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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与教育论文范文参考 国学经典与教育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主题:国学经典与教育 下载地址:论文doc下载 原创作者:原创作者未知 评分:9.0分 更新时间: 2024-02-18

国学经典与教育论文范文

论文

目录

  1. 第一篇国学经典与教育论文范文参考:邢福义国学视角语法研究与其三维学术思想
  2. 第二篇国学经典与教育论文样文:《论语》与现代中国
  3. 第三篇国学经典与教育论文范文模板:唐代教育与文学
  4. 第四篇国学经典与教育论文范例:吴宓国学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5. 第五篇国学经典与教育论文范文格式:“儒经”诵读思潮在民间社会的兴起及其动员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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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国学经典与教育论文范文参考:邢福义国学视角语法研究与其三维学术思想

本博士学位论文《邢福义国学视角语法研究与其三维学术思想》,主要是通过对邢先生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发表的系列国学视角语法文章进行精细阅评,从而达到总结和阐释邢先生三维学术思想的目的.

笔者选择这一论题的原因有三:

第一,截至到2012年12月31日,邢先生已发表489篇文章,其中《中国语文》29篇,《光明日报》19篇:主编、参著与独著了51本书,其中个人独著21本.3本独著《语法问题发掘集》、《汉语语法学》、《汉语复句研究》已分别荣获了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由于邢先生文章多,篇幅长,信息量大,笔者学力及能力有限,所以只选取了邢先生研究领域里的一个侧面——国学视角,进行“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式的研究.

第二,邢先生发表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的国学视角语法文章,都是邢先生70岁以后研究相当成熟的代表之作.这些文章都涉及到了语法学,有的直接与语法结合,有的涉及得少些,但都与语法相关.通过对这些“短小精悍、简明扼要”的国学语法小文章的深入阐释,可以破译和发现邢先生是如何将国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

第三,笔者通过对邢先生发表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的12篇国学视角语法文章和3篇不在国学版上发表但与国学紧密相关的语法文章的精细体察,发现:邢先生这些文章的构架都是由三大思想维度来支撑的,即邢先生的语法思想、国学思想和传授学思想.

因此,本博士学位论文在结构上分为上编、下编和附注三大部分.

上编是笔者运用文史评论的方式,借助语言学理论,对邢先生的12篇国学视角语法文章进行解读和阐释.笔者的每篇评论不是“面面俱到”,而是选取一个“突出亮点”,进行深入挖掘,力求将邢先生的特色阐释得比较全面,从而发掘出邢先生做研究的奥秘.具体从小句审解、用词辨察、结构组配、特异说法等四个方面展开:

(一)小句审解:主要对《“人定胜天”一语话今古》、《漫话“有所不为”》和《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3篇文章进行剖析与阐释,发现邢先生在对小句“人定胜天”、“有所不为”、“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进行研究分析时,研究的重点各不相同,“人定胜天”侧重于古今辩证思维的审解;“有所不为”侧重于对语言事实的关注与尊重;“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侧重于对语言应用的指导.

(二)用词辨察:主要对《“救火”一词说古道今》、《说广数》、《“诞辰”古今演化辨察》3篇文章进行剖析与阐释,发现邢先生在对词“救火”、“四”、“八”、“诞辰”进行研究传授时,传授的方式各不相同,对“救火”一词,在传授过程中注重充分设问的引导;对广数“四”和“八”,在传授过程中注重数字文化的讲解;对“诞辰”一词,在传授过程中注重传授艺术的锤炼.

(三)结构组配:主要对《“X以上”纵横谈》、《“十来年”义辨》、《“生”、“死”与“前”的组合》3篇文章进行剖析与阐释,发现邢先生在对结构“X以上”、“十来年”、“生前”、“死前”进行研究挖掘时,挖掘的方法各不相同,对结构“X以上”,挖掘的方法是探讨、发掘和思索;对结构“十来年”挖掘的方法是不懈地追踪;对结构“生前”、“死前”挖掘的方法是表里值小三角.

