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文学类论文范文参考 英语文学类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英语文学类论文范文参考：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学科体制化研究
2. 第二篇英语文学类论文样文：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
3. 第三篇英语文学类论文范文模板：论外国文学研究话语转型
4. 第四篇英语文学类论文范例：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5. 第五篇英语文学类论文范文格式：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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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英语文学类论文范文参考：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学科体制化研究

“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特指中国高等教育中以汉语文学(用汉语作表意代码的文学)为主要教育内容的专门教育,主要生存于中文系或文学院,不包括大学语文或文学鉴赏等公共素质教育.文学学科知识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化形象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内涵,而文学教育则为民族文化的塑型和延续提供了首要的方式和途径.20世纪初,随着现代性工程在中国的展开,汉语文学教育已然由古典时代的核心地位下降为一种专门教育,并在学科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学科知识科层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性体制.目前,该学科的教育在当前社会文化语境中遭遇了学科性的危机：学科知识边界模糊、社会功能泛化、就业适应性缩减,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全面梳理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学科体制化进程,系统分析其现代性体制在当下遭遇的问题以及内含的各种隐忧,并提出对应之策.论文共分为六部分.

绪论部分重在解析与本选题相关的基本概念,包括汉语文学教育、汉语文学专业教育、学科、学科体制等,阐述研究价值,并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文学教育的功能是汉语文学专业教育学科化的内在根据.因此,论文的第一、二章,主要以文学教育三大功能(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审美意识的升华和专业技能的训练)的实现状况为内在线索,从学术研究与专业教育的互动关系、课程设置以及专业性教学制度建立等层面梳理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历史,以厘清汉语文学专业教育学科体制的构建过程,大致包括四个时期：雏形期(1904年至“五四”前),汉语文学专业教育中新型知识内容、传授方式的出现；发展期(“五四”至1953年),英美大学体制的影响与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现代性工程；探索期(1953至1978年),政党意识形态对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知识生产、传播方式的规训；成型期(1978年至今),学科知识科层化与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现代性体制.

第三章,主要从社会需求、人才培养以及文学教育学科自身的发展等方面调查、分析以学科知识科层化为主要特征的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现代性体制内含的两大隐忧以及面临的两大困境,重点考察文学教育功能的失调现象.

第四章,立足于文学教育的三大功能,重新定位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社会学功能、知识学结构和教育学方法,从而设计汉语文学专业教育学科体制发展的对应之策.在教育学方法方面,提出在语言的游戏与想象中完成审美意识的提升、在语言文本的理解与解释中完成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在语言实践中实现专业技能的培养与提高等三大策略.

结语部分,对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未来进行展望.

通过将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学科体制化历史进行知识考古,从历史的纵深面和现实的辐射面上揭示汉语文学专业教育发展的科学内涵,科学探寻、揭橥其发展规律,认真探求其发展路径,对增强汉语文学专业教育性质、历史定位、社会文化价值的认识,丰富大文学科教育理论,推进汉语文学专业的改造实践、提高其社会竞争力都将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篇英语文学类论文样文：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

19世纪是中西互识的一个世纪,也是中西文明发生激烈碰撞与交流的一个世纪.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中,中国农业文明做出了积极回应.在这一中西互识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外交官等英译了中国文化典籍,把中国文化传到西方.至19世纪末,国情介绍性的著作越来越少,翻译作品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中西交往的历史就是一部翻译史.

本研究属于翻译史的研究范畴,但不是西方文化典籍译入史,而是中国文化典籍译出史.本文以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兼及19世纪之前和20世纪.本文分为4个板块：一、追溯19世纪前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语转译文本,目的是理清天主教传教士拉丁语、法语等译本及其与英语转译文本的关系,为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寻找源头；二、弄清了19世纪传教士、外交官等英译中国文化典籍的动机与目的、译本面貌、翻译策略、翻译思想,耶儒道之间的比较与交流、翻译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在“中学西渐”中所起的作用,等等；三、提出并厘定了“侨居地翻译”概念,对侨居地翻译的主体身份、文化心态、主客文化、中国文化传播与定位,以及与殖民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四、理出了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走势：从世俗化翻译到学术化翻译.特点有：译者身份多样化、译本趋向电子化、翻译理论繁荣发展等.在这4个板块中,重点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通过研究,梳理出了以译者为中心的两条主线：传教士英译中国儒道典籍和外交官英译中国文学典籍,以及两条副线：期刊上刊登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作品和汉英词典中的翻译.

