是完美的,各有利弊得失；中西文化属于不同类型,不能认为西方文化就比中国文化优越.
钱穆提出了创建中国新文化的原则、路向和具体方法,展望了世界文化的走向.钱穆分析了近代中国的病症,指出实现近现代中国的救亡图存,在于文化更新.他强烈地批驳了全盘西化论的方法和学理错误,并谴责其去中国化的严重危害.钱穆指出中国文化更新在于中国文化自救,文化自救在于以据旧开新为原则,以儒学本位为路向,实现中西会通.只有中国的民族文化得以倡扬,文化精神得以抒发,才能跨越体与用、新与旧、变与常、中与西的隔阂,将学到的西方文化,“化”为中国的新文化.钱穆论述了在教育和生活中如何培育中国新人,以及文化复兴的心理条件.同时,钱穆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必将对世界文化有巨大贡献,指明未来世界文化必将走上多元共存、集异建同的道路,还预测了人类新文化的基本特征.
本文依据马克思哲学的实践人本学视角,对钱穆的文化学、中西文化比较、文化更新作评议,总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精神.钱穆的文化学,过于偏向精神生活,看轻了社会实践和群众力量.他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存在偏颇,所设想的中国文化更新过于理想化.但他为我们总结中国传统文化,建设当代中国新文化,规避西方现代性问题,都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宝贵的建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当坚持以实践的人道精神为核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引,融和以人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以富强为核心的西方商业资本文化,在文化复兴中,实现健全的人道精神与科学的实践精神统一.
第四篇西方历史文化论文摘要模板：和而不同
中国典籍《论语》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而且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重要影响.据统计,到目前为止,《论语》已被译成六十余个外语译本,其中以英语译本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自1691年开始《论语》的英译,到2010年3月林戊荪先生翻译出版的《论语》译本Getting to Know Confucius-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和2010年10月,宋德利先生翻译出版的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论语》英译已跨越五个世纪,历时三百余年.但是,到目前为止,还少有人对《论语》英译进行历时描述性研究.本文采取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从译本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入手,对《论语》英译进行系统的历时研究,为《论语》英译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通过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论语》英译经历了一个从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语境向文化多元化历史文化语境嬗变的过程.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译者,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在《论语》英译时采取的翻译策略大体上经历了从“求同”到“存异”,从“归化”到“异化”的历史进程.早期《论语》英译时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文化语境.受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西方汉学家英译《论语》时以西方的意识形态指导自己的翻译过程,千方百计归化原文中的中国文化因素,以使自己的译文符合西方的文化规范；这一时期的华人译者英译《论语》时,考虑到“西强中弱”的时代背景,为了使自己的译文符合西方读者的接受习惯,达到传播中华文化之目的,‘也在翻译过程中尽量采取译者走向读者的归化翻译策略.总之,“求同”是这一时期《论语》英译的突出特征.当代《论语》英译时处“文化多元化”历史文化语境.此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慢慢走出“西方中心论”的泥沼,开始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并注意学习和吸取他种文化中的优质成分.此时,西方汉学家英译《论语》时能够尊重“异质”的中国文化.具体到翻译实践过程中,他们尽量采取能够保留原文异域文化色彩的异化翻译策略.而当代中国翻译家英译中国典籍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传播未经过滤的中国文化,因此,他们在自己的译文中尽力避免以前西方译者译文中经常出现的有意无意误解、曲解中国文化的弊端,尽可能在译文中保留中国的“异质”文化.总之,“存异”是这一时期《论语》英译的突出特征.
本文分为七章.第一章将简单论述本文选题的缘起、本文选题的意义、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研究内容.第二章首先将简单介绍孔子和中国典籍《论语》,然后将梳理《论语》英译的历史及译本介绍,最后将回顾国内外《论语》英译研究情况.第三章将阐述本研究的理论工具,即翻译操纵理论、翻译目的论和描述翻译学.第四章将讨论“西方中心主义”历史文化语境下《论语》英译.首先将对西方中心主义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论语》英译作一概括,然后选出马歇曼、威妥玛、辜鸿铭、翟林奈、林语堂等人的《论语》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翻译过程中的“求同”倾向.第五章将论述“文化多元化”历史文化语境下《论语》英译.首先将对“文化多元化”历史文化语境下《论语》英译作一概括,然后选出庞德、黄继忠、安乐哲和罗思文、森舸澜、林戊荪等人的《论语》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翻译过程中的“存异”倾向.第六章将在前面几章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论语》英译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从“求同”到“存异”.第七章首先将总结本研究的内容与创新发展之处,然后分析自身存在的不足与研究可拓展的空间,并进一步展望21是世纪中国典籍外译将会呈文化“和而不同”的态势.