(四)特异说法:主要是对《俚俗化北味说法“一+名”》、《在广阔时空背景下观察“先生”与女性学人》、《“起去”的普方古检视》3篇文章进行剖析与阐释,发现邢先生在对特异说法“一+名”、“先生”与女性学人、“起去”进行研究验察时,验察的角度各不相同,对特异说法“一+名”,验察的角度侧重于语法格式的文化视角;对特异说法“先生”与女性学人,验察的角度延伸到了时间、空间、地域、文化、效果、应用实践等多个视野;对特异说法“起去”,验察的角度侧重于普方古大三角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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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编是在上编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提炼总结出的三维理论.笔者运用文史评论的方式,借助语言学理论、国学理论和传授学理论,对邢先生的三维学术思想进行细化.在进行阐释细化的过程中,笔者又列举了邢先生的大量研究实例,进行事实论证,力求让读者“看得懂、用得上、信得过”.具体从语法思想、国学思想和传授学思想三个方面展开:

(一)邢先生的语法思想:笔者通过对邢先生研究历程的深入考察,总括出了邢先生的七大语法理论,如“小句中枢说”、“句管控”、“两个三角”、“三个充分”、“动词核心名词赋格”、“语表趋简语义兼容”、“词性判定法”等.

(二)邢先生的国学思想:笔者通过对上编12篇国学视角语法文章的精细评说,以及对下编直接反映邢先生国学思想的3篇重要文章《重视语言研究的“向”和“根”》、《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国学”与“新国学”》的深入研究,发现邢先生具有“儒道合一”的国学思想.其儒家思想表现为:天下情怀和力行意识;其道家思想表现为:人法自然和逆向思维.

(三)邢先生的传授学思想:笔者选取了邢先生经典的教育语录“治学之道学风先导”、“抬头是山路在脚下”、“让学生永远站在问号的起跑点上”和“亦师亦友志在高山”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阐释,发现邢先生的这四条语录,在中西方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证据,因此,这四条语录可以堪称为现代经典教育观,值得大力推介.

《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附注是笔者在三年攻博期间,围绕邢先生的学术和人生,发表地个人拙见.尽管笔者功力肤浅,但钻劲较足,10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研究、探讨、追踪、验察邢先生的为人为文,尽力使得上下编关于邢先生学术思想的阐释更为准确,更为丰满.

如果说上编是邢先生三维学术思想的引领,那么,下编则是邢先生三维学术思想的细化.如果说上下编是研究邢先生三维学术思想的话,那么,附注则是研究邢先生的学术人生.本博士学位论文将学术思想和学术人生结合研究,力求达到“知人论世”、“文人合一”的境界.

写作本文,基于一个朴素的追求:中国要跟世界接轨,要在与世界对话过程中听到自己的声音,语言学研究也必须重视总结自己的东西,更好地认识自己.

第二篇国学经典与教育论文样文:《论语》与现代中国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汇编,起初被视为儒家传记类作品.两汉以来,随着孔子地位的提高,《论语》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唐宋之时,《论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科举制盛行的明清时期,《论语》是儒学文本体系中不可替代的经典.

近代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经学体系的崩解,《论语》逐步失去了维持其经典地位的政治与文化基础,《论语》所体现的儒学思想也逐渐受到人们的质疑.然而,综观近现代以来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历史过程,《论语》仍在学术、思想、政治等领域发挥着作用.思考《论语》对现代中国诸领域的作用与影响,既是《论语》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往世经典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张力与互动关系的重要学术领域,而现当代不同学派、不同学者对《论语》的文本定位与思想阐释,则具体而微地体现了《论语》对现当代中国社会诸领域的作用与影响.

“五四”新文化派反对儒学的独尊地位,《论语》也被视为导致中国落后的传统文化因素之一.在《论语》文本定位问题上,“五四”新文化派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还原”式的文本定位,把《论语》拉下了圣坛,将它与其他诸子作品等而视之,同时也让《论语》摆脱了辅翼、证明《春秋》或《周易》的从属地位,使《论语》在文本及学理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地位,为《论语》学研究开拓了全新局面.在思想阐释方面,“五四”新文化派的核心观点是:孔孟之道已不合于现代生活,《论语》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语录也与现代观念格格不入.“五四”新文化派对《论语》的解析和批判,进一步打破了《论语》的神性地位,也为引入*、科学等“现代性”理念扩充了认知空间.