新教传教士和外交官的翻译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两条主线.由于19世纪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渠道不畅,新教传教士的翻译主要集中在《三字经》、“四书”等,在西方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价值和成就不大.下半期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出现*,儒释道三家的主要典籍都被成了英语,有些典籍还不止一种译本.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传教服务,译本有耶儒道融合的痕迹,学术研究价值巨大.同时也出现了汉学研究的苗头.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思想,译者多采用汉英对照和厚重翻译.外交官出于认识中国的目的,在19世纪上半期比较关注中国的流行作品,从中把握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道德品质、精神气质等,为开展贸易和殖民中国服务.译文注重信息传递,文学性和可读性稍差.下半期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都是中国一流的作品,目的是让西方人明白,中国是-个文明国家,其文明程度处在欧洲中等水平(翟理斯语).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翻译的立意和文学性都高于上半期.外交官和传教士退休后都成了汉学家,其翻译与汉学研究并重,为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奠定了基础.

期刊上的典籍英译作品和汉英词典中的翻译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两条副线.期刊上刊登的翻译以蒙学典籍和文学典籍为主,目的是想通过这两类译著介绍中国的教育和社会现状,进而为传教和汉学研究服务.期刊分国内和国外两种,译者是侨居在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官等,他们的翻译和观点影响了英美读者对中国的看法,以及英美对华政策,在中西交往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汉英词典主要译自《康熙字典》和中国其他学者编写的字典,其中夹带有大量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译例,无形中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学习汉语和英译中国文化典籍时必须借助这些汉英词典,对其翻译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

本文提出“侨居地翻译”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界定,研究了侨居地译者的文化心态、合作翻译、赞助出版、文化传播等.结果发现,译者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越能理解中国文化,殖民心态也越弱.在翻译上,强调两种文化的共性,有融合中西文化的倾向.从效果上看,融合翻译的混杂性易产生“第三空间”,并在学术上有所创新.此外,还提出了典籍翻译理论研究要以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实践为基础,以经文辩读作为方法论,借鉴西方现代译论中宽阔的视野和思辨精神,融合现有典籍翻译理论,形成有理论体系的典籍翻译理论.

本研究将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放到中西文明史的框架中去考察,发现翻译实际上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对它进行研究不仅可为中英或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等提供借鉴,甚至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有促进意义.此外,希望本研究对翻译学科建设、典籍复译,以及整个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史都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第三篇英语文学类论文范文模板：论外国文学研究话语转型

本文是对1978年以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学术历程的整体性回顾和反思.所谓“整体性",,有两重指向：其一,本文考察的对象不是各国别、各语种的研究历史,而是作为整体的“外国文学”的学术历程.其二,本文的目标不是面面俱到地梳理这一时期的学术得失,而是力求清晰呈现这一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话语模式的变与不变.

本文聚焦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百年历史当中的一个时段,即1978—-2010年之间,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变迁的背景下,以五家权威的综合性专业学术期刊——《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为主要考察范围,通过梳理这一时段内理论研究、作家作品研究模式及期刊话语热点的变化,勾勒外国文学研究学术话语转型的过程,揭示转型过程的复杂、多样与矛盾,探讨不同阶段外国文学秩序的建构过程,以及话语转型的学术史意义.

本文认为,外国文学研究属于话语建构和话语实践活动,对于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反思应当充分借鉴话语分析的视角和知识考古的方法.因此,本文虽然在学术史的框架内展开论述,以史的梳理为要旨,必要时也会深入讨论,将某些话语热点还原至更大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结合这些话语在历史语境中的生成、运作过程,考察本学科相关话语实践的独特性,进而思考外国文学研究对于中国文化主体的建构作用.

论文主体为四章.第一章简要勾勒“前史”,描述了“五四”时代到1978年之前外国文学研究话语模式的变化过程.论文认为,从晚清到民国,不同知识群体通过各有侧重的外国文学译介共同建构了众声喧哗,多元共生的外国文学话语,为转型期中国文化的重建提供了参考；50—70年代,在一元独尊的阶级斗争话语系统中,学界确立了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特色的外国文学新秩序.