第五篇西方历史文化论文摘要怎么写：牟宗三历史哲学研究
牟宗三被誉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牟宗三经历了“会通中西、援佛入儒、归宗儒学”的学术心路.哲学是关于人生的追问,生命是人的本真存在方式,历史是人的生命实践活动,所以,历史哲学就是关于生命实践的追问.牟宗三以文化生命解悟历史,主旨在于疏通中国文化生命的大动脉,挺立儒学的主体性,剖析历史发展的事理与情理,为中国历史作一个哲学思考.
在历史本体上,牟宗三认为观念形态是民族的“文化形态”之根.历史发展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条是明线：就是中国历史的朝代更迭、历史过程、历史事件；一条是暗线：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历史精神是个人生命、民族生命、历史生命的综合概念.中华民族是具有原创精神的民族,文化生命是民族的血液.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是我们有自己的文化基因.孔子仁心德慧的通体精神、孟子的道德主体挺立精神和荀子知性主体的彰著精神,为中国文化生命的大义.牟宗三把中国历史精神归结为综合的尽理精神和综合的尽气精神.中国历史是综合尽理精神的凝练,综合尽气精神的高扬,是文化生命的流淌.综合尽理精神是“精”,综合尽气精神是“气”,文化生命是“神”.分解的尽理精神是西方历史文化的基本精神.分解的尽理精神“尽”的是具体的概念,综合的尽理精神“尽”的是心性之源,即存有即活动,具有创生性,所以可以生生不息.牟宗三“剥蚕抽丝”地概括出历史的基本精神.“综合的尽理精神”开出了超越的理想,“综合的尽气精神”开出了生命的健旺,“分解的尽理精神”开出了科学与*政治.这三种精神为人类历史注入了生命活力.
在历史进程上,牟宗三认为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是以儒家为主流所决定的一个文化方向和文化形态.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孔孟荀的儒家思想虽然没有占据统治地位,但却彰显了通体的光辉.楚汉的天才时代,展现综合的尽气精神.西汉是理性超越时期,东汉是理性内敛时期.历史是文化生命的曲折承续.
在历史动力和主体上,牟宗三认为“道德的向上的心”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牟宗三重视政治法律变革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他认为政治法律决定经济形态.他主张“道德的向上的心→政治→经济”历史推进模式.关于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创造者,他一方面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同时,又指出政治家和伟大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
在中国历史的社会形态上,牟宗三按照政治法律模式,把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共产社会、封建主义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牟宗三把政治分为贵族统治、君主专制和*政治,历史发展是*不断进步的过程.
在历史规律上,牟宗三认为天下兴亡治乱,各有常势,历史发展总有一定规律.第一,从表现方式上看,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治一乱的循环史.第二,从表现形态上看,历史发展是文化生命的曲折承续.牟宗三选定“文化生命”作为历史研究的因子,使历史活了起来.中国历史文化是“以理生气”,遵循“大河向前流”规律,虽弯弯曲曲,但奔流不息,不会断灭.西方历史文化遵循“抛物线”规律,气尽物绝.第三,从发展趋势上看,历史发展虽遭受挫折,但是,总有一个积极向上的精神作主导,故能“独握天枢以争剥复”(王船山).人文生命为中华民族之大义疏通了经脉,民族是流动的文化血脉,文化是民族的基因,文化生命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
中国历史的治道表现为：儒家的德化的治道、道家的道化的治道、法家的物化的治道.政道是以法律制度为基础的客观之道.牟宗三认为中国历史有治道无政道,有治权无政权.他主张通过建立政道以解决王船山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皇位继承和宰相难处的历史症结.中国历史上“新外王”没有形成,主要原因是儒学以仁统智,概念的心灵未彰显,道德主体没有开出概念的知性主体.皇帝是一个无限制的超越体,“宗法制”和“等级制”扼杀了*.知识分子在争取*中的作用不明显.所以,中国近代未出现科学和*政治.“良知自我坎陷”是“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枢机.坎陷的方式有：“道德主体”坎陷“知性主体”,“无执的存有论”坎陷“执的存有论”,“隶属之局”坎陷“对列之局”,“理性之运用表现”坎陷“理性之架构表现”,“理性之内容表现”坎陷“理性之外延表现”.科学和*政治是“良知坎陷”的必然结果.“三统并建”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使命和必然趋势.肯定道统的宗教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的人生宇宙本源.开出学统,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文化.继续政统,走向*法制将成为历史必然.