现代新儒家认为《论语》是中国人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主要精神资源,故而应当大力弘扬而非毁弃之.在《论语》的文本定位问题上,现代新儒家视其为反映孔子思想的“圣经”,而建构新儒学思想体系时,他们往往视其为辅翼和证明《周易》或《春秋》所反映孔子思想的论据来源.在思想阐释方面,他们不仅对《论语》中颇有争议的孔子语录做出使之合理化的解释,还认为“现代性”理念早已蕴含在《论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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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以来,“五四”新文化派的上述观点基本成为学界主流,而现代新儒家秉持的理念曾一度边缘化.1949年以来,一些秉持唯物主义史学观的学者以阶级斗争理念解析和批判《论语》.20世纪80年以来,“五四”新文化派的上述观点及其启蒙理念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家的观点日益受到学者和一些政治人物的青睐.当下,在后现代思潮和文化消费与媒体介入的共同作用下,当代学者对《论语》的文本定位与思想阐释观点更为多元,而在“儒学热”、“国学热”背景下,大陆儒学复兴派把儒学和传统文化绑到一起,以此来巩固他们在重构传统文化过程中的主流话语地位.

通过分析现当代不同学派、不同学者对《论语》的文本定位与思想阐释,笔者认为在“现代性”语境下阐释经典文本首先应当充分考虑阐释者自身的政治立场对阐释活动的作用、意义及其影响.其次,应当尊重阐释对象的独立性,同时建构起相应的历史视域,不能单纯地就经典解释经典.最后,还须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机制,以便于不同观点的交流与融通.在此基础上,以史学研究方法为基准,以文献学研究方法为导向,建构起具有现代意义的经典解释学,以此来细究往世经典的“文本”价值,挖掘传统文化及其人文意义,进而之使成为一门发现智慧、丰富人性的学问,并使人们逐步形成理解差异、尊重多元、懂得包容、潜心创造的良好的文化心态.

此外,在“国学热”背景下,《论语》及其他儒学经典所传达出的思想不应当成为中国人自我异质的一个借口,也不能以复兴“国学”之名,使之沦为保守、落后的民族文化理念的保护伞.无论怎样强调民族、国家的异质性因素,都不应当抹杀文化上求同意识的重要意义,因为任何伟大的文明都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封闭和保守不是出路;无论在人文领域还是在政治层面,中国的“现代性”建构需遵循“因地制宜”外,“与时俱进”是更为重要的考量与原则.

第三篇国学经典与教育论文范文模板:唐代教育与文学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唐代教育与文学的关系.在唐代,教育和文学均处于昌盛发达时期,教育以或隐或显的方式作用于文人知识结构的形成和文学素养的提高,是他们具备文学创作能力的必要前提,因而也是影响唐代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一极.

第一章,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与文人群体的扩大.在教育制度方面,唐代有*和地方的两级官学制以及合法化和多样化的私学.与此同时,唐代具备有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教育制度与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唐代教育资源的社会化,其显著表现是教育受众的增加和教育普及面的扩大,这是导致唐代文人群体扩大的重要成因.

第二章,唐代教育思想与文人及文学.尊圣崇儒是唐代的基本教育思想,唐初这一思想的提出强化了部分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儒道自任意识,加剧了其人生矛盾,使他们的作品充满张力.高宗后期和武后时期,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尊圣崇儒教育思想被有意淡化,官僚系统对人才的需求使教育与仕进紧密结合,教育思想中功利的一面尤为凸显,这对文人进取意识的强化产生了一定影响.盛唐社会环境的改善促进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但教育培养的人才数量较多,社会能吸纳的人才相对较少,教育培养的人才多为礼乐之士,官僚系统更需要吏能之士,教育思想和教育结果与社会实际需要之间产生了矛盾.士人的人生理想和实际遭遇因为这些矛盾出现错位,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复杂的心态.中晚唐士人从科举与教育关系的角度对教育进行了反思,这些反思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唐代教育思想,但所提出的改革策略很难实施,只是更进一步明确了中晚唐教育的困境.复古思潮中复兴“师道”的思想,是这种反思的延续,它力图发掘教育传承儒家道统的独立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知识阶层对唐王朝的心理认同.儒道传承的落空以及对政权认同的淡化使知识分子进退失据,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无所依凭的游移心态.