第二章梳理1980年代外国文学话语重建和转换的过程,以1985年为界,将1980年代分为前后两段.论文指出,经过前期的论争与磨合,人道主义话语和现代派话语代替“十七年”话语传统,成为外国文学研究的主流话语,1980年代后期基本形成了重视19、20世纪西方文学、重视西方当*论话语的外国文学新秩序.与此同时,阶级分析话语模式虽已淡出,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模式依然是社会历史批评,形式审美研究呼声渐高,但并未形成规模.

第三章回顾1990年代以来西方话语强势凸显的过程,以及学界对西方话语所表达的质疑.通过对比1990年代与1980年代在理论引介、作家作品研究视野上的异同,呈现西方当*论对外国文学研究模式日渐深入的影响；剖析“殖民文学论争”、“全球化与民族化”、“理论”三次重要论争所折射的学科困局与问题意识.

第四章描述新世纪以来外国文学研究模式多元化的态势；概括理论退热、文化转向对于外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及其在批评实践中的表现；并通过批评个案详析新时期以来外国文学研究话语的转型过程；最后评析几种本土批评话语建构的价值以及建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四篇英语文学类论文范例：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能,它反映了大学的办学理念和管理特色.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高等教育模式的引入,并逐渐形成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两大特性.外语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受到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人才培养理念、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和校园文化等方面形成自身特点,培养出大批优秀外语专业人才,为近现代中国众多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深入研究近代大学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制度建设以及办学成效,有利于总结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有益经验,加深对大学人才培养规律的认识,对于当前中国大学外语人才培养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论文从通识教育的视角,围绕外语专门人才培养的主题,系统考察和分析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理念、模式和保障制度的变迁、总结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与规律,为当今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简要论述论文选题的缘由与意义、界定相关概念,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厘清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章探讨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理念嬗变.从洋务外语学堂的“中体西用”人才观,到清末确立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办学宗旨是理念演变的第一阶段.民初《大学令》提出“硕学闳才”的教育宗旨是第二阶段.到二十年代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理念的输入是第三阶段.1938年共同必修科目表的颁布与推广,标志着通识教育理念的最终确立.第三章具体考察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对不同大学组织模式的外语专业人才培养要素(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课外活动和师资队伍)进行论述,阐明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框架.第四章探究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制度保障,论述教学管理制度和师资管理制度对外语专业教育的作用与影响.第五章以清华大学外文系教育模式为个案,探讨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模式及实施特点.第六章是成效分析.从五个职业领域探讨外语专业人才的成就与特点,并剖析其成才原因.第七章为理论探讨.运用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阐释制约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归纳其在人才培养理念、课程设置、师资队伍以及校园文化等方面的特点,为当今大学外语人才培养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通过历史考察与理论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教育是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它注重通识教育,适应了近代社会发展需要,是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在教育理念与培养模式上,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教育经历了从培养“中体西用”专门人才到培养“会通中西”人才的变革过程,最终形成通才教育的模式.通过文理兼习的共同必修课与以文学课程为主的专业课相结合,以及营造人文教育氛围,达到培养知识面宽广、人文素养深厚的外语通才的目的.

第三,在教师选聘和教学管理方面,采用教师聘任制、导师制、教师兼课制和教授学术休假研究制,实施选科制、学分制、评价制度和转学转系制,为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高水平教师队伍和制度保障,促进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

第四,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教育人才辈出,通识教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识教育理念拓展了大学外语专业教育的发展空间,通才教育模式为外语专业学生成才奠定了基础,高水平的大学外语师资队伍为外语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五,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历史启示在于：大学外语人才培养应以人文通识教育为基础,“通”、“专”结合,加强“通识”师资建设,改进通识教育课程结构,构建以文学和文化类课程为主的专业课程体系,完善教学管理与评价制度,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促进外语专业人才的全面发展.

本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从通识教育的视角,系统考察中国近代大学外语教育理念嬗变的轨迹,以及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变迁,有助于认识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教育的发展趋势；第二,通过实证研究,凸显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教育特色,揭示通识教育的重要作用；第三,总结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的群体特点,分析其成才经验,对当今改革和完善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五篇英语文学类论文范文格式：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从传播学理论出发,以译介学为理论支撑,以莫言英译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为例,探讨中国翻译文学“走出去”有效译介模式,以实现其在译入语文化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的传播.

