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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文化回译这一概念,将其置于形象学理论框架下,对外文书写的中国叙事故事《江城》中的文化回译现象展开研究.文章通过分析彼得·海斯勒《江城》汉译本的具体译列,就文化回译中采取的翻译策略问题,提出基本观点,通过对比原文本和译本之间的差异,探讨其它外部因素在回译过程中的影响.

关键词：形象学;文化回译;翻译策略;江城

作者简介：胡宇轩（1994.5-）,男,汉族,湖北荆门人,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马安平,研究生导师,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3--02

一背景

自21世纪初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中国.在他们自己的文化背景下,用外国人眼光去看待中国人,回到本国后,写下关于中国的作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近年来以中国文学作品为主题进行了改革,选择了代表作家彼得·海斯勒,以他的《江城》为起点.

彼得·海斯勒于1969年出生于美国,并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获得了英语写作学士学位和英语文学硕士学位.1996年,他作为和平志愿者来到中国教书,并长期为国际知名报纸和媒体撰写文章.他被誉为“描述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作家之一”.海斯勒总结了自己在中国数十年的生活经历,并先后创作了文学纪实作品《中国三部曲》即《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这些作品获得了“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时代周刊年度最佳亚洲图书奖”. 与此同时,海斯勒本人也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彼得·海斯勒的《中国三部曲》在中国都取得了非常好的反响.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的过程中,彼得·海斯勒以旁观者的视角,来观察生活在中国的边缘地区和主流之外的人们,并写出了许多中国人视而不见的故事.他在书中对中国的详细描述震惊了许多中国读者,并使人们看到了普通的中国人在美国记者眼中的生活方式.那些场景在彼得·海斯勒的笔中形成了陌生而熟悉的风景,这使西方人和中国人民可以亲眼目睹一个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

海斯勒在日常生活中用诗意的语言和日常生活中普通的故事,来观察现代中国,中国人对家庭的重视、以孩子为中心、城市的发展、农村生活等.长期以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了琐碎的生活细节,这在海斯勒的跨文化写作得很奇怪.

《江城》讲述了中国发展的浪潮中,四川偏远的涪陵在社会转型时期中,百姓的生活状态和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这本书记录了我在涪陵的生活,并与当地的历史、风景和当地人民相融合.之所以写成这样,是为了让读者理解外国人在像涪陵这样的小城市中扮演的两个角色：有时是观察者,有时是深入当地生活.”在《江城》一书中,海斯勒跟着中文系的廖老师一起学习中文.最初,两者之间的师生关系由开始不是很融洽到成为好朋友.

二形象学与文化回译

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中,对形象的研究全部以文本的形式来表达的,尤其是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作品、戏剧、诗歌、游记等都源于此功能（Beller,2007：7）.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形象学的研究迅速发展,法国学者巴柔和莫哈是这一时期形象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者孟华通过翻译和引进法国形象学的相关理论,使得形象学在中国逐渐受到重视,并迅速发展.

在中国文化的对外翻译,以及用外文书写的中国叙事回归到中国文化中,不单單是体现在一般的翻译上,我们把有关外文书写的有关于中国形象的故事“回归”到中国文化当中的翻译活动称为“回译”.语言回译是指“将特定的语言文本译回源语言的过程或结果”.（谭载喜译,2005）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回译”可以超越语言层面,延伸到另一个更广泛的层面即文化层面,称为“文化回译”.

通过文化回译,目标文化中的不懂外语的普通读者可以更直观,更深入地了解其它文化对本国文化的看法,并通过“他者”的眼光审视并反思自己,从而实现对自我更加全面、更准确的了解.（梁志芳 2013：12）

三、《江城》的文化回译研究

1995年,彼得·海斯勒作为美中友好志愿者,在涪陵师专任教.在涪陵任职期间,他深入各行各业,并对中国社会文化,历史习俗和沿江习俗进行了深入观察.经过两年的教学任务,彼得·海斯勒根据他在涪陵的经历,以回忆录的形式创作了《江城》.来中国之前,彼得·海斯勒对中国没有内在的观念,对中国的语言、历史等方方面面也不了解.他作为旁观者的纯正身份使他的作品传达出真实的中国.这与西方传统观点中的刻板印象有所不同,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沈黎,2005）《江城》的汉译属于文化回译的研究范畴.在形象学理论框架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汉译研究.