第三章,唐代经学教育对文学的影响.唐代经学教育有完整的体系.太宗时期和高宗前期,官方经学教材《五经正义》的编纂使经学简化,教材统一,加以科举试帖经的要求,使得章句成为记诵对象,儒家经典作为语言和典故材料融入文人的知识储备库从而进入了他们的文学创作.盛唐时期经学教育偏重于《孝经》,强调*,这与此一时期雅正雄浑的文学风格的形成有一定关联.安史乱后经学教育重心下移,由*官学主导转而为私学中士人主导,这带动了士人在社会思想和文化领域中主体意识的增强,从而使用以表达士人在社会思想领域探索的诗文中文与道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同时为诗为文努力创新,很少蹈袭前人.

第四章,唐代文学教育与文学的发展.唐代文学教育的兴起有这一时期独有的成因,唐前文学在形式和技巧上的发展、唐代好文风尚的浸染以及科举取士重文学的刺激都是重要因素.唐代文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类书、《文选》和诗格等,文学教育的具体活动就是依托于这些文学教育内容传承文学知识和创作经验,它具有从语言材料到声律规则再到技巧门径的明显上升的层次性,这导致在文学教育和学习方式上也体现出从阅读积累到模仿熟练再到体会感悟的逐级提高的过程.唐代文学教育的内容在唐人的创作中留下了较为鲜明的印迹,在内容的借鉴、题材的取资、典故的吸纳、对偶的采用方面最为明显.

第五章,唐代童蒙教育与儿童诗.唐代之所以出现众多杰出的文学家,与他们自幼接受过良好教育密不可分.本章从考察唐代有代表性的三部蒙书——《蒙求》、《太公家教》和《兔园策府》入手探讨唐代蒙书与童蒙教育的关系,并进而对中原内地和敦煌地区这两大童蒙教育版块从教育内容、教育途径和教育者三方面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两地迥然有别的童蒙教育使他们各自的诗歌创作所发生的构思上的精巧与随意,题材上的狭窄与丰富,语言上的文雅与通俗,表现手法上的多样与单一的变化.

第六章,唐代女性教育与女性的文学活动.唐代教育的普及使女性成为受教育群体的一部分.本章从唐代现存两部女教书——《女孝经》和《女论语》切入,藉以考察唐代女性教育的内容以及不同的教育内容对女性诗歌创作的影响.诗歌教育的特有方式和女红教育的共同作用,使女性诗歌中出现了与之相应的仿作和女性书写特质;经史教育之于女性创作最显著的影响是女性诗歌中经史语典的大量化用;道德礼法是唐代女性最重要的教育内容,这表现在道德礼法内容在她们的诗歌中频繁出现.唐代女性受教育的成效,除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之外,*传唱和寡母教孤也是两种与唐代文学密切相关的展示方式.

第七章,唐代留学生教育与留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唐代教育具有鲜明的开放性特征,接收留学生是其最显著的表现.与此相适应,唐代也形成了成熟完备的留学生管理制度.唐代特设宾贡科以满足留学生在唐及第的愿望,对于宾贡及第的留学生,在管理上也给予了很大的宽松度.留学生在唐期间与唐代文人多有诗歌交往,这不仅密切了唐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而且对双方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留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主要表现在本国教育体制构建和汉文学发展两个领域.

第八章,书院初兴与中晚唐士人转型及儒学复兴.“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从藏书、授徒和地点三个方面考察,真正具有教育性质的书院实源于山林寺院.唐五代书院主要由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创办,这折射出唐五代时期士从世家大族向地方士人转型的特征.此外,唐五代书院还初步表现出与当时学术思想潮流的密切关联.习业书院的士人习古文,读经典,又不限于章句,自觉阐发儒经精义以求救世治乱,这既凸显了儒家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强烈的拯时淑世精神,也反映出崛起于书院的地方士人受到了当时儒学复兴这一时代新风气的影响.