译介学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不是简单的文字或文学翻译而是文学译介,“译”即翻译,“介”的主要内容是传播.翻译文本的产生只是传播的开始,在它之前还有选择译什么怎么译的问题,在它之后还有文本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译本的接受和传播受到国家外交关系、意识形态、诗学、翻译规范、赞助人、翻译政策、读者期待、传播渠道等因素的制约.文学译介要考察的不仅是翻译文本是否达到目标语国家的语言要求、文本内容是否符合目标语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更要看文本的传播各环节是否有效,传播往往是文学译介成功如否的关键.如何实现有效传播一直是传播学研究课题,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对传播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总结,明确了传播过程模式和要素,是传播学理论经典,对实现有效传播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拉斯韦尔传播模式认为传播均由“谁”、“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什么效果”即“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途径”、“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五大基本要素构成.文学译介是文化传播行为,同样包含拉斯韦尔传播模式的五大要素,将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应用到文学译介,即是包含“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五大要素的译介模式,对中国翻译文学的译介主体、内容、途径、受众和效果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探索中国文学“走出去”有效译介模式.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国家战略,译介中国文学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途径之一.通过翻译中国文学促使中国文化“走出去”一直是国家努力实现的目标.当前,一方面,西方文化霸权严重影响着中国国际形象和威胁着中国文化安全,中国文化迫切需要“走出去”,国家投入了巨大财力译介中国文学,设立了“中国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出版工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等数十个重大中国文学译介项目工程,但是中国文学译介项目作品域外接受不佳、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逆差严重,中国文学向西方的译介一直步履维艰,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译介效果.中国文学“走

出去”译介理论研究成为时代要求,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国内对中国翻译文学在国外传播研究相对滞后.译介学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已开始关注中国文学对外“译”与“介”的问题,然而该研究只是在外汉译“译入”研究数十年后的今天,在谢天振、许钧、吕敏宏、潘文国、*娟等翻译研究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推动之下才日益成为国内翻译研究热点.本论文研究契合了国内外研究热点、顺应了时代要求,首次提出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极具创新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论文采取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传播学理论出发在译介学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文学译介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矛盾进行客观地分析和研究,厘清中国文学译介困境的实质.论文通过对莫言英译作品不同类型受众的问卷调查、借用国外EBSCO、WORLDCAT、OCLC等搜索系统、直接联系莫言作品出版机构等方法挖掘如*莫言作品世界图书馆馆藏量、莫言英译作品发行量、美国主流媒体莫言提及率等数据,在这些数据基础上进行推导、演算、分析、解释和判断,总结莫言英译作品“走出去”的经验和教训,就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模式提出不同的观点,针对这五大译介要素所提出的观点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具体内容为：

一、译介主体：中国文学译介主体应该采取以非官方学术机构为平台和桥梁,中外合作译介主体模式,即国外汉学家或学者与中国学者优势互补,合作翻译,以西方汉学家为翻译主体,以精于中国文学翻译的中国学者为中文向导和翻译辅助,双方取长补短的模式.

二、译介内容：中国文学译介内容模式应该是所选作品应避免与译入语意识形态诗学正面冲突、既具备世界文学的普适性又具有中国文学的异质性、基于古代文学侧重现当代作品、所选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模式.

三、译介途径：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途径应采取加强国内外出版机构多种形式合作、加强优秀文学作品影视拍摄、利用国外书刊杂志媒体宣传、利用国际书展等国际销售平台、引入文学*人制度、利用国际学术平台、增加政府对海外翻译家资助等多渠道译介途径模式.

四、译介受众：中国文学“走出去”应确立以受众为中心、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并重、契合西方受众期待视野审美意识,顺应其心理效应、顺应西方语言习惯、采取民间姿态等译介受众模式.

五、译介效果：中国文学译介应该重视译介效果,科学制定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模式,遵循传播规律,才能取得译介效果.

就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化传播问题,歌德总结了翻译文学进入译入语文化的三个阶段,即让翻译作品披上译入语文化外衣的起始阶段、吸收源文本思想将其伪装为译入语思想加以传播的渐进阶段、译文与原文完全一致的全译阶段.中国文学向西方的译介还处在最初尝试的第一阶段,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国际上还是处于弱势地位,这些都决定了中国文学“走出去”所选译介模式重点考虑的是译入语语言文化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翻译文学对译入语世界普通读者的可接受性,帮助中国文学在译入语国家渐渐形成稳定的持久场域.针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所提出的译介模式结论是具有开放性的,随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文化和文学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研究的不断加深拓展,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会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检验、调整、改变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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