在历史认识上,牟宗三主张“摄物归心”,物随心转,用辩证直觉的方法认识历史.“心”是认识工具,分为“道德心”和“认识心”,“道德心”是主观化之心,“认识心”是客观化的心.在历史认识深度上,要透过“物理”,“解释事理”.在认识能力上,认为“智的直觉”是本心明觉之所发,具有超越性,所以,人虽有限但可无限.
在历史评价上,牟宗三认为历史评价分为道德判断和历史判断.前者是通过“理”来判断历史对错,也就是历史发展应符合“善”,遵循“*主义”原则；后者是以“实”来判定历史是非,历史发展应符合“真”,遵循“历史主义”原则.历史评价应道德判断和历史判断两者兼顾.在历史理想上,儒释道的“无限智心”为德福统一奠定了基础.他以对道德生命的关切,对民族生命的忧思,对大同社会的向往,来阐述对人们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是现代新儒家中第一个写《历史哲学》专著的人.其历史哲学的主要贡献：一是从形上的角度概括出中国历史的基本精神.二是认为文化生命是历史跳动的脉搏,只有合乎人性的历史才有生命力.三是提出只有儒学有创生性,为“以理生气”找到了源头,使历史“活”了起来.四是提出“坎陷论”,开启了新外王研究的新途径.牟宗三历史哲学也存在一些不足,在历史本体上,认为“道德的向上的心”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夸大了“精神”的作用.在历史动力上,认为政治格式决定经济形态,混淆了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和根本动力.在历史发展上,机械地看待唯物辩证法.在历史认识上,混淆了“事实一价值”与“现象—物自身”之间的关系.在新外王形成的途径上,“坎陷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问题.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一个“承先启后”的人物,他从三个层面完成了对历史哲学的现代性建构.第一个层面是精神观念的形上层面；第二个层面是文化生命的实践层面；第三个层面是政道开显的法制层面.在西学东渐、中华民族文化面临挑战的危急时代,牟宗三的“良知坎陷”和“三统并建”为中国历史文化出路把脉问诊,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大综合”不能等,“大理想”不能急,疏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动脉,挺立儒学的主体性,为生命向外凸出,冲破了齐同一色的混沌,在寂寞中显豁出“独体”,开启了对中国历史哲学研究的新时代.牟宗三以“文化生命”把切中华民族历史的脉搏,有助于人们寻找中华民族历史生命本源的律动,这对于历史发展和民族认同将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第六篇摘要范文：我国建筑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研究
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遗产保护在世界各国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在我国,遗产保护的意识和保护的能力随着国家步入繁荣昌盛的现代社会获得了日益提高.但是近二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和旧城改造规模的扩大,对遗产保护带来了很大冲击,“保与拆”的矛盾在某些地区日益突出,一些由于管理不善或盲目无知造成的遗产毁坏事件屡屡发生.这种状况和目前各地区各民族日益重视保护自身传统文化,保护历史遗产的大势背道而驰,也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因为随着文化产业化速度的加快,历史文化遗产所蕴涵的丰富资源业已成为国家发展文化经济,民族产业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二十一世纪是我国民族文化复兴与新文化建设的重要时期,建立健全我国历史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体系成为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纵观国际社会,许多国家已经摸索出了适合自身条件和社会情况的遗产保护理念与管理方法.我们有必要在系统学习、分析借鉴它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发扬民族文化精神,建设新时期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观念和新方法.本文正是循着这一思路,从分析我国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入手,一方面,对西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成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与总结,并从社会文化背景的角度剖析了西方遗产保护理念形成的深层基础.另一方面,以时间为序对我国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形成与发展的历程进行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并指出目前我国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研究的趋向和潮流所在.根本目标在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建筑遗产保护理论框架；并分别从“遗产保护修复原则与方法、保护设计方法以及遗产管理方法”等多层面深化对于建筑遗产保护理论的建设,为今后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提供基础.文章共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2章)：反思西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发展与变迁背后的社会文化基础.系统总结出西方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与保护方法体系的主要成果.
第二部分(3章)：系统总结我国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在此基础上,建构当代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和保护理论框架.