第四篇国学经典与教育论文范例:吴宓国学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清末以降,西方文化紧随坚船利炮涌入中国,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中西文化的激烈交锋中,中国传统文化日益显露出其笨拙、闭塞的一面,在与“欧化”、“西化”思潮的对战中败下阵来.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侵袭下的式微贯穿于中国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之中.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国学似乎已经无力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而逐渐被社会主流文化所忽视.但是仍有一大批有识之士如康有为、唐文治、章太炎、王国维、吴宓等不仅极度肯定国学的价值,且用切身行动进行国学教育,以培养国学教育与研究的后继之才.本文以吴宓为个案,从吴宓一生的国学教育经历入手,着重于研究吴宓先生的国学教育思想.吴宓出生于西学东渐、中学逐渐式微的清末,他的成长伴随着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变化,此时的中国人在西学的冲击下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逐渐丧失了自身的文化立足点.针对这一情况,吴宓意识到国学教育的重要性,并以各种方式阐发了他对于国学及国学教育的看法.本研究以考察吴宓一生中对国学教育的具体实践为基础,从吴宓的国学观、吴宓国学教育功能论、国学教育的方法、吴宓的国学教育治学理念四个方面论述吴宓的国学教育思想,进而对吴宓国学教育思想对20世纪初的国学教育有何意义及局限之处进行考察,最后探讨吴宓国学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吴宓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家、教育家、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者,他的国学教育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成熟,深深地根植于他所深爱的传统文化之中.自1919年发表《论新文化运动》开始,吴必便走上了保存国学、提倡国学教育的道路,可以说,吴宓以一己之力,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为国学教育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经历过建国后十七年政治高压和十年“*”的质疑、鞭笞、迫害之后,吴宓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中重新回归学术界,受到学人的广泛关注.而国人也希望通过对传统文化内涵及教育的考察重建民族文化心理、更新社会价值取向.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二章重点考察国学概念的流变及吴宓的国学观.本文对“国学”概念从古代至现代的演变进行了梳理,并从价值论与知识论两个角度将近人对近代意义上的“国学”的几种不同看法及态度进行了概括,之后引出吴宓对“国学”概念的解读.吴宓对国学的态度及热衷于国学教育与他所面对的现实语境是分不开的.清末民初,西方文化大肆入侵中国,西学东渐下中国固有文化的地位日益衰落,*战争以后以清政府为主导的取法欧美的活动积极开展;与此同时,一些列强开始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利用传教士办报办学,积极在中国境内推行非中国化教育;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更易于接受先进思想的青年士子的欧化倾向日益泛滥.值得一提的是,当国学在本国遭遇发展的困境之时,国外的汉学研究却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西方国家联合考古小组在中国西北部的考察所取得的成果引起了世界瞩目.吴宓认定国学对个人对国家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国学的传承与推广不仅可以补充西洋文化之缺失,世人还能够根据国学中包含的道德精义救世.他不仅主动参与到新、旧文化的论争之中,还躬身践行,为国学的存续寻找一线生机.本文的第三部分探讨吴宓国学教育的功能论.吴宓对国学教育之功能的看法可以用三个方面来概括:一是促进文明传承,使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二是促进文明融合和对话,即沟通中西理事,融汇中西文化;三是重塑人文主义精神,即用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经义重建道德理想环境,恢复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姑且不论国学教育对于个人发展的价值,它在传承民族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上的作用是无法抹杀的,其对于知识、学术的国际交流与对话,以及国人的人格重塑、国家精神文明的重建也有着非同一般的积极作用.作为“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坚守者,他一路披荆斩棘,所渴望的不过是要擦掉蒙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上的历史积尘,使它重焕光彩而不至于被抛弃,更欲使其继续散发它那智慧与文明的光亮,作为一座精神灯塔,永远指引中国前进的航向;使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得以重塑她的大国风范.实现教育目标的途径得益于一个好的教育教学方法,因此在第四章本文探讨吴宓为实现国学教育的目标而采取的教育方法.在吴宓看来,国学教育不仅仅是推广国学,更应该是用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使学习者继承人类的智慧.本文认为,吴宓的国学教育方法是他在修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受儒家先儒诸多教育方法影响,经过自身的学习、揣摩的过程将这诸多的教育方法相互联结、取舍而构成一个新的有机整体,吴宓所施行的教育方法是以学生的个性特点为基础而开展的,在教学生活中他指导学生将国学知识内化,从知、行两方面齐头并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建立学生对国学的认识系统、最终形成学生生产生活和科研能力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对吴宓国学教育方法的考察分为五个方面,分别是文献研读、课程设计及考核办法;对国学教育师资的选择与聘任标准;以及教学理念的创新和学术建制的创新.第五章讨论吴宓国学教育治学理念.吴宓提出了用辩证的方法看待文化、用国际的视野来研究学术、用专与博相结合的方法研讨学问的观点,还认为应该审慎的对待“整理国故”,提出了“历史为思想服务”的命题.另外,由于由于吴宓本人的学术视野及价值选择与当时的社会存在一定的分歧,所以即便是在那个时代,吴宓的教育观念也势必带有一些个人主观色彩从而造成其国学教育理念的历史局限性.第六章重点论述吴宓国学教育思想对当今国学教育的启示意义.如今再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在校时的辉煌已无可能,我们也再难建立一个新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然而如果没有当年这些国学教育与研究机构,那么今天的国学教育更无从谈起.这些机构不仅引领了二十世纪初期的国学运动,更对今天的国学教育与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吴宓作为中国第一所国学教育与研究机构的创始者,他的国学教育思想对今天的国学教育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吴宓的国学教育实践及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系统的国学教育思想为现代社会的国学传承即人才培养提供了一个比较成功的模式,值得今人借鉴.如果对吴宓的国学教育思想加以了解、学习,并有意识的将他的国学教育思想运用到当今的国学教育实践当中去,一定会给今日的国学教育事业带来意想不到的推进作用.