例1：

源文本：And so we bumbled on

译文：所以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译者根据自己的认知,结合大陆读者的阅读倾向进行了解释,并用熟悉的寓言词表达了动词短语.其目的是激发读者的联想思维.

例2：

原文：The rituals were elaborated, because the boy was a prince in the Heenly Kingdom---the son of the Wing King, the Lightening of the Holy Spirit, the Lord of Five Thousand Years.

李译：仪式非常复杂,因为这个孩子是天朝的王子——“神圣电”、“五千岁”、“翼王”之子.

“圣神电”是一个专门的名称,指的是上帝的电神,是天津事变后洪秀全给史达开的头衔.原始表达“the Lightening of the Holy Spirit”本质上是错误的的.李译查阅了历史资料并修改了原文.

在文化回译过程中,经常会受到不同的文化影响,尤其是涉及到当地特定称谓的文本,从而导致偏离或改写源文本所描写的特定形象.

例3：

原文：The woman who owned the shop would he a yellow pot of bean curd steaming in her doorway.

李译：小食店的老板娘在门口摆上了一大锅黄澄澄的豆花.

涪陵的豆花汤微微带一点,是当地人的标准早餐.因为彼得·海斯勒不熟悉当地的早餐小吃,而错误的者将原作bean curd理解为豆腐,但是,译者本身就是当地人,在翻译时按照常识直接翻译成“豆花”.

例4：

原文：“I wonder what kind of little thing he is,” I said. It was another common insult in Sichuan, to ask a person what kind of thing he was.

李译：“我想看看他有什么幺不到台,”我说道,在四川,这样问一个人算个什么小玩意儿也是一句尽人皆知的用语.

李雪顺的翻译在这里还原了四川方言里人所要表达的愤怒感,与原作英语相比,它可以更好地反映出当时的情感.

四《江城》翻译策略分析

在文本和文化之间,外语作品翻译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外语文化被放错了地方,从而导致一定程度的放错地方和信息的不对称.来自不同文化时代背景的翻译人员在面对这种错误时会更具情况选择不同的应对翻译策略,从而导致最终得到的翻译文本具有明显差异.从李雪顺的《江城》译本可以看出,作为本地翻译家,他对当地习俗比对作家更为熟悉.因此,李雪顺的翻译更倾向于归化,以便读者接受.例如,李学顺的翻译文本时在直接引用的中文当中的许多本地方言表达,并直接纠正了原始文本中的一些错误.从侧面也可以看出,如果一个人受他所生活的语言环境的支持,那么不同的读者对事物的看法就会不同.

五结语

文化回译的本质在于文化,其实质是将其它文化回归到中国文化,文化内涵是一种内在价值,渗透到人们的心中,无法轻易改变.因此,当外语作者第一次接触中国文化时,他们要么是由于文化冲突的差异而引起的误解,或是因为他们考虑了读者的认知经验,所以改变原始的文化原型更有可能激发读者的联想思维.

同时,文化回译的目的是让目标语言读者理解本土文化,并为本地文化读者提供不同的视角（王宏印 2016）.就《江城》的译文而言,不同背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文化回译的发展,这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转化,丰富了文本翻译的形式,进一步反映了《江城》翻译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文化在“全球化”大发展的背景下,不同背景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外国著作大量出現,由此产生的文化回译也将越来越频繁.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的关注和研究对翻对文化回译和文化本身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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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eerssen, Joep. Image. In Manfred Beller and Joep Leerssen （eds.）. Imagology, 2007b： 270

[3]孟华编. 比较文学形象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Beller, Manfred. 2007. Perception, Image, Imagology.In Manfred Beller and Joep Leerssen （eds.） . Imagology, 2007：11-12.

[5]马克·沙特尔沃思、莫伊拉·考伊 .翻译研究词典[Z]. 谭载喜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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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梁志芳. 文学翻译与民族建构：形象学理论视角下的《大地》中译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