第三部分(4章)：展开我国建筑遗产保护修复原则与方法研究.从剖析我国传统建筑价值观对古建筑修缮方法与技术的深刻影响入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遗产保护修复理论与方法.
第四部分(5章)：展开我国建筑遗产保护设计方法研究.在对建筑遗产整体价值进行研究探讨与综合评价的基础上,为科学保护措施的制定打下坚实基础,进一步完善我国建筑遗产保护设计方法体系.
第五部分(6章)：展开我国建筑遗产管理方法研究.针对目前遗产管理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就遗产管理的法律建设；行政制度；公众参与方式；保护资金来源等相关问题展开探讨.在学习西方比较成熟的遗产管理模式基础上,完善我国建筑遗产管理方法体系.
第七篇西方历史文化论文摘要范文：中西方历史文化中的和谐社会观
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提倡文化的多元化.中西方历史文化中蕴藏的丰富的和谐理念,是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本文着重分析了中西方历史文化中的和谐社会观以及如何实现二者在冲突中的融合问题.
第八篇西方历史文化论文摘要格式：钱穆史学思想研究
钱穆（1895-1990）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著述丰富,史学代表作有《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民族与文化》、《中国历史精神》、《学钥》、《中国历史研究法》、《朱子新学案》、《中国史学发微》和《晚学盲言》等.他的论著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史学思想,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民族文化生命史学思想体系,在中国现代史学史和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钱穆一生正处于中国在西方强力文化的冲击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最为剧烈和深刻的时期,这种历史社会环境是造就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学思想体系的外在条件.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存亡兴哀这一时代问题直接激发和最终促成他走了以史学为本位的学术救国道路.二、三十年代,中西文化大论争及其全盘西化思潮盛行,尤其是1937年日本侵华所引发的民族危机的空前加剧,促使他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思考研究,他明确提出了中国文化复兴主张,从历史事实和文化观的高度对近代以来的历史文化虚无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初步形成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和1949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使他对西方文化和中国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开始从文化理论的角度来反思中西文化的特质及其优劣,最终建立和完善了民族文化生命史学思想体系.他晚年的著述皆以文化和历史为中心,其民族文化生命史学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总之,他的史学思想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总是随着民族历史和社会时代的变化发展与时俱进. 中西文化既对抗又融合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寻求中国历史文化的新出路,实现中国历史文化的复兴,是近代以来学术思想界讨论的中心问题.但是,走什么样的民族文化复兴之路,不同学者是有不同认识的.钱穆以毕生精力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对中西历史文化进行大量比较,就是为了找出中国历史文化不仅能够复兴,而且还能救治西方文化及其带给世界文化弊病与危机的历史证据.他的史学思想体现和反映了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精神.概括地说,他的民族文化生命史学思想主要包括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和人文主义生命史学观. 民族文化生命史观是这一思想的理论基础.它的基本内容是：历史是一民族文化生命体,道德化的心性是历史生命的本体,儒家的“仁”又是心性之本,建立在“仁”这一基础上的中国文化充分体现了人类历史本质.历史文化由物质经济、政治制度和精神思想三层面由下向上依次演变和构成,它们实际是道德心性的展演和外化；道德化的精神思想源于自然,建立在物质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基础之上,是历史文化演进的最终目标；历史文化便是无人合一和心性合一的产物和体现；由于历史文化三层面在各民族历史文化中的主导作用不同,人类历史文化分为中西历史文化两大类型,即内倾文化（人文主义的文化）和外倾文化（科学主义的文化）.人是历史的中心,历史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创造是历史人物道德心性实践活动的产物,历史人物的存在是民族历史文化的人文道德精神存在和延续.历史的演进是常与变,持续与变化的统一；历史是融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一体的生命之流,历史演进虽然有兴衰盛败,但总是不断前进的；历史的演进是“理（历史规律）欲（人的主体意志和情感）合一”的结果.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世界上最悠久和最伟大的,性道合一和天人合一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质和精神,中国文化是内倾的道德精神文化和人文主义文化,代表了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方向；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虽然遭受了以科学和物质为本质的西方强力文化的巨大冲击,但它的生命力依然存在.通过吸收西方近代文化,走“据旧开新”的道路,中国文化不仅能够走向复兴,而且还能为弊病百出和危机日显的西方文化提供拯治的良方,中国文化的新生就是世界文化的新生. 人文主义的生命史学观则是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在史学中的具体贯彻和运用.它的基本内容是：人文科学的认识方式与自然科学根本不同,重经验、情感和直觉,寓仁慈心和价值观；历史认识不能脱离客观存在的历史,但可以也必须随时代的变迁和要求与时更新；历史知识必须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改写；史家的情感和道德在史学认识和研究中起根本作用.治史贵在通与变.通与专相结台,又胃在把握各民族和国家历史的特殊性：历史研究是考据与义理的纶合,近代以来只重考据或只重义理的n士研究方祛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为了否定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史学方洽体现和包涵着史学家的精神和思想 是历史与时代风气的映照.中国史书的列传体和编年体,最能揭示和反映历艾的人文主义精神及其演变发展,纪事本末体则容易带有史家主观意志,难以客观真实地记载和反映历史.史学是生命之学和人事之学；史学可以鉴古知今和突柱穷来,可以经国济世和修身正己、史学足人文科学的基本,史学与经学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主干；经、子和集那源于史学.与世界其它第九篇西方历史文化论文摘要：国家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政治思潮