第五篇国学经典与教育论文范文格式:“儒经”诵读思潮在民间社会的兴起及其动员机制

1990年代以来,曾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并沉寂长达八十年的“儒经”诵读活动再次兴起,进入21世纪更是呈加速发展之势,成为一项令人瞩目的文化思潮和文化运动,被称为“第四次读经回潮”.许多学者开始从教育、文化、现代化反思和社会运动等视角探讨当代“儒经”诵读思潮兴起的原因.本研究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当代“儒经”诵读思潮在民间社会兴起的原因进行探讨.

本研究以发生在H市D区的由两个民间读经组织——鼎佳组织和华山组织——推动的“儒经”诵读活动为研究个案.2004年,鼎佳组织开始成立第一个读经机构,至今已拥有七个读经机构,并动员上千人参与到“儒经”诵读活动中,2007年,华山组织加入“儒经”诵读活动推广的行列,并扩展了“儒经”诵读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至今拥有两个读经机构,动员几百人参加“儒经”诵读活动.

本研究以资源动员理论为研究视角,以资源动员、成员动员和框架动员三个维度为分析框架,对以上个案进行研究.资源动员理论把资源因素视为影响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变量,认为社会可供给运动组织支配的资源总量的上升,促使社会运动的产生.资源因素主要包括物质资源、成员资源和话语资源(其中最主要是框架资源),因此资源动员理论即以这三个维度作为其分析框架,对社会运动进行探讨.

本研究的基本观点和内容主要如下:

第一,民间读经组织手中可支配的物质资源在不断增加.D区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提高了D区民间读经组织的外部支持者的经济实力和内部成员个人可支配的资金数量,鼎佳组织和华山组织积极动员并获得了足够的读经活动场所、资金和时间等资源,为“儒经”诵读思潮在民间社会的发起和发展奠定了必需的物质基础.

第二,民间读经组织的成员资源实力得到增强.在短短的几年内,鼎佳组织和华山组织发动了大量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再加上组织者较强的组织能力、组织成员较高的同质性、动员网络的“差序性”等特点,大大增强了成员资源的实力,为“儒经”诵读思潮在民间社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成员条件.

第三,民间读经组织的话语资源日益丰富.“传统文化热”为民间读经组织提供了有利的价值诉求话语,但传统文化话语本身的抽象性及其一定的政治敏感性,不能直接成为群体行动的动力,因此组织者又将其价值诉求话语整合成“君子务本”、“公益活动”和“振兴民族文化”等若干个简单实用的集体行动框架,此外,民间读经活动的推广者还运用了策略性话语来激发和积累被动员者的问题感、危机感和紧迫感等情感,从而强化了框架动员的效果,为“儒经”诵读思潮在民间社会的兴起和发展准备了思想基础.

第四,从民间读经活动的结果来看,尽管民间读经活动开展的时间还不长,但它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和作用.参加读经活动后,儿童和组织成员在智力水平、思想和行为方式等许多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而组织成员的文化自觉性也有了提高.

第五,本研究结果表明,当代社会可供给民间读经组织支配的资源总量——包括物质资源、成员资源和话语资源等——的上升,直接促进了“儒经”诵读思潮在民间社会的兴起和发展.当然,促使当代“儒经”诵读思潮在民间社会的兴起的因素还有社会转型、中国崛起、传统文化底蕴、政治机会结构、儒家传统复兴、教育体制的弊端等等,这些因素与资源总量的增长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共同推动了当代“儒经”诵读思潮在民间社会的兴起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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