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工作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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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同志历来对民族问题非常重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民族状况的变化不断调整民族政策,处理民族问题的思想因时因势而不断丰富发展.新主义革命时期,侧重改变民族不平等的状况,谋求各民族间的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民族间的平等有了制度保证,开始侧重各民族间的交流、团结、合作以及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从历史脉络来看,在民族工作方面,从过去侧重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发展,到今天强调各民族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人关于民族工作的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关键词】；民族问题；民族工作
【中图分类号】A841；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0）17-0024-0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中国的‘中华民族’观念及其内涵演变的研究”（课题编号：18A22）和2018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改课题“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育人的关键着力点”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喻春梅,湖南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2%；其他55个民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相对较少,因此被称为“少数民族”.“在我国,‘少数民族’一词最早出现于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主持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我党最早使用这一称谓是一九二六年,在《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中提出,‘冯（玉祥）军在甘肃,对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不损害这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1]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指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北部之蒙古,回族,满洲,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2].1935年8月5日,政治局在毛儿盖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专门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并指出,“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3].由此可见,在新主义革命时期,我党的相关文件就开始使用“少数民族”的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数民族”一词沿用下来,党和国家的文件和法规中统一使用“少数民族”这个称谓.
同志历来对民族工作非常重视.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民族状况,关于民族工作的思想是因时因势发展变化的.
一 新主義革命时期侧重民族平等
新主义革命时期,各民族不平等的问题比较突出,同志明确提出反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大汉族主义”的错误政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同志就号召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4].”不难看出,同志提倡中国境内各个民族之间平等对待,赞同孙中山先生关于民族平等的政策.“中国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5]正是在的号召下,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共同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史.如东北抗日三杰之一——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指挥周保中,就是白族人.
由于当时国民党把持旧政权,对于少数民族实行压迫政策,导致内蒙古、新疆、甘肃等地方,都发生过国民党镇压少数民族的事件.同志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评价道：“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一九四三年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一九四四年直至现在对于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以及近几年对于甘肃回民的屠杀事件,就是明证.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6]1942年冬至1943年春,国民党军队将内蒙古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牧地霸占,并展开了大范围的苛征摊派,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冲突与矛盾.1943年4月,国民党军队对少数民族进行残暴的屠杀和的镇压.1944年9月,新疆北部伊犁区域少数民族人民由于对国民党在新疆的民族压迫和经济掠夺的政策不满,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起义,并且与塔城一带、阿山的武装起义相互连接,国民党军队对起义军实行了无情镇压.直到1949年,这场镇压与反镇压之间的较量才宣告结束.1942年冬,国民党军队在甘肃省南部临洮、康乐一带横征暴敛、抓兵抓夫,马福善等领导农民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到1943年4月后,起义地区囊括了20多个县城,参加人数最多时有超10万人的规模.国民党反动派先后调动了7个师以上的军队,甚至出动飞机,配合地方武装,对起义群众进行了残酷镇压.
综上观之,新主义革命时期,少数民族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和汉族之间是不平等的.民族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同志不断摸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针对民族不平等的突出问题,侧重民族平等,强调要充分尊重各少数民族.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1947年,在中国领导下,中国就建立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它的成立,是中国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的一个伟大创举,为后来我国解决民族问题而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中国政府开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同志在给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说：“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7]在新疆问题上,1949年在给西北局的电报中提出,和维吾尔族的紧密合作是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新疆省政府改组,委员由方面及新疆各民族方面为主体”[8].
由此可见,在新主义革命时期,同志从中国民族问题的现状出发,找到了一条符合实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强调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合作、共同繁荣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民族压迫制度被消灭,各民族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成为国家的主人.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的隔阂和不信任仍然存在,特别是刚从国民党政府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国民党长期的反共宣传,各族人民对中国和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还不清楚,心存疑虑.因此,打破历史上由于民族压迫制度造成的民族隔阂,加强同少数民族的联系,广泛宣传中国和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信任、团结,建立友好和睦的新型民族关系,成为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为此,党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派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同时,邀请各民族参观团到北京和内地其他地方参观.
在1950年6月至1952年年底的两年多时间里,民族访问团开始深入各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分西北、中南、西南三路,后又增加东北共四路,总行程达8万千米[9].访问团先后访问了西南的云南、西康、四川、贵州,西北的新疆、甘肃、宁夏、青海,中南的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华北的内蒙古、绥远以及东北各省等地的少数民族和边疆民族地区,所到之处,热情传达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亲切关怀,积极宣传党和政府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情况,还给边疆民族地区各族人民送去了大批慰问品.同时,访问团在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后来党和国家制定民族问题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各地少数民族参观团的参观方式丰富多彩,以名义组织的有国庆观礼团（或参观团）、“五一”节参观团和其他名称的参观团,除此之外,还有地方组织的参观团.1950年9月26日至29日,159名身着民族服装的各族代表陆续抵京,他们当中有土司、头人、山官、千百户长,有宗教上层中的活佛、、阿訇、毛拉等等,还有各民族中的领导干部.10月1日上午,各族代表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共同观看国庆阅兵.1950年少数民族代表参观活动的成功,使组织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这一活动成为党和国家落实民族政策的一项重要举措,并延续到今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观礼团和参观团,设宴款待各民族的代表,并认真倾听各民族代表的意见.参观团也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各族人民对中国、人民政府的拥护.与此同时,互访活动也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合作.
中国在充分尊重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对于民族问题,确定了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统一而不可分离的国家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区域自治.其核心是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本地方事务的权利.正如同志强调的“实行区域自治的各民族的事情都归本民族自己管”[10].
伴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全面确立,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制度不复存在,民族平等问题基本解决.在此基础上,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从之前的关注民族平等转向关注民族团结.当时的民族工作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和新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问题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们不再属于阶级斗争与阶级矛盾,而是各个民族人民之间的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所呈现出来的矛盾,因此需要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和方法来加以处理.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应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方针.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民族团结,是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只有实现了民族团结,社会才能安定和谐,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后来,随着各民族平等团结基本实现,在此基础上,党逐渐把求得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作为重要任务提出来,提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才是真正解决民族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
三 关于民族工作的思想因时因势不断丰富发展
在历史发展中,随着我国民族工作的新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关于民族工作的思想也是不断发展的.从新主义革命时期侧重民族平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强调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再到注重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确立并实施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政策,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族政策体系.同志说过：“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他们实行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办法.有些人想援引苏联的办法,在中国成立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这是不对的.”同志认为：“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們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11]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同志强调,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关于民族工作的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统一战线工作部,文献研究室.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M].北京：党校出版社,1997：19-20.
[2]刘学礼.唯一在境外召开的党代会：六大文献研读[J].党史文汇,2016（12）.
[3]郝维民.革命时期思想民族理论在内蒙古的实践[J].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4（1）.
[4][6][7][8][10]文献研究室,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工作文选[M].北京：文献出版社,2014：1、12、14、25、225.
[5]文献研究室,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工作文选[M].北京：文献出版社,2014：12-13.
[9]刘增林.民族访问团[J].中国民族,2009（Z1）.
[11]文献编辑委员会.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7.
责任编辑：钟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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