国家主义的学理最早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国家目的论,而其更为广阔的历史根据则内在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19世纪下半叶以降,随着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西方的国家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国家主义适应了近代中国从中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需要,因而在近代中国广为传播.本文以国家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文化、政治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透过思潮互动的角度揭示出国家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以及中、西国家主义之间的差异,是本文的研究旨趣所在.本文所使用的“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指1918—1930年；“文化、政治思潮”主要是指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三*义.
全文分为七章.
第一章梳理国家主义的西学渊源及其传入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国家主义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是与自由主义相互对立的思想体系,其学理主要包括国家目的论和国家主权论.国家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移植有着非常深厚的土壤,因为要求实现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完整正是国家主义的基本诉求之一.从词源上看,汉语文献中“国家主义”一词的出现最早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急剧深化的时期.然而,当国家主义传入中国时,它所遭遇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语境,后者既为国家主义的移植提供了土壤,也使之产生了某种理论上的突变.清末时期传入中国的国家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迅速发展成为一股影响较大的政治思潮.20世纪20年代的国家主义思潮最初发轫于1918年5月留日学生归国运动；1923—1925年间中国少年自强会、大江会以及醒狮社等国家主义团体的出现,标志着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1925年5月五卅运动的爆发,促进了国家主义思潮由兴起走向高涨；1926年7月北伐战争的爆发,既使一度高涨的国家主义思潮顿时低落,也使国家主义呈现出某些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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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考察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社会载体——国家主义者——的基本特征.所采取的研究视角是对《醒狮周报》撰稿人群体进行个案分析,揭示其身份特征、聚集途径以及分化、解体的情况.《醒狮周报》的撰稿人基本上出生于1890—1900年之间,他们在青年时期大多就读于都市的新式学堂,后在国内高等学校或国外继续深造,所从事的职业部门也集中于大学、报社与出版社等新型自由行业.将各撰稿人汇聚成群的联结纽带主要是对国家主义的共同兴趣和信仰.这一新型聚集途径的出现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密不可分,集中反映了“后科举时代”知识分子新的聚集方式与身份认同的产生.但《醒狮周报》撰稿人对“国家主义”的侧重点不尽一致,曾琦等人看重的是“国家主义”这块政治招牌,王光祈、余家菊等人视民族文化的复兴为“国家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何炳松、邓叔耘等人则将兴趣放在国家主义学理的探索上.在长达两年（1924—1926）的办报过程中,随着《醒狮周报》本身思想主张的变化,以及国民革命*的到来,其撰稿人队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严重的分化.通过研究《醒狮周报》撰稿人构成、聚集与分化的情况,有助于把握192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三章从现代性的视野来考察国家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关系.从中西文化观上看,国家主义者强调传统文化的特殊性,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主张以中华文化为本位,实现中、西文化的融汇,属于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一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思想界“东方文化救世论”的流行,是促使国家主义者趋同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原因；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以及新文化派所提倡的“西化”论,是刺激国家主义者趋同文化保守主义的直接原因.在国家主义者看来,“传统”并不是一个绝对同质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西化论全盘反传统的观点是不可理解的.国家主义者虽然接受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接受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融合.国家主义者指出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内在缺陷,并据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意义做出了合理的阐释,西化论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被动承受是不能赞同的.总的来说,国家主义者对西方现代性持一种且迎且拒的复杂态度.这种复杂态度是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普遍具有的.
第四章探讨国家主义者对“一战”后民族自决思潮的回应,并揭示此中透露出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某种关系.民族自决原则是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民族自决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广为兴盛,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的国家主义者对民族自决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针对中国现实设计了民族自决的方案.在国家主义者看来,民族自决的唯一出路是各族人民武装起来求得中华民族整体的自决,而不是允许蒙、*立建国.其理论困境则是在军国*义与世界主义、“国家”与“国民”之间存在深度紧张.透过国家主义者的民族自决论述,可以发现其鼓吹的“国家主义”接近于“公民民族主义”.
第五章从20世纪20年代特定的历史语境出发,来解读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比较复杂,两者既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又有相互沟通的一面.“一战”后世界主义虽盛极一时,但国际社会仍然是“强权战胜公理”,自由知识分子与国家主义者都主张调和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上颇多契合之处.新文化运动引起了思想界对中国文化出路的普遍关注,自由知识分子提倡西化论,主张按照西方现代文明的模式来建设新文化,国家主义者则趋同于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对于民族文化特性的维护,双方难以沟通.1920年代国内相继出现北洋军阀专制政权和国民党专制政权,自由知识分子奉行一贯的改良路线,国家主义者则坚守革命立场,双方虽有互动、对话,然始终难以携手合作.只有多层次地梳理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语境,才能够理解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对立与沟通并存的复杂关系.
第六章考察*建党至北伐战争爆发前（1921—1926）国家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建党初期就制定了建立“*主义的联合战线”的政策,对国家主义者进行了争取.由于受到五四时期社会主义的洗礼,国家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于**主义的革命纲领,接受了*的“联战”.但是,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以及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所宣传的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为鼓吹超阶级的国家观的国家主义者所不能认同,后者断然拒绝了*的“联战”.与此同时,*也愈发强调无产阶级对于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国家主义者的“联战”价值有所下降,但仍在争取之列.直至北伐战争爆发,*才彻底放弃对于国家主义者的“联战”,将其径直列为国民革命要打倒的对象,双方关系彻底决裂.
第七章研究孙中山逝世后（1925—1930年）国家主义者对三*义的认识及其演变.以1927年4月“四一二政变”为界,1925—1930年间国家主义者对三*义的认识可细分为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在前一阶段,由于“联国反共”的政治需要,国家主义者着重澄清了三*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并从理论上实现了国家主义与三*义的对接与融合,对三*义基本上持继承与肯定的态度.在后一阶段,由于反对国民党**的政治需要,国家主义者参与到三*义“本体”问题的讨论中来,对三*义基本上持批判与否定的态度.造成这种认识变化的原因与国内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息息相关.国家主义者围绕三*义展开的种种论说,是以其政治利益、政治主张的实现为核心的.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因应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家主义者在政治上的主张有所不同,其对三*义的认识随之而变.
文章最后为“结论”部分.透过思潮互动的角度,将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核心价值理念概括成“国家至上”,同时揭示了中、西国家主义的几点区别：首先,中国近代国家主义的西学来源并不限于西方的国家主义,它还把国家主义之外的西学成分纳入其中.其次,中国近代国家主义采取了“托古”的论述策略.第三,中国近代国家主义具有“国家—个人”、“国家—世界”、“国家——民族”三个参照系,西方国家主义则只具有前两个参照系.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近代国家主义的终极价值诉求是和平主义与世界大同,西方国家主义则逐渐发展成为鼓吹对外扩张与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从总体上看,中国近代国家主义呈现出典型的中国化特质,这一特质的基本内涵是要求实现中华民族的自决与独立.这与鼓吹对外侵略的西方国家主义具有本质上的区别.造成这一本质区别的历史、文化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传统的大同思想、“仁爱和平”的人文理念,制约了中国近代国家主义不至滑向黩武的军国主义.其二,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现实环境,决定了中国近代国家主义所面临的时代主题是挽救民族危亡,而不是对外侵略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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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摘要范文：西方德性思想的历史演进和基本特征
西方德性思想的产生、演进与西方历史文化的产生、演进息息相关、交互作用.西方德性思想在苏格拉底正式源起,此后西方德性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这个过程大致上可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古代德性*学形成时期、近现代德性*学衰退时期、当代德性*学复兴时期、近二三十年来德性*学兴盛时期.总体上看,西方德性思想具有个人主义、幸福主义、理性主义和男性主义等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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